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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希晴

论语别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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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10:2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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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朋友的上帝

下面讲到学问态度,那就更妙了。引用了孔子的话: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讲到这里,说句笑话,朱文正公及有些后儒们,都该打屁股三百板,乱注乱解错了,所以中国文化,给自己人毁了。我们怎么看出来的呢?不知道诸位是否跟我一样都见过的,清朝末年,老一套的学者,大体上许多都是这样的,他们读了这句“君子不重则不威”的书,就照宋儒他们的解释学样起来,那样子,用现代的话来讲,对于年轻人真是“代沟”。那时老头子们在那里谈笑——你不要以为老头子们谈笑会有第二个方式,还不是一样谈饮食男女,人事是非。再不然就谈调皮话,不管他学问多高,都是人嘛!人很普通,都是一样。可是那些老头子明明正在谈笑不相干的事,看到我们年轻人一进去,那个眼镜搁在鼻尖上,手拿一根烟筒的老头子,便蹩起嗓子道:“嘿!你们来做什么?好好念书去!”一副道学面孔。他们认为对年轻后代要“重”,可是他们不知道“重”是怎么解释,以为把脸上的肉挂下来就是“重”,为什么呢?“君子不重则不威”,硬要重,“学则不固”,不重呀!学问就不稳固了。

接着“无友不如己者”,照他们的解释,交朋友不要交到不如我们的。这句话问题来了,他们怎么注解呢?“至少学问道德要比我们好的朋友”。那完了,司马迁、司马光这些大学问家,不知道该交谁了。照他这样——交朋友只能交比我们好的,那么大学校长只能与教育部长交朋友,部长只能跟院长做朋友,院长只能跟总统做朋友,当了总统只能跟上帝做朋友了?“无友不如己者”嘛!假如孔子是这样讲,那孔子是势利小人,该打屁股。照宋儒的解释,那么下面的“过则勿惮改”又怎么说呢?又怎么上下文连接起来呢?中国文化就是这样被他们糟蹋了。

事实上是怎么说的?“君子不重则不威”的“重”是自重,现在来讲是自尊心,也就是说每个人要自重。“君子不重则不威”,拿现代话来讲,也可以说是自己没有信心,今天中午有一位在国外学哲学的青年,由他父母陪来找我,这青年说:“我觉得我自己不存在。”我说:“你怎么不存在?”他说:“我觉得没有我。”我说:“现在我讲话你听到了吧?既听到了怎么会不存在呢?根据西方哲学家笛卡儿的思想,‘我思故我在’,你能够思想,你就存在,你怎么没有?”他说:“没有,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行。”我说:“你非常行,比任何人都行。”事实上这个孩子是丧失了自信心,要恢复他的自信心就好。

我们要知道,人都天生有傲慢,但有时候,对事情的处理,一点自信都没有,这是心理的问题,也是大众的心理。比如交代一个任务给诸位中间任何一人,所谓“见危授命”,你有时候会丧失了这个信念,心理非常空虚,在这地方,就须要真正的学问,这个学问不是在书本上,这就是自重。所以一个人没有自信也不自己重视自己,不自尊,“学则不固”,这个学问是不稳固的,这个知识对你没有用,因此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人格,自己的信心来。

那么“无友不如己者”,是讲什么?是说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不要认为任何一个人不如自己。上一句是自重,下一句是尊重人家。我们既然要自尊,同时要尊重每一个人的自尊心,“无友不如己者”,不要认为你的朋友不如你,没有一个朋友是不如你,世界上的人,聪明智慧大约相差不多,反应快叫聪明,反应慢就叫笨。你骗了聪明的人,他马上会知道,你骗了笨人,尽管过了几十年之久,他到死终会清楚的。难得有人真正笨到被你骗死了都不知道的,这个道理要注意。

所以,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人与人相交,各有各的长处,他这一点不对,另一点会是对的。有两个重点要注意的:“不因其人而废其言,不因其言而废其人。”这个家伙的行为太混蛋了,但有时候他说的一句话,意见很好。你要注意,不要因为他的人格有问题,或者对他的印象不好,而对他的好主意,硬是不肯听,那就不对了。有时候“不因其言而废其人”,这个人一开口就骂人,说粗话,你认为说粗话的、土包子,没有学问,然后把他整个人格都看低了。这都不对,不能偏差,“无友不如己者”,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我们应该用其长而舍其短,所以“过则勿惮改”,因为看到了每一个人的长处,发现自己的缺点,那么不要怕改过,这就是真学问。

据心理学的研究,人对于自己的过错,很容易发现。每个人自己做错了事,说错了话,自己晓得不晓得呢?绝对晓得,但是人类有个毛病,尤其不是真有修养的人,对这个毛病改不过来。这毛病就是明明知道自己错了,第二秒钟就找出很多理由来,支持自己的错误完全是对的,越想自己越没有错,尤其是事业稍有成就的人,这个毛病一犯,是毫无办法的。所以过错一经发现后,就要勇于改过,才是真学问、真道德。

那么,我如何来证明这个“无友不如己者”是这样解释呢?很自然的,还是根据《论语》。如果孔子把“无”字作动词,便不用这个“无”了。比如说,下面有的“毋意”、“毋我”等等,都用这个“毋”字。而且根据上下文,根据整个《论语》精神,这句话是非常清楚的,上面教你尊重自己,下面教你尊重别人。过去一千多年来的解释都变成交情当中的势利,这怎么通呢?所以我说孔家店被人打倒,老板没有错,都是店员们搞错了的,这要特别修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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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10:2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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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瓜者

下面一节,等于一个结论: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古人对于这一句的解释,我也有点意见。拿孝道来讲,过去讲中国文化的孝道,本来很重要,我们看历史上给皇帝的奏议,常有“圣朝以孝治天下”这句话。等于是宪法的基础精神,过去我们没有“宪法”这个名称,但是有这个精神——宪法的哲学精神,以孝道为基础、作中心。所以过去的皇帝,权倾天下,一到内宫,见到母后,皇帝也要跪下来,皇太后对什么事讲一句不应该,皇帝就非改不可。(但是出了内宫,母后则不能干政。)固然,我们向来以孝治天下,但硬拉上了作解释,也是不对的,古人就解释“慎终追远”是孝道。所以过去在大陆,人家大厅里的祖宗牌位上面,总是“慎终追远”四个字,这就是因为古人解释“慎终追远”只对孝道而言的。他们解释:慎其终者,是说对过去了的,死了的先人,我们要怀念他。“民德归厚矣”,他们解释,如果大家都能孝顺父母,孝于祖宗的话,社会风气就趋于厚道了。

这是有问题的,意思对,但牵强附会。为什么引用曾子的这一段话讲学问呢?“慎终追远”是什么意义?“终”就是结果,“远”就是很远的远因,用现在观念的一句话来讲就解决了,“一个人要想好的结果,不如有好的开始。”欲慎其终者,先追其远,每件事的结果,都是由那远因来的,这里我们可以引用佛学里的一句话:“菩萨畏因,凡夫畏果。”佛家的菩萨,大致相当于中国儒家的圣人,圣人们非常重视一件事情的动机。比如有一个朋友来约你作生意,这个动机,也就是这个初因,我们要注意,也许是善因,也许是恶因,如果是恶因,即使叫你作董事长,将来坐牢的也是你,那么这个因要注意了,所以菩萨是怕这个因。而“凡夫”——普通一般人畏果,像死刑犯到执行时才后悔,这个后果来了他才怕。真要注意学问的人,对每一件事,在有动机的时候就做好,也就是刚才说的,要有好的结果,不如有好的开始,也就是开始就要慎重。

有人不择手段的创业,经常喜欢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的“不择手段”这句话。但是你要注意,对马丁·路德这句话,不要只说一半,他是说:“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现在把这句话拦腰一刀,砍去一半,把“不择手段”拿去用,而不是“完成最高道德”,这就很危险了。

所以“慎终追远”的意思,是说与其要好的结果,不如有好的开始,西方文化中有一句俗话:“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也是这个道理。大家认识了这个道理,则“民德归厚矣”。社会道德的风气,自然都归于厚道严谨。这是“学问”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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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10:28 | 显示全部楼层


