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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版有约] 我是“荣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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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24 23: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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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梦死醉生 于 2017-12-24 23:24 编辑

(梦死醉生/文)
       我出生在甘肃省秦安县的一个农村,80后。1984年我出生,哥哥那年演绎了电视剧《侬本多情》。上中学时是90年代,那时候学校刮着偶像风,我那时很喜欢刘德华。后来2002年上了大学,随着观看影片欣赏能力的提高和歌曲鉴别能力的提升,开始喜欢张国荣。我真正痴迷哥哥,其实是在他离世后。当时他的事情,震动了整个娱乐界。我从那时起才开始认真看他的影片,反复听他的歌。玩游戏用户名用他的歌曲《梦死醉生》歌名。2006年我大学毕业到一家电厂上班,后来因为上班闲暇时间多,拜了周易师傅学习周易预测学。2009年进入网络算命论坛,注册时我仍然用的“梦死醉生”这个网名,2016年我的易学著作《卜筮卦稿》面世,我笔名仍然用的是“梦死醉生”。而且,我在书的序言中对笔名进行了解释,这个笔名是为了纪念我的偶像张国荣先生。下面,我就从哥哥的生平大事说起,逐渐展开剖析哥哥传奇瑰丽的一生!


  一九五六年出生的张国荣原名张发宗,属于战后“婴儿潮”的一代,父亲张活海是洋服专家,早在上世纪三○年代已于香港的中环开设洋服店,售卖的款式都是当时好莱坞(Hollywood)最新的时尚,因此特别受到影剧界艺人欢迎,著名导演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演员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威廉·霍尔登(William Holden)等也曾专程光顾。这不单是张国荣童年的家庭背景,也是影响他日后生活的先机,例如出入家庭和店铺的都属于中上层的名人,自少便养成他那份独有的世家子弟风范,此外,家族生意的因缘,也造就他敏锐的时装触觉,以至舞台上大胆破格的形象设计。一九七一年张国荣孤身往英国留学,从中四的程度插班开始,其后升读利兹大学(Leeds University),攻读纺织及时装,准备将来继承父业;但后来由于父亲病重,他便停学回港,并于年参加由香港丽的电视举办的“亚洲歌唱大赛”,凭一曲American Pie获得亚军。之后加入电视行业,开展了在丽的电视的演艺生涯,主演的剧集包括《浣花洗剑录》、《浮生六劫》、《对对糊》、《甜甜廿四味》等,另外也主演过香港电台电视部制作的单元剧,如《屋檐下》之《十五十六》、《岁月河山》之《我家的女人》等。可惜由于丽的电视在香港的广播业上一直处于边缘弱势的位置,因此,张国荣主演的剧集未能为他带来广大的注意,但这些演出的磨炼,却也奠立了他日后电影角色的原型,例如反叛的青年形象、带点异质情愫的坏孩子。银幕上的稚嫩或许未能令他大红大紫,但独特的气质与型格、略带棱角的脸孔与性情,已深深蕴藏他日后从事电影工作的种子。
