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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希晴

论语别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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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21:4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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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自剖


下面更有趣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孔子的自我报告,为什么孔子在谈到为政,要作自我报告呢?孔子是七十二岁死的。他用简单几句话,报告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身世很可怜,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半残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对家庭,他要挑起这担子来,他的责任很重。他说十五岁的时候,立志作学问,经过十五年,根据他丰富的经验,以及人生的磨炼,到了三十岁而“立”。立就是不动,作人做事处世的道理不变了,确定了,这个人生非走这个路子不可。但是这时候还有怀疑,还有摇摆的现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才不怀疑,但这是对形而下的学问人生而言。还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岁,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学的宇宙来源,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体范围。到了“六十而耳顺”,这里问题又来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么问题不顺,耳腔发炎吗?这句很难解释,可能在当时漏刻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个句读。如果照旧,“耳顺”的道理就是说,自十五岁开始作人处世,学问修养,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心里平静。注意!心里平静不是死气沉沉,是很活泼,很明确是非善恶,对好的人觉得可爱,对坏的人,更觉得要帮助改成好人,要这样平静,这个学问是很难的。然后再加十年,才“从心所欲”。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不逾矩”。我们上街去看看,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来吃,“从心所欲”嘛!行吗?要“不逾矩”。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范围。“从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不逾矩”,同时这句话也通于形而上的道理。讲到这里,我们要研究孔子为什么把几十年所经历作人、做事、做学问的经验,要放在《为政》篇里。这经验太重要了,本来为政就是须要人生的经验。

在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实验的,就是政治和军事。这两个东西,包罗万象,变动不居。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政治,专制、君主、民主、集体,究竟哪样好?谁能下得了这个结论?尤其现代的中国,几十年来,西方的什么思想文化,都搬到中国这个舞台上来玩过,结果如何呢?所以为政的人是要了解人生,要有经验,要多去体会。因此孔子将自己的经验讲出来,编到《为政》这一篇,就是暗示一般从政者,本身的修养以及作人做事的艰难,并不简单,要效法他这个精神,在工作上去体会、了解它,才把这一段编到《为政》中来。

从上面几段,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不管是为政或做事,是要靠人生经验的累积。而人生经验累积成什么东西呢?简单的四个字——“人情世故”。

讲到人情世故,中国人现在往往把这个名词用反了,这是很坏的事。如果说“这家伙太世故了!”便是骂人。尤其外国人批评中国人,几年前在《中央日报》我就看到这样的文章,说中国人什么都好,就是太重人情了。这里一般年轻人的反应,认为这个外国人的文章写得非常透彻,我说你们不要认为外国人在中国留学两三年,就能懂中国文化,那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几十年的饭是白吃了。中国文化一直在讲人情,所谓“人情”,不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提着一只火腿,前街送到后巷,左邻送到右舍,在外面送来送去地转了个把月,说不定又转回来物归原主了。这只是情礼的象征,中国文化所讲的“人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性情。人情这两个字,现在解释起来,包括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等学问都在内,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感情。

“世故”就是透彻了解事物,懂得过去、现在、未来。“故”就是事情,“世故”就是世界上这些事情,要懂得人,要懂得事,就叫做人情世故。但现在反用了以后,所谓这家伙太“世故”,就是“滑头”的别名;“人情”则变成拍马屁的代用词了。就这样把中国文化完全搞错了,尤其是外国人写的更不对。

为政以“德”为本,再以学来培育“诗”的温柔敦厚精神,是不是就具备了为政的条件了?不然!不然!就好像一个军人,把中外古今的军事思想理论都翻遍了,但是连枪怎么放都不会,二等兵上等兵是怎么回事也不晓得,这等人充其量只能当个参谋,绝对不能带兵上战场的。所以《论语》行文的气势,轻轻一转,把孔子的简略自传编进来了。也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道理就是要真正能多懂得人情世故。

我曾讲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归纳起来,最简单扼要的,不外中国的四个字——“安居乐业”。所有政治的理想、理论,都没超过这四个字的范围;都不外是使人如何能安居,如何能乐业。同时我们在乡下也到处可以看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八个字,现代一般人看来,是非常陈旧的老古董。可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如果能够真正达到这八个字的境界,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来说,无论是什么政治理想都达到了。而这些老古董,就是透彻了人情世故所产生的政治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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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21:4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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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的一课