孔子的素描

讲到这个地方,一直太严肃了,所以下面来个滑稽的事情。在这里,也可窥见孔门弟子写文章的笔法,并不呆板,是活泼生动的。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禽名亢,又字子元,少孔子四十岁。孔子一生讲学,尤其是周游列国回来,专心培养后一代,教育后一代,所以学生都是年轻人。子贡是孔子弟子中最出色的一个人物。吴越之战,也和他有关,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父母之邦——鲁国,自动以国民外交的身份到吴、越去动之以利害,而引起这场战争。

这一段是说有一天子禽问子贡的话,如果把它改编作话剧,那一定是一场很滑稽、很有趣,令人莞尔的戏。好像是子禽悄悄地扯了子贡的袖子,把他拉到门边,避开了孔子的视线,然后压低嗓门轻轻的问道:“喂!子贡!我问你,我们这位老师,到了每一个国家,都要打听人家的政治,他是想官做,还是想提供人家一点什么意见,使这些国家富强起来?”子贡答得很妙!他说:“我们的老师是温、良、恭、俭、让以得之的。老弟,夫子不是像你们这一般思想,对于一件事情总把人家推开,自己抢过来干的。他是谦让给人家,实在推不开了,才勉强出来自己做的。假如你认为老师是为了求官做,也恐怕与一般人的求官、求职、求功名的路线两样吧?”可见他没有作正面的答复,只把反面的道理告诉子禽,等于对年轻后进同学的一种教育方法,这方法是启发式的,不作正面解答,要受教的人自己去思考判断。

温、良、恭、俭、让。现在先简单的解释这五个字的五种观念。

“温”是绝对温和的,用现代的语汇来讲就是平和的。“良”是善良的、道德的。“恭”是恭敬的,也就是严肃的。“俭”是不浪费的。“让”是一切都是谦让友好的、理性的、把自己放在最后的。上面这五个字,也可以说是五个条件。描写了孔子的风度、性格及他的修养。

这五个字包含了许多,也就是中国儒家教人作为一个人,要在这五个字上作重大的研究,多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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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10:29 | 显示全部楼层


五字串通五经

讲到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就又牵涉到中国文化的全体根源。因此,我们首先就要研究一本书——《礼记》。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宝库。我们的“大同”思想,就是《礼记》中《礼运》篇里的一节。要了解“大同”思想的哲学基础,必须要把《礼运》这一篇全盘搞清楚。所以《礼记》是我们文化的宝库,也是过去几千年来宪法精神的所在,里面包括了现代的学问: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社会、科学,什么东西都有,乃至医药、卫生,以及中国人过去的科学观念,都有了。所以要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礼记》是不能不研究的。岂但是《礼记》,换句话说,要了解我们中国文化,了解孔孟思想,了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下来的根本渊源,还必须了解其他“五经”。

谈到“五经”,《礼记》中有一篇《经解》,对于“五经”作总评。这怎么说法呢?以现在的观念来说,就是对“五经”扼要简单的介绍:对《诗》、《书》、《易》、《礼》、《乐》、《春秋》以一两句话批评了。

《经解》篇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意思是,到一个地方,看社会风气,就可知道它的文教思想。

《经解》篇接着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所谓诗的教育,就是养成人的温柔敦厚。讲到温、良、恭、俭、让这个“温”字,就得注意孔子所说诗教的精神。(现在我们不偏向于这方面,暂时只作一参考。)

“疏通知远,书教也。”《书经》又叫《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历史,也不止讲历史,而是中国历史文献的第一部资料。现在西方人学历史,(现在我们研究历史的方法,多半是由西方的观念来的。)是钻到历史学的牛角尖里去了,是专门对历史这门学识的研究,有历史的方法,历史的注解,历史对于某一个时代的影响。中国过去的情形,学术家与文学家是不分的,学术家与哲学家也是不分的。中国人过去读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懂得人生,懂得政治,懂得过去而知道领导未来,所以它要我们“疏通知远”。人读了历史,要我们通达,透彻了解世故人情,要知道远大。这个“远大”的道理,我讲个最近的故事来说明,有一位做外交官的朋友出国就任,我送他一副对联,是抄袭古人的句子:“世事正须高著服,宦情不厌少低头。”一般人应当如此,外交官更要善于运用它。对于世局的变化,未来的发展,要有眼光,要看得远大。“宦情”是做官的情态,要有人格,尤其外交官,代表了国格,代表全民的人格,要有骨头,站得起来,少低头,并不讨厌“少低头”。不能将就人家,要怎样才做得到呢?就是懂得历史——疏通知远——这是《书经》的教育精神。

“广博易良,乐教也。”乐包括了音乐、艺术、文艺、运动等等。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这些都包括在“乐”里,“易良”就是由坏变好,平易而善良。

“絜静精微,易教也。”《易经》的思想,是老祖宗们遗留下来的文化结晶。我们先民在文字尚未发明时,用八卦画图开始记事以表达意思。什么叫絜静呢?就是哲学的、宗教的圣洁;“精微”则属科学的。易经的思想是科学到哲学。融合了哲学、科学、宗教三种精神。所以说“絜静精微,易教也。”

至于“恭俭庄敬,礼教也。”是人格的修养,人品的薰陶。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也是孔子作的,也是历史。什么是“属辞比事”呢?看懂了《春秋》这个历史,可提供我们外交、政治,乃至其他人生方面作为参考。因为人世上许多事情的原委、因果是没有两样的,因此常有人说历史是重演的。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历史会重演吗?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吗?也许可能,因为古人是人,我们也是人,中国人是人,外国人还是人,人与人之间,形态不同,原则却变不到那里去,所以说历史是重演的。但是,不管历史重演不重演,尤其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对于作人处世,处处都有前辈的经验。虽然古代的社会形态与我们不同,原则却没有两样,所以读了《春秋》,“属辞比事”,就知识渊博,知道某一件事情发生过,古人也曾有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善恶、处理方法都知道,这个就叫“比事”了,是“《春秋》教也”。

以于五经,在《经解》中,只用几个字,就将每一部书的精华思想予以表征。拿现在的白话文来讲,这每一句话的几个字,就可以拿到好几个博士学位。“小题大作”嘛!尽管作,从西方文化自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到现在为止,一切都扯进来,扯到最后,说明了这一点,就可以完成一篇博士论文了。但是在古人,几句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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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10:29 | 显示全部楼层


善知识与恶知识

下面还有:“故《诗》之失,愚。”老是去搞文学的人,变成读书读酸了的书呆子,很讨厌,那就是笨蛋。任何学问,有正反两面,五经也如此。

接着提到“《书》之失,诬。”所以读历史要注意,尤其读中国史更要注意,因为宋朝的历史是元朝人编的,元朝的历史是明朝人编的,明朝的历史是清朝人编的,事情相隔了这么久,而且各人的主观、成见又不同,所以历史上记载的人名、地名、时间都是真的,但有时候事实不一样,也不见得完整。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还要读历史的反面文章。反面文章看什么呢?看历朝的奏议,它相当于现代报纸的社论,在当时是大臣提出的建议和报告。为什么要提出建议报告?可见所提的事出了毛病,否则就没有建议了。宋朝王荆公——王安石就说过懒得读《春秋》,认为那是一本烂帐簿,这也是认为“《书》之失,诬”的观念。这点是我们研读历史要注意的。

“《乐》之失,奢。”光是讲艺术等等,又容易使社会风气变得太奢靡了。

“《易》之失,贼。”一个人如果上通天文,下通地理,手掐八卦,未卜先知,别人还没有动,他就知道了一切,这样好吗?坏得很!“察见渊鱼者不祥”。如果没有基本道德修养,此人就鬼头鬼脑,花样层出了。所以学《易》能“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固然很重要,但“作人”更重要,如果作人没有作好,坏人的知识愈多,做坏事的本领越大,于是就“《易》之失,贼”了。