  七○年代后期,张国荣除了在丽的电视的综艺节目中演唱外,也曾灌录两张英文细碟ILike Dreaming、Day Dreaming,及一张中文碟《情人箭》,但反应和销量均不如理想,唱片公司也没有再跟他续约,这是他唱片事业坎坷的低潮。电影方面,他出道不久即被骗拍下一部三级艳情片《红楼春上春》,惹来劣评如潮,更严重打击了他的自信心及电影事业。踏入八○年代初,尽管他仍可在大银幕上演戏,如《喝彩》、《失业生》、《柠檬可乐》、《烈火青春》等,但总是被分派并不讨好的角色。跟他同期出道的陈百强常常担演清纯的学生,相比之下张国荣演的不是边缘少年便是游戏感情的骗子,因此招来传媒与观众对他的责难,认为他本人就是角色的化身,其中由谭家明导演的《烈火青春》,更因触及社会青年男女情欲的禁忌话题而被指意识不良、毒害青少年,导致电影被禁、重检及删剪,而一些矛头也直接指向张国荣的演出——现在回首重看当时的争拗和影片,总发现是谭家明和张国荣走得太前,落后的群众未能接受,而这部在日后被誉为经典的作品,在当时未能为张国荣带来正面的成果,这仿佛是一种“时代”的错置。
  八○年代可说是张国荣演艺生涯的璀璨时期。流行音乐方面,他在一九八二年加入华星唱片公司,由黎小田监制唱片,连续推出大碟《风继续吹》、《一片痴》等,其中一曲Monica更唱至街知巷闻,他特别设计的舞步和手势,不但成为招牌动作,更是不少青少年争相模仿的对象。其后他陆续推出《为你钟情》、Stand Up等,一方面不断拓阔歌路,一方面又以跳跃动感形象为主,加以“华星唱片”是香港无线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的附属机构,强势电视台音乐节目的出镜率,令他成功地吸纳了不同年龄和阶层的歌迷。一九八七年张国荣毅然离开“华星唱片”,转投“新艺宝”,在拓展歌唱事业之余,也锐意开展电影的演出,这个时期他推出大碟Summer Romance’、Virgin Snow、Salute、Final Encounter等,评价既高,亦广受欢迎,其中的歌曲如《无心睡眠》、《想你》、《沉默是金》等,更不断攀升各电台、电视播放率的“龙虎榜”,同时成为当时的年度得奖作品,这时候他也开始进攻台湾的唱片市场。电视方面,虽然不是他的主力所在,也在这个时段替TVB拍摄了《侬本多情》(1984)及《武林世家》,前者延续他早期反叛情人的形态,却去除了青涩的稚嫩,步入成熟的韵味;后者的古装造型,开启了他其后书生和侠士的角色路线。电影方面,八○代后期,张国荣已经开始创造不可取替的经典人物,如一九八六年《英雄本色》中正义而冲动的警察宋子杰、一九八七年《倩女幽魂》中的憨直书生宁采臣、《胭脂扣》里风流倜傥的十二少,这是他电影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值得一提的是,八○年代也是张国荣广告的丰收期,他先后共接拍了三个广告,第一个是由黄操刀的“大家乐”快餐店宣传,标志着“快餐自取食物”的文化已经成为香港人生活的模式;第二个是Konica菲林广告,一句“K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更成为张的标签;第三个是国际品牌“百事可乐”,张是香港第一代“百事巨星”,由于他前卫新潮的形象十分配合这个商品所谓“The Tasteofa New Generation”的要求,因而被邀成为继美国歌手迈克 杰克逊(Michael Jackson)之后,也是首个华人的“百事巨星”。
  八○年代是香港流行音乐的黄金岁月,不但有实力的歌手辈出,而且唱片业蓬勃,唱片销量直线上升,各大电台及电视亦全面热烈广播,DJ文化、白金唱片、新秀歌唱大赛等,都是当时掀起的热潮,罗文、梅艳芳、张国荣、谭咏麟,还有徐小凤、林子祥、陈百强、关正杰、甄妮,等等,都是当时得令的歌星。然而,发展带来竞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莫过于“谭张之争”——谭咏麟自七○年代温拿乐队解散后作单人发展,至八○年代时已储积了一定的成就及广大的歌迷,及至张国荣以一曲Monica平地一声雷之后,短短数年间(1984—1988)声望直迫谭咏麟,无论是演出的机会、唱片的销量,还是得奖的项目、大众的嘉许,张国荣都有后来居上之势,加上他的日本风、跳舞歌及西化形象,更越来越受到年轻一代的追捧,因而逐渐形成恶性竞争的局面,难怪填词人黄曾经戏称“谭张之争”是“一个张国荣追赶谭咏麟的游戏”。可是,谭张二人并没有在公开场合显示竞争或排斥的姿态,斗争剧烈的是他们的两派歌迷,尤其是谭咏麟的支持者,每逢有张的演出都会前来捣乱、喝骂、叫嚣,致使张的歌迷又做出相应的对抗行动,加上传媒的煽动,终演变成势成水火的难堪局面,最后张的唱片公司更被人恶意破坏,而他本人又收到邮寄的香烛冥镪,致使张萌生退隐的念头。