接下来,根据我们全篇连贯起来的观念,似乎有了问题了,因为下面接着是说: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如此一节,我们不要看宋儒这样的一圈,就把它圈断了;这是后人圈的,是不对的,上加一圈,下加一圈,结果就变成了教条。其实它是连贯的,也就是前面“为政以德”的引伸发挥,把中国文化里面的孝道精神,扩充到待人处世上面,中国自古以来、大政治家的出入不苟的胸襟,就是根据这一点培养出来的。

现在我们先对文字作一了解,孟懿子不一定是孔子的学生,而是介于学生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他是鲁国的大夫。当时的“大夫”,当然不是现代的医生,而是一个相当高的官位。勉强比,有如现在的内阁官员之流,通称作“大夫”。“大夫”是官阶,不是官职。中国这些官阶职务,历代都有变动的。我们要了解中国历代政治形态的变迁,必须读“十通”或“三通”——通志、通献、通考。里面不仅包括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官职的演变、一切的演变,乃至现代研究三民主义思想,国父为什么采用了五权分立制度,都与“三通”、“十通”的文化有绝对的关系。这是讲到孟懿子的职位,顺便提到的。

既然孟懿子是这样一位人物,以当时孔子的立场来讲,这一段问答,到底是孔子做鲁国司寇以前,或以后说的,就很难考证了。孔子当时在国际——诸侯间——的地位也很特殊,是一位突出人物。所以孟懿子来问他什么是孝,孔子只告诉他“不要违背”。如果根据这句话来看,孔子讲话非常滑头。不要违背什么呢?没有下文。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答话,接下来,又是一幕短剧式的谈话。我们看《论语》,深入了,很有趣味,像看小说一样,不必用那么严肃的态度去看。

“樊迟御”——樊迟是孔子的学生,名叫樊须,字子迟,小于孔子三十六岁,是年轻的一辈。“御”是驾车。孟懿子刚刚来拜访孔子,并请教什么是孝道这个问题,孔子说“不要违背”,就只有这么一句话。等一会儿孔子出门了,因为请不起司机,都是学生来服务。现在由年轻的樊迟来驾车子,不像现在的汽车,孔子那时坐的是马车,驾马车有一套专门技术,很不容易的。那么孔子坐进车厢了,樊迟坐在前面的驾驶台上,开动了车子,在途中,孔子坐在车厢中和学生谈起话来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是随时随地都在对学生施教的。

“子告之曰”是描写孔子在车上特别告诉樊迟一件事:“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孟孙是孟懿子的号,因为他是当朝有相当地位的人,而且在当时政界来讲,还算好的一个人,所以孔子对他相当尊敬,便只称他的号。孔子说,他问我什么叫作孝,我答复他“无违”,不要违背。“樊迟曰:何谓也。”从这一句话,我们看到那个画面上,学生正在前面驾车,静静的,没有开腔,而老师好像在自言自语的告诉他,刚才答复孟懿子问孝的经过,樊迟一听,回过头来说,老师,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跟我们现在的疑问一样。“无违”,不要违背,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孔子说,没有什么,很简单。“生,事之以礼。”这个“事”字是古人以下对上而说的。孔子说,当父母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孝敬他——“事之以礼”。怎么叫以“礼”事之呢?很难说了,这个礼不是说见到父母行个礼就叫孝。礼是包括生活上的照应、爱护。(这一切道理,将来我们还有专门讲“礼”的机会,在这里暂不详述。)又说:“死,葬之以礼。”所以礼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看到这个礼字,绝不能作狭义的礼貌解释。去世以后则“祭之以礼”。我们研究这一段,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又把这一段问答记到《论语》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对为政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把这些问题先放在一边,再看下一段,然后综合起来作研究。

下面跟着记载的,是孟武伯问孝。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是何许人也?就是刚才所讲的孟懿子的儿子,他是“世家公子”。这又牵涉到什么是“世家”,古代的制度,和现代两样,尤其在春秋时代,与印度、欧洲古代又不相同。所谓“世家”就是作官的,子子孙孙都有这个官作,不过是长子继承这个官位,即所谓的封建时代。但是与欧洲的封建不同,不是永久的,谁家不好,就被除掉。在中国这样传下来的家庭叫“世家”,长子有继承权,第二以及第三、四、五个孩子都是另外在一边了。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儿子,是正统的世家公子。父亲刚刚问了孝道,(当然不是同一天的事,不过编书的人——孔子的学生们,硬要把它编在一起。)儿子孟武伯也来问孝,孔子的答复,和答复他父亲的是两样的。

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这句话就是说父母看到孩子生病了,那种忧愁、担心,多么深刻,你要去体会这种心境。