“《礼》之失,烦。”礼很重要,过分讲礼就讨厌死了,等于说我们全照医学理论,两手就不敢摸面包。全听律师的话,连路都不敢走,动辄犯法。你要搞礼法,那烦透了。所以“礼”要恰到好处。

“《春秋》之失,乱。”懂了历史的春秋大义以后,固然是好,有时候读了历史又有问题,好像一个人不研究军事哲学,则这个人作为一个健全的国民不成问题,等到研究了军事哲学以后,相反的,他又容易闯乱。不会武术的人,最后可以寿终正寝;会了武术,反而不得好死,是一样的道理。

《经解》对五经的批评,正面反面都讲了。下面一段,就是告诉我们,五经的修养,要做到温柔敦厚而不愚。这样的人,才能爱任何一个人,爱任何一个朋友。所谓敦厚,对别人的缺点,容易包涵,容易原谅,对别人的过错,能慢慢的感化他,可是他并不是一个迂夫子,那么才是“深于诗者也”,这样才算是诗的教育。以下《书》、《易》、《礼》、《乐》、《春秋》,都是如此。现在我们再回到《论语》上来。

子贡所讲孔子的温、良、恭、俭、让,是讲孔子的修养,是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之大成,他有了这样高深的修养,所以他的目的,就是我国古代的“淑世主义”,他具有救世救人的思想,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他的千秋大业。千秋大业就是学问思想,千秋事业在当时是很寂寞的,例如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等等,在当时并未受人重视,可是德及万世,名震千古。孔子这种千秋事业是要集中国文化、思想、精神之大成,认清楚自己的任务,牺牲现实的荣华,才能够做到。所以子贡对子禽说,你问到老师究竟为什么来着?你看看老师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你一定要认为他对政治有野心,有要求的话,恐怕他所要求的,也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

经过了这一段有趣味的问答,下面一段的问题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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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10:30 | 显示全部楼层


老鼠生儿的孝道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讲到这里,我们要向前辈的某些儒者、理学家、读书人告个罪了,他们的解释,又是错误的。他们说看一个人,他父母还在的时候看他的志向,父母死了的时候看他的行为,三年当中,没有改变他父母所走的路线,这个人就叫作孝子了。问题来了,假使父母行为不端,以窃盗为生,儿子不想当小偷,有反感,可是为了孝道,就不能不当三年小偷去。这样,问题不就来了?如果遇到坏人的话,明明知道错,可推说:“孔子说的呀!圣人说的呀!为了作孝子,也只好做错三年呀!”这叫圣人吗?照这样讲,我就叫它是老鼠生儿的孝道哲学。为什么呢?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通吗?不通!这些问题,都出在过去的误解。当然,宋儒并不一定完全错,但像这种错的地方,我们要注意。所以古人说,读书要顶门上另有一只眼。中国宗教里有的神像,多一只眼睛,名为智慧眼。我们要用宗教家所谓的智慧之眼去看,就很容易了解了。

“父在观其志”的这个“志”,古人的文字“志”为“意志”之意,它包括了思想、态度。我们都曾经作过儿子,都有这样的经验:当父亲、师长的面前,听到教训吩咐,口口声声称“是”,但背过身来,却对着同学、朋友,做一个鬼脸,表示不听。所以“父在观其志”这话,是说当父母在面前的时候,要言行一致。就是父母不在面前,背着父母的时候,乃至于父母死了,都要言行一致,诚诚恳恳,非常老实,说不接受就是不接受;如果作好人,就要作到底,父母死了,于三年之内,无改于父之道,说得到做得到,经过三年这么久的时间,感情没有淡薄,言行一致,一贯作法,这就是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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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10:3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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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适从的礼俗


下面讲做学问的态度。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为什么讲学问讲到礼?这个礼,刚才提到了《礼记》。讲到礼,感慨良深!我们知道,中国人都自称“礼义之邦”,现在很成问题。几十年前,遇到人打恭,后来慢慢改成鞠躬,后来再加上一点军事化的,将手举起掌近于眉,十五度的半鞠躬,以后改成两方面握手,又变成现在的点一个头,后来又变成翘一个下巴。现在我们中国人,见面施礼的动作,不知道是哪一套了。所以说,讲到文化,感慨良深。

文化表现在形态上,常有四样大类:“衣、冠、文、物”。我们在日本都还看得到,日本人平常也穿西装,但是遇到皇室的重大典礼,还是穿自己制定的民族礼服。过去执政党在抗战以前,拟过一个关于“衣、冠、文、物”的文件草案,对国民的衣服,都有了规定,后来因抗战军兴,没有实行。

现在我们在礼仪方面,看见了人,刚说的五套礼貌都要来的,再加上在飞机场,还有抱一下,贴个脸的,真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又看结婚礼仪,过去拜天地,拜父母,后来改成文明结婚,新娘穿白衣服,这是我们过去的孝服;还有男傧相,拉纱的花童,这叫“文明结婚”。再下来,法律问题,写一张婚约,盖两个章,还加上证人,大有为离婚作准备的味道,现在更简单了,跟外国人结婚的,外国人穿上那种日本式的木拖板,就去结婚了。到法院公证处看看,什么怪样子的都有。

丧事上更看出来了,军乐队、西乐队、锣鼓队、笙箫队、和尚、道士,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出殡行列,什么都有,不伦不类。所以讲这个礼仪,我们大家要注意,为自己的国家建立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大家要起来做具体的研究。

此外,《论语》上的“礼”是社会秩序的礼,个人的礼。曾有一个学生给我的信上称“南老师”,我对他说,不知道你究竟写信给谁,因为我的孩子也在教书,也是“南老师”,你既不照中国礼法称名,也可照西洋规矩称“亲爱的某某”,只来一个“南老师”,“南”是姓氏,是通称;名是特称。在我们中国的礼貌,有事写信用通称,呼姓是不礼貌的。更滑稽的是他自称“愚生某某”。这个“愚”,本来是平辈稍长或长辈自成的谦词,“愚兄”、“愚叔”、“愚舅”等等。而他来个“愚生”,就不知道到底谁是谁的学生了。这是一般人看不起中国文化,不加以注意,所发生的许多问题之一。信不会写,礼貌不懂,不知道进退应对,不晓得席位尊卑。现代坐沙发,坐汽车,西方物质文明产品的使用,西方人也还是有西方人的礼貌、西方人的规矩,尤其学外交的人不能不懂。而现在年轻人常弄错,所以我们自称“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反省起来,是很难过的,非常沉痛的;为了国家民族,这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再讲到有子的话“礼之用,和为贵。”这等于礼的哲学。礼是干什么的?是中和作用,说大一点就是和平。这也就是礼的思想。人与人之间会有偏差的,事与事之间彼此有矛盾;中和这个矛盾,调整这个偏差,就靠礼。那么法律也就是礼的作用,法律的原则之下,理国乃至办事的细则,就是礼的作用。假如没有礼,社会就没有秩序,这怎么行?所以人与人之间要礼,事与事之间要礼,而礼的作用,“和为贵”,就是调整均衡。

“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中国文化中称先王,不是指那一个皇帝是先王,“先王”这两个字,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意思。所谓“王者望也”、“王者用也”这些注解以外,我们了解“先王”两字的精神,就代表列祖列宗。所以中国文化的先王之道“斯为美矣”,最了不起的,我们人文文化的建立比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更早。“小大由之”,无论大事小事,都要由礼的精神来处理,失去了礼的精神就不行,一定出毛病。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是讲相当矛盾的道理。我们经常看到“矫枉过正”四个字,“枉”是歪了,看见事物歪了,必须要矫正它;矫正得过分了,又是歪了。换句话说,不是向这边歪,就是向那边歪。总之“过正”就是歪。礼也是这样,要中和,过分的调节也不好。一个青年一点不懂礼貌固然不对,但他一天到晚都讲礼貌,太多礼了,人家就要误会他拍马屁,所以“知和而和”,对一件事,了解了它的中和之道,而去中和、去调整它。但过分的调整就错了,“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所以礼义的基本精神,是调节一件事物,中和一件事物,但是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又要重新把它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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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10:3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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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外婆是谁