一九八八年,谭咏麟在香港电台主办的“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宣布不再领取翌年所有乐坛奖项,但两派歌迷的争斗仍没有因而偃旗息鼓,张国荣仍不断受到攻击,真正的停战是要待到一九八九年张正式宣布退出音乐事业不再演唱时,才能终止,亦在这个时候,张国荣的歌迷会正式解散。观乎这场斗争,可以看出八○年代香港的偶像文化,当时年轻人是人口结构中重要的构成部分,流行文化的产品也拥有庞大的市场和利润回报,歌迷之间的斗争正可体现大众媒介渗入生活的力量,这种力量正逐步代替了传统家庭、学校,甚至宗教的凝聚。
  一九九○年一月,张国荣正式“封咪”告别乐坛,并且移民加拿大,在这期间,他专注于电影演出,于一九九○年主演《阿飞正传》、一九九三年主演《霸王别姬》,缔造了他演艺事业的第二个高峰。前者的“飞哥”形态,象征了香港那个飞扬跋扈的年代精神,也成就了王家卫的艺术领域,张凭此片荣获“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至于后者,“程蝶衣”的风华绝代也使全球注目和惊艳,日后一直使人念兹在兹,而他亦凭此而赢得“日本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的男主角奖。除此之外,喜剧如《家有喜事》、《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武侠类型如《白发魔女传》、《东邪西毒》,剧情片如《金枝玉叶》、《夜半歌声》,等等,更尽情挥洒了张国荣演艺的各样可能性,他不但宜古宜今,而且亦正亦邪,既能悲愤无奈,又可嘻哈跳脱。这种多元的塑造,到九○年代末期及千禧年,更由电影的类型变化落入角色人物内在的探索,演活或因金融风暴而一败涂地的单亲爸爸(《流星语》),或因精神异常而陷入心魔纠缠的杀手(《枪王》)及病患者(《异度空间》),这是张国荣电影事业的第三个高峰。
  流行音乐方面,张国荣于一九九六年宣布复出,照例惹来传媒的非议、公众的议论,但他处之泰然,仍旧坚持自己的想法,于一九九六年底至一九九七年间举行二十四场“跨越演唱会”,会上以红艳的高跟鞋配唱一曲《红》,以男男的探戈舞步掀开舞台上性别流动的异色景观;同时又以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现场送赠两位挚爱的人:母亲及唐鹤德,宣示了性向,这些表现再度引起公众哗然,但同时亦建构了不朽的舞台传奇,并引发其他歌手相继模仿,例如刘德华演唱会上的“小凤仙装”、郭富城与谢霆锋的黑色长裙,等等。这个时期,张国荣出版了《红》、《陪你倒数》、《大热》、Crossover(与黄耀明合作)等唱片,一方面参与幕后的制作,如作曲、监制及音乐录像的拍摄,一方面试验多种类型的歌曲风格,甚至挑战社会禁忌,演绎具有争议的题材,远离大众通俗的、商业的主流,力求在流行的制式里强调个人的元素,例如《左右手》的同**、《这么远、那么近》(与黄耀明合唱)的男色凝视、《怨男》的男性主体、《我》的自我宣言,等等。二○○○年张国荣获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的“金针奖”及TVB“十大劲歌金曲”的“荣誉大奖”,同年他举行“热·情演唱会”,邀请举世知名的法籍时装设计师让·保罗·高缇耶(Jean Paul Gaultier)负责舞台服饰,以一头长发、一身结实的肌肉配衬充满雌雄同体玩味的装扮,进一步撕开性别的枷锁,将男性的阴柔美推向艺术层次。同样,这样前卫大胆的意识尽管受到不少观众的击节赞赏,但仍免不了遭受香港传媒肆意的抹黑和毁伤,张的心情跌至谷底,并声称以后可能不再演唱。其后“热·情演唱会”作世界巡回演出,获得海外媒体广泛的报道及高度的评价,二○○一年载誉于香港及日本重演,成为他离逝前最辉煌灿烂的舞台风景。二○○三年四月一日,正值香港SARS流行疫症期间,张在中环文华酒店二十四楼跃下自杀身亡,结束了他四十六年跌宕起伏、光芒夺目的生命,却留给这个城市凄风苦雨的无尽哀伤!