孔子这个答复有多妙!这句话,我们要这样说,这个问题只有自己做了父母的人才真能体会出来。这种情形是,自己要上班,家里钱又不够,小孩病了,坐在办公室里,又着急,又出汗,又不敢走开,可是心里记挂着。这种心境就是“父母唯其疾之忧”。孔子对孟武伯就是说,对父母能付出当自己孩子生病的时候,那种程度的关心,才是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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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21:48 | 显示全部楼层


以孝治天下


这两段话都是大问题,现在我们转回来谈第一点。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经常讲孝道,尤其儒家更讲孝道。把四书五经编辑起来,加上《孝经》、《尔雅》等,汇成一系列的总书叫十三经。《孝经》是孔子学生曾子著的,我们要研究孝道,就必须看孔子思想系统下的这部《孝经》,《孝经》中说什么样子才是孝呢?不单是对父母要孝,还要扩而充之大孝于天下,爱天下人,谓之大孝。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来为政,也就是我们所讲公务员是人民公起的道理一样的,所以后来发展下来,唐宋以后的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个人真能爱父母、爱家庭、爱社会,也一定是忠臣。因为忠臣是一种情爱的发挥。假使没有基本的爱心,你说他还会对国家民族尽忠吗?这大有问题。关于忠字有一点,是古人讲的:“慷慨捐身易,从容就义难。”慷慨赴死是比较容易的,等于西门町太保打架,打起来,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脾气来了,真是勇敢,视死如归;假如给他五分钟时间去想想看该不该死,这就要考虑了,“从容”——慢慢的来,看他愿不愿意死,这就很难说了。所以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要有真感情,真认识的人,才能够尽忠。

因此,孔子答复孟懿子的话不同,孟懿子是从政的人,孔子相当尊敬他,答话就比较含蓄,只说:“不要违背”,不要违背什么呢?不违背天下人的意思,必须大孝于天下,就是这个道理。他知道这样的答复孟懿子也不一定懂,这种说法,土话名之为“歇后语”、“隐语”,像“外甥打灯笼——照旧(舅)”,“瞎子吃汤团——肚里有数。”都是“歇后语”。讲了半天,后面的意思要人猜的。他为什么这样答复?意思是说,你孟懿子的身份不同,既然是从政的人,对天下人要负公道的责任,视天下人如父母,那才是真孝,这是大臣的风度。所以“无违”,就是不可违反人心。

他也知道孟懿子未必懂,所以与樊迟的一段师生对白是“打丫头骂  小         姐”的用意,知道樊迟也一定不懂,不懂让他不懂,慢慢去传话,作间接的教育,所以等学生驾车时有这段对白。这种间接的教育,比直接的教育更有效。个人的孝道,能做到对樊迟所讲的,是了不起的孝子;对国家大事,能够做到“无违”就是了不起的大臣。

但是他对孟武伯这位世家公子的问孝,答复就大不同了,他说孝道很简单,你只要想到当你病的时候,你的父母那种着急的程度,你就懂得孝了。以个人而言——所谓孝是对父母爱心的回报,你只要记得自己出了事情,父母那么着急,而以同样的心情对父母,就是孝;换句话说,你孟武伯是世家公子,将来一定会当政的。我们读历史晓得一句话,就是最怕世家公子当政“不知民间之疾苦”。所以为政的道理,要知道民间疾苦,晓得中、下层社会老百姓的苦痛在那里。所以爱天下人,就要知道天下人的疾苦,如父母了解子女一样,你将来从政,必须记住这个道理。这两段穿插在《为政》篇中,用得很妙。

当然,世家公子不知民间之疾苦,往往是失败的,我们看到晋惠帝当天下大荒年的时候,太监对他讲大家没有饭吃,他说:“何不食肉糜?”他就不知道连饭都吃不上,哪里吃得到比饭更不容易的肉糜。这就是不知道民间之疾苦。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得到一个结论,凡是创业的帝王,都了不起,两三代以后的皇帝“长于深宫寺人女子之手”,连米从哪棵“树”上长出来都不知道的这一类皇帝,我代他创造了一个名称,叫他们为“职业皇帝”,他天生的一定当皇帝。这些“职业皇帝”往往犯一个心理毛病——自卑感,他们非常自卑。所以历史上“职业皇帝”非常糟糕,对于文臣,反感他学问比自己好,对于武将,他也要反感,觉得武功不如人,所以“职业皇帝”往往是做出杀戮重臣、罢黜能臣等等莫名其妙的事,注定了他的失败。