要研究中国文化,孔子所编的《礼记》是不能不看的。它是我国传统文化初期包罗万象的著作。以现代学术来讲,包括了哲学、政治、军事、经济、卫生、医学等各方面的学问。当然,是原则,不像现在分得那么细。所以《礼记》这部书,并不是只讲礼貌,我们的礼节礼貌,只是礼的一种表现而已。中国文化的“礼”字,拿西方文化来讲,就是哲学。哲学大致可分两个范围,以中国道理来讲,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所谓形而下的,是宇宙万有一切学问,都包括在内;形而上的,在中国人叫作“道”,在儒家思想叫“天”,“天道”也就是“本体论”。形而下的,在西方哲学,就是“知识论”、“人生的价值论”。西方哲学大概是这样分类的。“形而上”这个名称,来自《易经》,日本人翻译希腊哲学时,借用了《易经》上孔子所说的这个名词——“形而上者谓之道”。

什么是“形而上”?就是宇宙来源的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男或是先有女?究竟这个宇宙万有是谁创造的?宗教家说是一位主宰创造的。哲学家就问这个主宰是哪里来的?创造主宰的又是谁?假使创造主宰的是主宰的妈妈,那么主宰的外婆又是谁?哲学家是一路追到底的。讨论这形而上的道,就是“本体论”。“形而下”是讲宇宙万有形成以后的各种现象和各种知识。西方“本体论”的探讨,最早发源于希腊,也已经两三千年了。当时大概又分作两派,一派是唯物思想,一派是唯心思想。这个唯心与中国固有文化所讲的唯心,又不相同。讲到哲学,这个基本上的思想来源问题,首先要认识清楚,以免混淆。

后来哲学家认为:人为什么会知道宇宙的来源?是靠知识来的,靠思想来的,那么,思想的本身是不是靠得住?就先要研究了。于是产生了知识论。假使思想的本身都靠不住,那么用思想所了解的“宇宙的本来”,也是不完整的。这就是哲学的范围了。一直经历了上下几千年的这一学术,中国人根据日本人的翻译,叫它为“哲学”。

另外一部分是“人生哲学”——研究人的价值问题。

在西方哲学家看来,中国人没有哲学,至少过去中国没有像西方人一样,追究宇宙的本体。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文化这个系统是很严谨的,他们的哲学思想最初是宗教,宗教只教人信,而且是专制强权,绝不容许你怀疑。你想知道上帝怎么来的,但是你不能问,只要“信”就得救。哲学家说,你要我信可以,不过你要把那个幕拉开给我看看,我看到了以后,绝对信!这是哲学精神。

后来,因为哲学的发展,又形成了科学,科学家更进一步说,光看一下还是不行,我要摸到以后,我才相信的确有这个东西。所以由宗教而哲学,而科学,是今日西方文化发展的步骤。

中国人真的没有哲学吗?有!所有哲学是“人生哲学”。只讲作人伦理的道德,讲作人应该怎样。西方人认为我们没有哲学,过去我国的一些学者也跟着人家这样讲,是不对的。事实上,中国哲学思想,都包括在《礼记》、《易经》等书里面,而且最多了,不过须要大家努力整理。我国学者,在这几十年来,所整理出来的哲学思想,还是不够的,太不够了!而且有所偏。这还要我们自己温故知新,多向这方面努力。

现在,我们讲的重点:“礼”不光是礼貌、礼节,而且包括了形而上的哲学,和形而下人生上的一切运用。因此,下面就接到这一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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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10:3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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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幕后功劳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为什么中国文化提倡“仁、义、礼、智、信”?“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教人建立“信”?因“信近于义”,义者相宜也。这“义”字上表现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我们要注意“仁义”两字,“仁”字,凡是博爱、慈爱都叫“仁”,世界各国文化,都有“仁”的同义字;但中国的“义”字,英文、法文、德文,任何一国文字中都没有同义的字。只有中国文化中才有的。这个“义”字,有两个解释,儒家孔门的解释讲:“义者宜也”。恰到好处谓之宜,就是礼的中和作用,如“时宜”就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墨子的精神——“侠义”,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中国人有这个性格,为朋友可以卖命,我们中国人这种性格,有时候比儒家的影响还要大,为了朋友,认为这条命该送给你,没有关系,帮你的忙给了你,其他民族也有这种精神,可是没有这种定义。我们有这种文化,而且过去中下层社会普遍存在。这很重要,尤其一个国家在变乱的时候更明显,在抗战期间就看到,老百姓为国家民族牺牲的精神,非常伟大,就是中国文化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儒家孔孟思想影响的,并不尽然,其实是《三国演义》等等几部小说教出来的。所以中华民族能够有忠义之气,这是我们民族的特性,特别的长处,所以我们负责教育的,要留意这类问题。

这里“信近于义”的“义”,与墨子的“义”字,有相同之处。人为什么守信?答应的话,一定做到。所以我们历史上有著名“季布一诺千金”的故事。《论语》中的子路也是这样的人。“言可复也”,守信的人,不可讲空话,因为“言可复也”,讲了话必须恢复。什么是“恢复”?就是讲了的话要“兑现”。

“恭近于礼,远耻辱也。”礼貌的当中要恭敬。所谓恭,就是内心对事情的庄重认真,并不是看见人敬礼就是恭;虽然不敬礼,当朋友有困难的时候,那种无限关心的神态,不说出来就知道。所以人恭敬不恭敬,表面态度虽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内心的事。因此恭敬就是礼。人与人为什么要恭敬?“远耻辱也”,免得招来无谓的耻辱。“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因就是动机,中国文化:亲亲、仁民、爱物。“因不失其亲”,意思是人绝对无私是做不到的。(这个问题,将来会讨论到,中国文化中两个观念是由道家出来的,一个是大公无私,一个是绝对自私,两种极端思想,对我们而言都做不到的。而儒家则主张有限的自私。)举个例子,如果大家没有衣服穿,我弄到了一件,先给我的父亲穿,父亲穿了给我穿,等自己多一件时,再给别人穿。助人的心行,由近而远,渐渐扩及他人。“亦可宗”,像这个样子,也可以宗仰。

这些都是讲做学问的态度。然后再引用孔子的话: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说明学问的道理,并不是只读死书,而是注重现实人生中的作人处世。孔子说生活不要太奢侈,“食无求饱”,尤其在艰难困苦中,不要有过分的、满足奢侈的要求。与《乡党篇》孔子自己生活的态度、作人的标准是相通的。“居无求安”,住的地方,只要适当,能安贫乐道,不要贪求过分的安逸,贪求过分的享受。这两句话的意义,是不求物质生活的享受,而重视精神生命的升华。“敏于事而慎于言”,包括了一切责任、一切应该做的事,要敏捷——马上做。“慎于言”,不能乱说话。“就有道而正焉”,这个“道”就是指学问、修养。那么哪里叫“有道”呢?古人的书本,书本上就是“有道”,从书本上去修正作人做事的道理,这个样子就叫作好学。可见《学而》一篇,并不是说读书就是学问,前后好几处,都是这样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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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10:3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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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才多艺的子贡

接下来讲子贡。我们特别留心这个人,上面也曾提到过,子贡在孔门弟子中,不但是学问家,也是外交家、政治家,以现代观念来讲,也是工商界的钜子。

读司马迁的《史记》,就可以看见一篇东西——《货殖列传》,《史记》这部书,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有了不起的价值。《货殖列传》就是讲商业家,讲社会工商经济发展的情形。中国文化在过去始终是轻商的,所谓士、农、工、商,商人的阶级,列在四民之末,为社会所轻视,而司马迁特别提出商来,写了这篇创作。以后中国的历史,才有《货殖列传》的精神,顺便也记载一般经商者的事。司马迁当时写《货殖列传》的动机,是认为工商社会的发展,是关系国家政治的命脉,不能不注意,可是当时不能如此明显提倡,所以他写了《货殖列传》。其中还包涵许多褒贬的微词。