  张国荣的生命联系着香港流行文化及历史的盛衰起落,亦唯独是像香港这样不完整的殖民地,才能孕育出像他这样的演艺者。从六○年代流行音乐及时装的西化开始,便已注入于张国荣的风格和内涵,所谓“番书仔”、唱欧西流行歌曲、看外国电影及时装杂志、穿喇叭裤、梳“飞机头”,等等,不让许冠杰与罗文等前一代的歌手专美,张国荣披在身上,更散发一股桀骜不驯的反叛气息,而且富于现代感,比拟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八○年代是香港商业经济起飞的时段,也是流行文化及电影的光辉岁月,张的乘时而起,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形势造就了他的机缘,但也是他的参与和建立,才令香港流行文化的体系与光环得以完成。从“丽的”到“无线”,从“华星”到“新艺宝”,一方面见出他跨越媒体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七八十年代的电视风云,以及八九十年代唱片工业的转型。此外,从谭家明、徐克、吴宇森,到关锦鹏、王家卫、陈凯歌、陈可辛,等等,从香港的新浪潮到中国内地的第五代电影,他合作的导演横跨了时间和地域几个世代的变迁,从他演绎的故事与人物,体认了香港电影工业从实验期、成熟期、本土化,过渡至商业化、类型化,以至艺术的提炼、国际的认同,最后落入转型期、衰退潮及北移的策略。有时候,总觉得张国荣是幸运的,他成长和成熟于香港芳华正茂的时刻,能遇上众多优秀的导演,因而推动一个又一个的演艺高峰;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也是张国荣的表演才华,成就了这些导演作品的艺术层次,相信没有人能够想象没有张国荣的《阿飞正传》、《胭脂扣》、《霸王别姬》等会是怎样的?!因此才有人说,在“王家卫镜头下的‘阿飞’,其实是‘张国荣化’了” 。李正欣也指出:“张国荣的演艺生涯与时俱进,可算是这个城市的倒影。”又说:他的一生“不但反映了香港本土文化的转变,也标志香港这个城市兴旺的一段历史。”每个年代,张国荣都为我们留下记忆——八○年代的日本风挟着日剧与“红白歌唱大赛”疯魔香港人,张国荣为我们跳动《拒绝再玩》(玉置浩二作曲)与高唱《共同渡过》(谷村新司作曲);一九八七年“中英草签”,张在《胭脂扣》里演出“五十年不变”的爱情承诺与幻灭;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他又在《春光乍泄》里反复念着“不如从头开始”的游戏,恍若历史的魔咒;千禧年前夕金融风暴横扫各行各业与各个阶层,在市道低迷之下他以港币一元的片酬接拍《流星语》,支持香港的电影工业,同时也记录了经济滑落下中产阶级的苦况;就连他的死亡身影,仍牵引这个城市疫症的命脉, SARS的时代创伤与他已是血肉相连。
  曾经有人问起:何以“香港”能孕育出像“张国荣”这样特殊异质的演艺者? 或许这问题可从两方面谈起,张国荣的演艺事业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他告别乐坛而又再复出演唱作为分水岭,前期的特征如前所述,是跟香港的城市经济、现代西化及流行文化的发展扣连一起;而后期则逐渐体现了特殊的异色景观,却与香港的性别运动紧密联系。如果说前期的张是以一个“异性恋”的坏情人姿态建立自我、吸纳市场、凝聚观众的视线,那么后期的他却是性别多元的现身,而且走向非常激烈开放的地步,对于这种转变,张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他曾经说过,早在一九八一年的时候,导演罗启锐为香港电台电视部拍摄李碧华同名小说改编的单元剧《霸王别姬》,有意邀请他担演“程蝶衣”一角,虽然当时他已十分喜欢这个角色,但碍于偶像歌手的身份而未能接拍,十年后陈凯歌开拍电影《霸王别姬》,基于心态与时间的改变,张才接下这个演出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两个重点,一是歌手受制于形象市场的考虑而不得不作出的妥协,二是这个歌手身上所反映的性别光影,何以十年后张国荣可以抛开顾虑演出程蝶衣的角色?