同样的,除了帝王政治以外,我们做任何一个主管,对于大小事情都应该知道,尤其对于下层的事务,更是不能马虎。

然后,我们要讨论到一个孝道的大问题。中国文化,对于家庭教育来讲,素来就有以“忠孝传家”相标榜的,可见中国文化把孝道看得严重,这个我们就要先懂得中国整个的历史文化了。中国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与欧美各国都不同。所以这几天,几个在外国留学返国的学生来看我,大谈欧美情形,一位在德国念了博士以后,现在又学精神分析的学生说,在外国看了这么多年,结果证明我几年前告诉他们的话没有错。我告诉他们,研究西方文化,不要只以美国为对象,美国立国还不到两百年,谈不上什么,要从整个欧洲去看;而研究欧洲文化,必须研究希腊文化,从雅典、斯巴达两千多年以前开始。同时要知道西方文化与我们有基本的不同,中国这个国家,因为地理环境影响,能够“以农立国”,欧洲做不到,尤其希腊做不到,他们要生存,必须发展商业。过去欧洲的历史,在海上的所谓商业,看得见就是做生意,看不见时就做海盗,所以十六世纪以前,西方缺乏财富,穷得一塌糊涂。十六世纪以后,抢印度、骗中国,黄金才流到西方去,所谓西方文化、经济发展等等,原先都是这样来的。

我们了解西方文化以后,再回头来看中国,中国以农立国,有一个文化精神与西方根本不同,那就是中国的宗法社会。三代以后,由宗法社会,才产生了周代的封建。一般讲的封建,是西方型的封建,不是中国的封建,把中国封建的形态,与西方文化封建的奴隶制度摆在一起,对比一下,就看出来完全是两回事,完全搞错了。中国的封建,是由宗法形成的。因为宗法的社会,孝道的精神,在周以前就建立了,秦汉以后,又由宗法的社会变成家族的社会,也是宗法社会的一个形态,那么家族的孝道,把范围缩小了,但精神是一贯的。这个孝字,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人情世故的扩充,把中国这个孝字,在政治上提倡实行而蔚为风气,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西汉以后,魏晋时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我们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卧冰,他就是晋朝的大臣。晋朝以后,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下来,都是“以孝治天下”。我们看历朝大臣,凡是为国家大问题,或是为爱护老百姓的问题,所提供的奏议,很多都有“圣朝以孝治天下”的话,先拿这个大帽子给皇帝头上一戴,然后该“如何如何”提出建议,这是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提倡孝的好处、优点。

但是天下事谈到政治就可怕了,我们关起门来研究,也有人利用孝道作为统治的手段。谁做了呢?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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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21:49 | 显示全部楼层


康麻子的教孝教忠


我们看历史,经常可以看到有个因果律,如清朝,孤儿寡妇率领三百万人,入了中原,统治了四万万人,最后清朝完了,又仍然是孤儿寡妇,夹了一个皮包,回到关外去了。一部历史,怎么样开始,就是怎么样结束,好像呆板的。古今中外的历史,也几乎完全是跟着循环往复的因果律在演变。清朝孤儿寡妇入关以后,顺治很年轻就死掉了,不过这是清朝一个大疑案,有一说顺治没有死,出家去了,这是清人历史上不能解决的几大疑案之一。接着康熙以八岁的小孩当皇帝。到十四岁,正式亲政。老实讲,那时候如果是平庸之辈,要统治这样庞大的四万万人的中国,是没有办法的,但这个十四岁的小孩很厉害,康麻子——康熙脸上有几颗麻子的——十四岁开始统治了中国几十年,(康熙八岁当皇帝,十四岁亲政,六十九岁去世,在位六十一年。)清朝天下在他手里安定下来。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反清复明的人太多了,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班人都是不投降的,尤其是思想上、学说上所作反清复明的工作,实在太可怕了。结果呢?康麻子利用中国的“孝”字,虚晃一招,便使反清的种子一直过了两百年才发芽。清兵入关,有三部必读的书籍,哪三部书呢?满人的兵法权谋,学的是《三国演义》,还不是《三国志》,在当时几乎王公大臣都读《三国演义》。第二部不是公开读的,是在背地里读的——是《老子》,当时康熙有一本特别版本的《老子》,现在已经问世,注解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当时每一个清朝官员,都要熟读《老子》,揣摩政治哲学。另一部书是《孝经》。但表面上仍然是尊孔。说到这里,诸位读历史,可以和汉朝“文景之治”作一比较,“文景之治”的政治蓝本,历史上只用八个字说明——“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么一来,康熙就提倡孝道,编了一本语录——《圣谕》,后来叫《圣谕宝训》或《圣谕广训》,拿到地方政治基层组织中去宣传。以前地方政治有什么组织呢?就是宗法社会中的祠堂,祠堂中有族长、乡长,都是年高德劭,学问好,在地方上有声望的人。每月的初一、十五,一定要把族人集中在祠堂中,宣讲圣谕,圣谕中所讲都是一条条作人、做事的道理,把儒家的思想用进了,尤其提倡孝道。进一步分析,康熙深懂得孝这个精神而加以反面的运用。要知道康熙把每一个青年训练得都听父母的话,那么又有哪一个老头子、老太太肯要儿子去做杀头造反的事呢?所以康熙用了反面,用得非常高明。此其一。