司马迁有很多东西是创作,像他又写了《游侠列传》。在过去,人们认为游侠这一批人,作奸犯科——“老子拳头大”,就是那么回事。司马迁却特别写了《游侠列传》,他认为这些人在社会落伍的时候、动乱的时候,道德、道理、人情、法律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只有“老子拳头大!”一伸胳膊则没有事了,才可解决问题,所以他觉得这种精神,非常可取,就写了《游侠列传》。

《史记》这部书,研究起来很有趣,中国文化的许多精神,司马迁都在《史记》上点出来了。

我们讲子贡,牵涉到《史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特别提到子贡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乃至强调地说,孔子的学说思想,后来能够流传下来,端赖他的出力。

现在讲到学问的修养,提到子贡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这一段很值得注意的。以前一直讲学问,这一段则是描写有一天子贡问孔子的故事。有如电视上的一个短剧。

子贡说,老师!人穷了,倒楣了,还是不谄媚,不拍马屁,不低头;发财了,得意了,还能够对人不骄傲,何如?这个“何如?”若演起戏来,导演一定教演员作得意状。子贡这个时候,似乎认为自己学问修养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错,很有心得了,心里在想一定可以得到老师的欣赏,给一个一百分,至少九十分,所以他这“何如”用白话来说是:“老师!你看看我怎么样?”那种自肯的味道,完全在这“何如”两个字上表现出来了。

我们都常听说“得意忘形”,但是,据我个人几十年的人生经验,还要再加上一句话——“失意忘形”。有人本来蛮好的,当他发财、得意的时候,事情都处理得很得当,见人也彬彬有礼;但是一旦失意之后,就连人也不愿见,一副讨厌相,自卑感,种种的烦恼都来了,人完全变了——失意忘形。所以我就体会到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个人做学问,只要做到“贫贱不能移”一句话——能够受得了寂寞,受得了平淡,所谓“唯大英雄能本色”,无论怎么样得意也是那个样子,失意也是那个样子,到没有衣服穿,饿肚子仍是那个样子,这是最高修养,达到这步修养太难了。所以子贡讲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确是不容易,很难得。可是孔子并没有给他九十分,只是“可也”而已。下面还有一个“但是”,但是什么?“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你做到穷了,失意了不向人低头,不拍马屁,认为自己就是那么大,看不起人,其实满肚子的不够;或者你觉得某人好,自己差了,这样还是有一种与人比较的心理,敌视心理,所以修养还是不够的。同样的道理,你到了富而不骄,待人以礼,因为你觉得自己有钱有地位,非得以这种态度待人不可,这也不对,仍旧有优越感。所以要做到真正的平凡,在任何位置上,在任何环境中,就是那么平实,那么平凡,才是对的。所以孔子告诉子贡,像你所说的那样,只是及格而已,还应该进一步,做到“贫而乐,富而好礼。”安贫乐道。安贫就非常难,孔子在下面就有“君子,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的话。所以有些朋友很了不起,很清高,聊天时常常问起:“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我说:“我个人不完全同意你,你是很清高,不过有一点苟求清高。”一个人是应该清高的,但有人是苟求清高,或者为了标榜自己清高,因此只好忍痛牺牲。那就大可不必,这就不平凡,不平凡不是真涵养的精神。因此孔子告诉子贡,要安贫乐道,要平实,他说仅是做到不骄傲,不算好,还要进一步做到好礼,尊重别人和爱人。

富而好礼的方面,我们与工商界人士接触就看得出来,社会上的有钱人,有的非常讨厌,不学无术,一开口庸俗不堪,所以富有不一定好礼。好礼不一定仅仅讲礼貌,而是在学问作人各方面随时虚心求进。假如一个真正富有的人,能够不断追求学问,不断讲究作人做事的道理,实在了不起。有的人事业成功了以后,往往亲朋间脱离了关系,这是遗憾的事。

讲到这里,再看下去,知道子贡是服了老师,孔子是了不起的,所以子贡提出了一句话来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这个诗是古代的诗,谁作的呢?前辈古人作的,当时流传很广。“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八个字是引用古诗里的原句。这诗是讲做玉石的方法,如花莲的玉石,最初是桌面大的一块石头,买来以后,先将它剖开,里面也许能有几百个戒指面,也许只有十个八个也说不定。做玉器的第一步,用锯子弄开石头叫剖,也就是切;找到了玉,又用锉子把石头的部分锉去,就是第二步手术叫磋;玉磋出来了以后,再慢慢地把它雕琢,琢成戒指型、鸡心型、手镯型等一定的型式、器物,就是琢;然后又加上磨光,使这玉发出美丽夺目的光彩来,就是磨。切、磋、琢、磨,这就是譬喻教育。一个人天生下来,要接受教育,要慢慢从人生的经验中,体会过来,学问进一步,工夫就越细,越到了后来,学问就越难,所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这句话大有推崇孔子的意思,好像说:“做学问还要像玉一样地切磋琢磨,我懂了。”那么孔子答复他了,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赐是子贡的名字,孔子说你懂得这个道理,现在可以开始读书了,也可以开始读诗了,因为我刚刚提示了你一个道理,你自己就能够另外推演出别的道理来。这表示了一个人的天分高,拿现在的教育来说,是教了一个原则,其他就可以自己类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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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10:3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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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人生

不过这句话研究起来有一个问题,是诗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在文学的境界上,有一个演变发展的程序,大体的情形,是所谓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到了清朝,我认为是对联,尤其像中兴名将曾国藩、左宗棠这班人把对联发展到了最高点。我们中国几千年文学形态的演变,大概是如此。

今天中午有位学者,谈到很多人写作的东西,他说过去看了一些作品,马马虎虎过得去,还不注意。现在看一些作品可难了。他这话是真的。有些人有文学家的天才,随便写几句,从笔调上一看,就知道他在文学上一定会有成就;也有的人力学一辈子,也不能变成文学家。虽然写文章写得蛮好,但是他到不了那个程度,怎么下工夫都无法突破他们自己的那一个极限,他的文章始终只是一个科学家的文章。所以看科学的书,没有办法看得有趣味。我曾经对学生说,你教化学的,如配合文学手法来教,会比较成功。科学本身很枯燥,所以最好把它讲得有趣味,比如对一个公式,先不要讲公式,讲别的有趣的;最后再说明这个有趣的事,跟某一公式的原理是一样的,听的人就可以贯通。结果有几个学生用这个方法教,的确很成功。但现在中国文学正在剧变当中,还找不出一个法则来。

至于诗,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人不是在小学(不是现代的小学)就开始学诗的。每一个人都会作诗,不过是不是一个诗人,是另一个问题。有人问为什么我们对诗的教育这样重视,这是个大问题。下面第二篇《为政》里就有一个要点,说明这个道理。一般人通常认为,作诗就是无病呻吟,变成诗匠。从前也有人打趣这种诗,所谓“关门闭户掩柴扉”,关门就是闭户,闭户也是关门,掩柴扉还是关门。平仄很对,韵脚也对,但是把它凑拢来,一点道理都没有。这就是无病呻吟,这样的文学,实在有问题,都变成“关门闭户掩柴扉”了。过去还有一个笑话,在几十年前,有一种所谓“厕所文学”。在江南一带,像茶馆等公共场所的墙上,乱七八糟的字句,写得很多。这些字句,无以名之,有人就称它为“厕所文学”。有人看了这些文字,实在看不下去了,也写了一首诗,这首诗也代表了中国文化中文学的末流。原句是:“从来未识诗人面,今识诗人丈八长,不是诗人长丈八,如何放屁在高墙?”这是当时批评“厕所文学”的滑稽之作,像这类衰败的情形,我们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当时却很严重。所以当年国父不得不提倡革命。那时文学、文化的问题,是非常严重。那些无病呻吟的诗,衰败的东西太多了!像这一类含义的笑话,实在太多。所以后来“五四运动”的时候,要打倒旧文化,固然打错了,可是这个错误的实在,也不能完全由当时动手打的人担负起来。这个错误是在那个时代,历史的包袱给他们的压力而造成的。