或许问得深入一点,何以九○年代的张国荣可以展现他在八○年代未能释放的性别能量?相信除了个人的因素,如心态的转变、“偶像歌手”身份的剥褪、进入殿堂后可以随心所欲等等之外,还有香港性别运动与历史的背景因缘。
  同志文化研究者周华山和赵文宗认为,香港本土文化在西方殖民资本主义及工商业体系的深层结构中,七○年代是“同性ai”孕育的始端,原因是战后出生的一代接受殖民教育,西化思潮比任何前代都要深刻,香港的身份及其伴随而来的“性别身份”也逐渐成形;此外,香港媒体自七○年代的普及,也助长了性别空间的延展,踏入八○年代,一群海外留学的知识分子陆续归来,直接参与本地的文化建构,或从事写作(如小明雄、迈克、林奕华和魏绍恩),或创立艺术表演团体(如一九八二年成立的进念·二十面体),或经营同志消费文化(如一九八七年开幕的 Disco Disco),或推动同志社会运动(如一九八六年成立的香港十分一会),这些蓬勃的景象到了九○年代更急速递进。其中八○年代发生的“麦乐伦事件”,更促使香港政府于一九九一年修改法例,正式通过“男同性性行为非刑事化”;尽管非刑事化之后,香港同志享有的空间依然有限,同性伴侣仍旧没有结婚和领养儿童的权利(江绍祺),但在争取平权上,已迈开了第一步。在依然禁忌的社会环境及媒体偏见的目光下,香港的同志文化在各方面正逐步开展,尤其是演艺界的酷儿声音,更被不少同志运动者及团体视为一个重要的策略位置,其中以关锦鹏于一九九五年在纪录片《男生女相》中的出柜宣示影响最为深远,不但鼓励了社会上一直处于弱势的同志社群,同时也为敏感的演艺行业开辟了现身游走的缺口,而张国荣于九○年代中期的性别姿态,也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催生而成的。当然,张不是第一个先驱者,在他之前,早有妖娆的罗文在舞台上以劲歌热舞演绎男人的妩媚、在京剧折子戏里反串“贵妃醉酒”,另外还有乐队组合达明一派唱述《禁色》、《忘记他是她》、《爱在瘟疫蔓延时》等同性压抑的心声。所不同者,是张国荣承受的攻击比前面任何一个先行者都要沉重和庞大;然而,他在舞台上、电影里的性别易装,在访问里的双性宣言,在日常生活中对同志情爱的专注,等等,对香港及海外华人的同志圈层来说,无疑是建立了一个华美的典范——如果真的要问为何“香港”能孕育张国荣这样的生命奇葩,可以说是这个地方的西化殖民背景、没有国族身份包袱的轻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以及漫长而崎岖的性别运动抗争等,这些孕育的土壤,当遇上具备演艺才华和自我主体的张国荣的时候,便开出了惊世骇俗的奇花!是的,张国荣从来都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人物,他既能在事业的高峰淡然引退,在一片争议的声音中毅然复出,在传媒攻讦的镜头下踏上台板,上演幕幕颠覆主流保守思想的雌雄同体,最后以抑郁的死结在SARS弥漫的空气中坠下,这一切都使他“异”于常人,是异禀、异见、异色和异能!
    文末最后,祝哥哥张国荣在天堂永远宁静快乐!南无阿弥陀佛!——马亚顺丁酉仲冬于西电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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