这里孔子对子贡说的话,点出了“诗”的道理是什么,作诗学诗的人,并不光是想当一个诗人,否则当诗人就要被骂“如何放屁在高墙”。所以诗的目的,并不是专搞文学,其中所含的道理非常重要。关于诗的文化,孔子在下一篇说了,在这里他告诉子贡,读了诗,并不是教你变成一个酸溜溜的书呆子,一定要“告诸往而知来者”。岂但作诗,我们读历史也是一样,我们为什么读历史?现在大学里的历史系、历史研究所的研读历史,虽然拿到好成绩,但对作人做事,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中国人过去读历史,主张要学以致用,它的精神就是“告诸往而知来者”,懂了过去就要知道未来,这也就是诗的精神。

到了最后,是这一篇的结论了。大家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论语》第一篇《学而》篇的开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你看这一篇文章又是怎么作结论?恰恰好头尾相顾。最后一句怎么说呢?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这是《学而》这一篇的精神所系。他说一个人不怕人家不了解你,最怕你自己不了解别人。这就归结了那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大概人们都有的一个通病,就是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往往我们说错一句话,脸红了;但三秒钟以后,脸不红了,自己马上在心里头找出很多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错误,认为自己完全对,再过个把钟头,越看自己越对。人,就是这样,所以人总怪人家不了解自己,而对于自己是不是了解别人这个问题,就不去考虑了。所以《学而》这一篇的宗旨,最后的一点,以本篇第一节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为重点。这个结论的重点就是你为什么在心中怨恨?不要怕人家不了解你,最重要的是你是否了解别人。于是这一篇作学问的目的,到这里得到结论,整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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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10:3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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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章 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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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谈政治

第一篇《学而》是讲个人作学问的内在修养,接着下来第二篇《为政》则是讲学问的外用。

不过提到为政,有一点要注意:我们常发现在一些著作中,许多人认为《为政》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或者用现代的语汇来说,称之为“政治哲学”。在我个人研究的结果,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孔子很少提到完整观念的“政治”,孔子只说“为政”,这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站在学术的立场,态度要非常严谨。我们常说一句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服真理。”作学问的立场,就是“在学术面前,态度要非常严谨,服从真理。”孔子只讲“为政”,不谈政治;“政治”如国父所说的:“管理众人的事。”孔子所提的“为政”是教化,教化是中国文化的名词,不能看成是教育。教是教育,化是感化,但过去又不叫作感化,而叫作风化。为政的意义包括了教化。这个重点我们必须把握住。因此第二篇《为政》,也是谈到学问外用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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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10:3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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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治家的风范


子曰:为政以德,其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共”即“拱”。这几句话,表面上看来,非常容易懂。孔子提出来,为政最重要是“德”。说到这里,我们要注意,春秋战国时代,“道德”两个字,是很少连篇来用的,那个时候,道是道,德是德;魏晋南北朝以后,到唐宋之间,才把这两个字连起来,变成一个名词为“道德”;到现在年轻人一提到道德,都当成讨厌的名词。这是文化思想的演变。所以我们要知道,秦汉以前,德是德;而“道”与“天”,在当时可说是最麻烦、最难于界说的两个字,同样的有无穷意义。有时候“道”字,是形而上的那个本体的代表;有时候是道路之道,有时候是原则或法则,像《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这个道就是法则的意思;有时候又是道德的代表。“天”字也是这样,包含有四五个意义之多。在同一本书,甚至在同一句里,前后的道字,所代表的意义就不同。这个好像是中国文化的毛病,其实也是长处,尤其在古代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一个观念用一个字来代表,用刀刻到竹简上,在当时就足以完全表达。

再说到这个“德”字的意义,过去“德”是表示好行为的成果和作用。古时人解释“德者得也”。因此我们了解孔子讲的“为政以德”,是好行为的成果,也和后世讲的“道德”意义差不多。如果不作深入研究,一般在学校里,就告诉学生,这里的“德”就是“道德”,因为学生不到相当的程度,老师也无法多搬古董来为他们作详细解说。孔子为什么提出这个“德”字,这是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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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10:5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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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知多少


第二个问题说到“北辰”。我们中国文化发达得最早的是天文。过去我们把天体分成二十八宿和三垣——紫微、少微、太微,类似于我们现在讲天文的经纬度。经纬度是西方的划分法。曾经有位天文学家主张,我们自己重新划过,不照西方的度数划,如格林威治时间是英国人划的,与我们不相干。我们为什么不讲自己的中原时间,或以台湾作中心,把经纬度再划过呢?而事实上,我们过去是划分过的。天体的分度为三垣、二十八宿,就是把天体星座的范围,划分二十八个部分。为什么叫“宿”呢?这是指每天太阳从西方落下去的时候,东方天上是哪一个星座出来,这星座就是“宿”。这出来的星座,每个月不同,每半个月不同,每七天不同,所以分作二十八宿,又分为十二辰,作为时间与天体的关系。过去发现了北斗七星,就是现在西方人所指大小熊星座之际。在夏天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银河,在银河的北面,那七颗最亮的星就是北斗星,这七颗星连起来,像舀水的瓢,古时叫“斗”。现在的天文学,也没有离开我们老祖宗那个原则。整个天体那许多星星,都是以北极星作为中枢,众星拱卫着它,每到晚上,北斗七星的斗柄前方,一定有两颗最亮的星,名招摇二星,它的光最为闪烁,很容易看见。春天北斗星一定指着东方的寅宫。过去做大将的,要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无所不通,才能带兵。因为天文在军事上非常重要,就拿行军来说,如夜间迷了路,即观星斗,不藉仪器,就可辨别出方向来。我国过去这一套文化是很普遍的,现在对于固有的“天文学”,我们反而一点认识都没有了。对于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东西,我们不能不注意,一定要把它捡回来。

一年四季,天体星座的移动,好像听北斗星的指挥,跟着它,绕着它转动。不但一年四季,每个月北斗星所指的方向都不同,整个天体随时在运转。每天十二个时辰,北斗星的方向也在变动,而且这是几千万亿年,固定的一种变动,不能错乱,事实上它也决不会错乱。

对于“北辰”我们了解了,那么孔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政以德”,内心有道,表现在外的行为就无懈可击。譬如北辰,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作风,以道德的感化,你在那里本身不要动,只要发号施令,下面的人就像满天无数的星座,都会跟着你的方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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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10:5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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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上了曹操的当


在军事思想上,大家都知道“万众一心”以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两句。大家对它的解释也各有不同的见解。有的人解释成“千万雄师千万心”,那就不太好了,最好的主帅在这情形下也没有办法,这就是思想问题,思想一定要集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岳飞所提出的。现在我们如果解释为主帅心计的变通,所谓“山人自有妙计”,那就更糟了。我们研究起来,岳飞这句“存乎一心”的“一心”,就是“万众一心”的意思比较恰当。那么“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我们知道,儒道两家的思想,在秦汉以前并不分家。大家都知道,老庄道家的思想讲“无为而治”,有些讲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人,都解释为在上面领导的人,什么都不管,就是“无为而治”。这完全搞错了,道家没有这个说法,是“无为无不为”。所谓“无为而治”是制其机先,看起来是没有事。譬如说,一个领导的人,一个主持的人,对任何一个方法,一开始你就要先透析它的流弊,毛病出在哪里,先找到病源,把它疏通了,再不会出毛病,然后才能无为而无所不为。

讲到这里,说一个笑话,当年抗战期间,有一个朋友在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当保安副司令,他差不多天天都在外面剿匪,我问他:“你们地方上哪来这么多土匪?”他怪我一天到晚留心天下大事,连鹅毛扇都不去拿,不会当军师。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如果把土匪都剿完了,我们怎么办?”我说你们原来是这样干的。他说:“不是我们要这样干,是邻县要这样干,把土匪赶来赶去,剿的次数多,功劳多,他们要这样干,那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也有人说刘备是曹操培养出来的,假如他不培养一个刘备,就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天下事原来如此。现在讲这样坏的一个故事,以解释这个道理——这种无为而治,实在是太不道德。我们在政治学上,军事学上的政治思想中,都看得出来,所谓“为大将者无赫赫之功”,这句话在军事思想上的意义,是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要大将在那里,敌人就怕了,不敢动了,仗就打不起来了。这当然是了不起的。假如是一个普通人有赫赫之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所谓无为的道理,大致的要点也在此,孔子讲道德的政治,就是这一个道理。

为什么孔子老是提到这一类的东西呢?古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有一句话叫“经史合参”。什么叫经呢?就是常道,就是永恒不变的大原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这个原则是不会变动的。但不是我们能规定它不准变动,而是它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称为“经”。而“史”是记载这个原则之下的时代的变动、社会的变迁。我们要懂得经,必须要懂得史。拿历史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来配合。这样研究经史,才有意义。譬如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则刻板的教条。其实不是的。我们读历史就知道,孔子出生的那个时代,我们后世矨它为“春秋时代”,就是西周与东周之间的时代,孔子写了一本书叫作《春秋》,后来“春秋”成了历史的代名词。在孔子前后,有人写了历史,都称春秋。中国文化中为什么把历史称为“春秋”而不称为“冬夏”呢?照理冷就是冷,热就是热,称冬夏也无不可。有人说因为春秋第一句话“春王正月”——后世把“春王正月”读成一句话,是读错了。所以我们再三讲,读古书要注意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纸笔,文字要用刀刻在竹简上,很艰难,所以往往一个字就代表了一个复杂的意义。这个“春”是春季;“王”是中央政府,是周朝;“正月”是周朝所行月令的正月;而成为“春王正月”——以此来解释历史所以称作春秋的原因,这是不对的。

刚才提到,中国文化发展得最早的是科学,而科学中最先发展的是天文,讲世界科学史,乃至讲科学,一定先研究天文。要讲天文,则中国的天文,在三千年以前就发达了。在全世界而言,是一马当先的。讲天文又必须讲数学,而中国的数学,六千年以前,也很发达。这方面等将来有机会谈到《易经》的时候,再讨论它。

中国的文化是自天文来的——我们知道一年四季的气候是不平均的,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讲昼夜,白昼在冬天太短,在夏天太长,都不平均。只有春天二月间和秋天八月间,“春分”“秋分”两个节气,就是在经纬度上,太阳刚刚走到赤道中间的时刻,白昼黑夜一样长,气候不冷不热很温和,所以称历史为春秋。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学家,认为在这一个时代当中,社会、政治的好或不好,放在这个像春分秋分一样平衡的天气上来批判。拿现在的观念来说,称一下你够不够分量,你当了多少年皇帝,对得起国家吗?你做了多少年官?对得起老百姓吗?都替你称一称。历史叫作“春秋”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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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10:5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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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风了解人生


我们看了《春秋》,看了春秋战国时候的历史,孔子在《易经》的《系传》上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当孔子写《易经·系传》的时候,正是春秋时期动乱的时候。但是孔子认为“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一天所形成的。道家的庄子说:“飓风起于萍末”,飓风就是现在广东话、福建话所讲的台风,现在西方人用中国语音译过去,也叫台风。我们看到台风的力量这么猛烈,但它在水面上初起的时候,只见到水面上的一叶浮萍,稍稍动一下,紧接着水面上一股气流冒上来,慢慢大了,变成台风。道家这句话是说,个人也好,家庭也好,社会、国家、天下事都是一样,如果小事不在乎,则大问题都出在小事上。“飓风起于萍末”,大风暴是从一个小风波来的。所以孔子在《易经》中说的上面那一段话,说明天下事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几乎没有偶然。平常听人说:“这个机会很偶然”,实际上没有偶然的事情。

以中国文化《易经》的道理来说,认为天地间的事都有原因,有很多因素的。譬如有人捡到一块钱,“这多么偶然!”但仔细分析,一点不偶然,它的前因是什么?因为他走出门来了,如果没有走出门这个前因,就不会有捡到一块钱的后果。或者说,坐在家里就掉下一块钱来了,这该是偶然了吧?但是因为他坐在家里,这块钱掉下来他才捡得到呀!假如他出门不坐在家里,掉下来的钱,也不会是他的了,所以坐在家里不出去,也是得到这块钱的前因。因此这些都是因素,“其所由来者,渐矣。”都是慢慢转变来的。《易经》告诉我们,天下的事,没有突变的,只有我们智慧不及的时候,才会看到某件事是突变的,其实早有一个前因潜伏在那里。我们懂了《易经》这几句话,孔子著《春秋》,正是赶上那个时代,他所以那么偏重教化,正是在那三四百年当中,社会风气乱得不得了。我们不妨引用下面几个人的话,就可以知道春秋时代乱到什么程度。

司马光说:“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指赵、魏、韩三家分晋),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分不得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

又说:“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灭,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其不哀哉。”

顾亭林说:“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邦无完交,士无完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得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从上面的记载,说明了春秋战国当时社会之乱,变乱是不得了的。当时,大家重视权利的斗争,社会秩序很乱,文化衰败,孔子面对这个动乱,非常担忧,因此他说为政,权力是没有用的,唯“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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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21:4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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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也势利吗?


讲到“德”,第三个观念来了,我们看中国历史,儒家思想为什么对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样推崇?以前我有一个老朋友,他比我大几十岁,是我的忘年交,四川人,自称为“厚黑教主”的李宗吾,此人当系大家都知道的。他本人道德非常好,就喜欢故意骂人,我劝他少骂人一点,不要提倡厚黑学,我说人性本来就是那么一回事,脸厚心黑,但还用一张幕掩盖起来的,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揭开来呢?他说:“揭开吗?你搞错了,我是拉开坏的一幕,教人看后面真的。”李宗吾对历史非常怀疑,他说圣人靠不住,为什么专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成功的人?不成功的就没有圣人吗?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叫“对圣人的怀疑”。这位老兄,专写反面文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老弟,你不知道,我和爱因斯坦同年,我那位同年发明了相对论名闻世界了。我呢?当个厚黑教主还没有当好,所以我非要调皮一下不可。”此人很妙,我认识他时,他已六十多岁,整天不吃饭,老喝酒,喝酒就饱。精神、道德都很好。

讲到这里,再回头讲正题,孔子为什么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第一,有道德思想,没有德业的成果,只能说他有道,不见得有德。有道德的思想,又有德业的成果,道与德配合,才叫“道德”。

历史上,道家、儒家都提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因为那时谈到“为政”,讲究“德”字,到秦汉以后,只讲事功,所谓“三王之治在道德,五霸之志在事功。”王、霸之不同在于此,等而下之,连霸业都谈不上,连事功都没有,光是拿偷鸡摸狗的手段窃国而已。

这几句话虽然简单,解释起来,却有一大堆的意思,我们把它整个了解了,就晓得它的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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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21:4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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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美的情歌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所以有人说《论语》要重新编排,他们看《论语》看到这里就说:“讲为政讲得好好的,为什么又突然讲到文学上去,而讲起诗来了呢?还不是编错了,编乱了吗?应该把它拿出来,照现在西方办法,逻辑的整理一番。”我说:“逻辑?!大概是把它逻过一下,再辑一辑吧?”只好为他们的主张作如是解释。殊不知《论语》已经编得非常完整了。

为什么在《为政》里谈这个问题。

“诗三百”,是指中国文学中的《诗经》,是孔子当时集中周朝以来数百年间,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单位)的劳人思妇的作品。所谓劳人就是成年不在家,为社会、国家在外奔波,一生劳劳碌碌的人。男女恋爱中,思想感情无法表达、蕴藏在心中的妇女,就是思妇。劳人思妇必有所感慨。各地方、各国家、各时代,每个人内心的思想感情,有时候是不可对人说,而用文字记下来,后来又慢慢的流传开了。孔子把许多资料收集起来,因为它代表了人的思想,可以从中知道社会的趋势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人们要发牢骚?“其所由来者渐矣!”总有个原因的。这个原因要找也不简单,所以孔子把诗集中起来,其中有的可以流传,有的不能流传,必须删掉,所以叫做删诗书,定礼乐。他把中国文化,集中其大成,作一个编辑的工作。对于诗的部分,上下几百年,地区包括那么广,他集中了以后,删除了一部分,精选编出来代表作品三百篇,就是现在流传下来的《诗经》。

读《诗经》的第一篇,大家都知道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拿现在青年的口语来讲,“追!”追女人的诗。或者说,孔子为什么这样无聊,把台北市西门町追女人那样的诗都拿出来,就像现在流行的恋爱歌“给我一杯爱的咖啡”什么的,这“一杯咖啡”实在不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来得曲折、含蓄。由此我们看到孔子的思想,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迂夫子。上次提到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一定要吃饭,一定要男女追求,不过不能乱,要有限度,要有礼制。所以他认为正规的男女之爱,并不妨害风化,这也叫“为政”,正规的。那么他把文王——周朝所领导的帝王国度中,男女相爱的诗列作第一篇,为什么呢?人生:饮食男女。形而下的开始,就是这个样子。人一生下来就是要吃,长大了男人要女人,女人要男人,除了这个以外,几乎没有大事。所以西方文化某些性心理学的观念,强调世界进步,乃至整部人类历史,都是性心理推动的。

《诗经》归纳起来,有两种分类——“风、雅、颂”、“赋、比、兴”。什么叫“风”?就是地方性的,譬如说法国的文学是法国的文风,法国文风代表法国人的思想、情感,所以《诗经》有《郑风》、《鲁风》、《齐风》等等。“雅”以现代用词来讲,是合于音乐、文学的标准,文学化的、艺术化的,但有时候也不一定文学化、艺术化。“颂”就是社会、政府公事化的文学叫“颂”。

作品另三种型态,一种是“赋”,就是直接的述说。其次是“比”,如看见下大雪,想起北国的家乡来,像李太白的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因这个感触联想到那个,就叫“比”。“兴”是情绪,高兴的事自己自由发挥;悲哀的事也自由发挥;最有名的,像大家熟悉的文天祥《过零丁洋》七律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吹絮,身世飘零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也就是“兴”。他在挽救自己的国家,挽救那个时代,而遭遇敌人痛苦打击的时候,无限的情感,无限的感慨。这也就是真的牢骚,心里郁闷的发泄,就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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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21:44 | 显示全部楼层


诗的伟大


孔子说我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在什么地方?“一言以蔽之”——一句话,“思无邪”。人不能没有思想,只要是思想不走歪曲的路,引导走上正路就好,譬如男女之爱。如果作学问的人,男女之爱都不能要,世界上没有这种人。我所接近的,社会上普遍各界的人不少,例如出家的和尚、尼姑、神父、修女,各色各样都有,常常听他们诉说内心的痛苦。我跟他讲,你是人,不是神,不是佛,人有人的问题,硬用思想把它切断,是不可能的。人活着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问题,没有问题就不会思想,孔子的“思无邪”就是对此而言。人的思想一定有问题,不经过文化的教育,不经过严正的教育,不会走上正道,所以他说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就为了“思无邪”。

那么为什么把这个讲文学境界的话,要放到《为政》篇来呢?这不是次序乱了吗?一点都不乱,这就是“点题”了,就是把题目的中心抓住,先拿出来。

第一个点题:以现在的话来说,一切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只是思想问题。只要使得思想纯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知道,现在整个世界的动乱,是思想问题。所以我在讲哲学的时候,就说今天世界上没有哲学家。学校里所谓的哲学,充其量不过是研究别人的哲学思想而已。尤其是作论文的时候,苏格拉底怎么说,抄一节;孔子怎么说,抄一节。结果抄完了他们的哲学,自己什么都没有,这种哲学只是文凭!世界上今天须要真正的思想,要融汇古今中外,真正产生一个思想。可是,现在不止中国,这是个思想贫乏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文化。

第二个点题:牵涉到人的问题。

中国史上,凡是一个大政治家,都是大诗人、大文学家,我常和同学们说,过去人家说我们中国没有哲学,现在知道中国不但有哲学,几乎没有人有资格去研究。因为我们是文哲不分,中国的文学家就是哲学家,哲学家就是文学家,要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必须把中国五千年所有的书都读遍了。西方的学问是专门的,心理学就是心理学,生理学就是生理学,过去中国人作学问要样样懂一点,中国书包括的内容这样多,哪一本没有哲学?哪一样不是哲学?尤其文学更要懂了,甚至样样要懂,才能谈哲学,中国哲学是如此难学。譬如唐初有首诗,题名《春江花月夜》中有几句说:“江上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与西方人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意思一样,但到了中国人的手里就高明了,在文字上有多美!所以你不在文学里找,就好像中国没有哲学,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一看,哲学多得很,譬如苏东坡的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是哲学问题吗?宇宙哪里来的?上帝今天晚上吃西餐还是吃中餐?“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问的这个问题,不是哲学问题吗?所以中国是文哲不分的。此其一。

文史不分:中国历史学家,都是大文学家,都是哲学家,所以司马迁著的《史记》里面的八书等等,到处是哲学,是集中国哲理之大成。此其二。

文政不分: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唐代的诗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唐太宗的诗太好了,他提倡的。明代的对联为什么开始发展起来,朱元璋的对联作得很不错,他尽管不读书,却喜欢作对联。有个故事,朱元璋过年的时候,从宫里出来,看见一家老百姓门前没有对子,叫人问问这家老百姓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门口没有对子。一问是阉猪的,不会作对联。于是朱元璋替他作了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很好!很切身份。唐太宗诗好,大臣都是大文学家,如房玄龄、虞世南、魏征每位的诗都很好。为什么他们没有文名?因为在历史上,他们的功业盖过了文学上的成就。如果他们穷酸一辈子,就变文人了,文人总带一点酒酿味,那些有功业的变成醇酒了。其次,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诗很好,但文名被他的功业盖过了。所以中国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都是大文学家。我们来一个老粗皇帝汉高祖,他也会来一个“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别人还作不出来呢!不到那个位置,说不定作成:“台风来了吹掉瓦,雨漏下来我的妈!”所以大政治家一定要具备诗人的真挚情感。换句话说,如西方人所说,一个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备出世的精神——宗教家的精神。此其三。

第三个点题:中国人为什么提倡诗和礼?儒家何以对诗的教育看得这么重要?因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会工作的人,经常人与人之间有接触、有痛苦、有烦恼。尤篇中国人,拚命讲究道德修养,修养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我经常告诉同学们,英雄与圣贤的分别:“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来,圣人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的烦恼。”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希望每个人能完成圣贤的责任,才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从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烦恼,西方人就付诸宗教;中国过去不专谈宗教,人人有诗的修养,诗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么无法化解的烦恼,自己作两句诗,就发泄了,把情感发挥了。同时诗的修养就是艺术的修养,一个为政的人,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感、诗人的修养。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过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将,退朝以后回到家中,拿起笔,字一写,书一读,诗一诵,把胸中所有的烦闷都解决了。不像现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将或跳舞去了。这种修养和以前的修养不同了,也差远了。

由此我们已了解,孔子说《为政》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人,除了领导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对于自己的修养,更要有诗人的情操,才能温柔敦厚,才能轻松愉快的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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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21:4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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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哉法治


下面提出问题来了: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个“道”是领导的导。刚才我们提出来,说孔子讲的为政,不是谈政治,以现在观念勉强说来,他讲的是政治哲学,或说是政治的原理。他说领导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以政治体制来领导,再用法制来管理,“齐之以刑”,使大家不犯法,犯法就罚他。但是用法制来管理人民,这样一来“民免”,一般人会逃避,钻法律的漏洞,而且他逃避了责任、法律及处罚,他还会自鸣得意,认为你奈何他不了,毫无羞耻心。这和道家老子讲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道理一样,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

因此孔子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假如以道德来领导,每个人都有道德的涵养,“齐之以礼”,以礼教化。这就谈到礼义精神了,大家能自动自发,如果做错了,有那惭愧的心情,这样做到人人有耻,不敢做不道德的事,不要等到法律制裁,自己就很难过,这就是有耻。到了这种情形,则“且格”,就达到了政治的目的。所以他是主张用道德的政治、道德的感化,这就是儒家与法家的精神之不同了。不过,中国的政治,向来是道家、儒家、法家合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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