其二:当时在陕西的李二曲,和顾亭林一样,是不投降的知识分子,他讲学于关中,所以后来顾亭林这班人,经常往陕西跑,组织反清复明的地下工作。康熙明明知道,他反而征召李二曲作官,当然李二曲是不会去作的。后来康熙到五台山并巡察陕西的时候,又特别命令陕西的督抚,表示尊崇李二曲先生为当代大儒,是当代圣人,一定要亲自去拜访李二曲。当然,李二曲也知道这是康熙下的最后一着棋,所以李二曲称病,表示无法接驾。哪里知道康熙说没有关系,还是到了李二曲讲学的那个邻境,甚至说要到李家去探病。这一下可逼住了李二曲了,如果康熙到了家中来,李二曲只要向他磕一个头,就算投降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民族气节问题;所以李二曲只好表示有病,于是躺到床上,“病”得爬不起来。但是康熙到了李二曲的近境,陕西督抚以下的一大堆官员,都跟在皇帝的后面,准备去看李二曲的病。康熙先打听一下,说李二曲实在有病,同时,李二曲也只好打发自己的儿子去看一下康熙,敷衍一下。而康熙很高明,也不勉强去李家了。否则,他一定到李家,李二曲骂他一顿的话,则非杀李二曲不可。杀了,引起民族的反感;不杀,又有失皇帝的尊严,下不了台,所以也就不去了。安慰李二曲的儿子一番,要他善为转达他的意思,又交待地方官,要妥为照顾李二曲。还对他们说,自己因为作了皇帝,不能不回京去处理朝政,地方官朝夕可向李二曲学习,实在很有福气。康熙的这一番运用,就是把中国文化好的一面,用到他的权术上去了。可是实在令人感慨的事,是后世的人,不把这些罪过归到他的权术上,反而都推到孔孟身上去,所以孔家店被打倒,孔子的挨骂,都太冤枉了。

实在讲,孝道的精神绝对是对的,要说它对的理由,很多很多,现在是讲《论语》,不在本题外说得太多,只在这里提一下,就可以了解“孝”可以治天下。由各人的孝父母,扩而充之爱天下人,就是孝的精神。这个精神的更深处,我们再看一下《孝经》,就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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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21:53 | 显示全部楼层



晚   娘    面孔难为人


再下来是: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是孔子的弟子,姓言,名偃,子游是字,少孔子四十五岁。他问孝,孔子讲解很明白,他说现在的人不懂孝,以为只要能够养活爸爸妈妈,有饭给他们吃,像现在一样,每个月寄五十或一百元美金给父母享受享受,就是孝了。还有许多年轻人连五十元也不寄来的,寄来了的,老太太老先生虽然在家里孤孤独独,“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但看到五十元还是欢欢喜喜。所以现在的人,以为养了父母就算孝,但是“犬马皆能有养”,饲养一只狗、一匹马也都要给它吃饱,有的人养狗还要买猪肝给它吃,所以光是养而没有爱的心情,就不是真孝。孝不是形式,不等于养狗养马一样。

这里我们看出来了,孔子对学生讲孝道与答复从政的人讲孝道完全两样,所以我们证明孔子前两段话是歇后语,用隐语的。

至于接着下面讲孝道: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来问孝,孔子说色难。什么叫         色             难        呢?态度问题,上面讲不敬何以为孝,就是态度很难,他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有事的时候,像我们做后辈儿女的,看见父母扫地,接过扫把来自己做。“有酒   ,先生馔。”(先生是现代的一般称呼,古代对前一辈的人都尊称为先生。)有好吃的,就拿给父母长辈吃。“曾是以为孝乎?”(“曾是”是假定的意思)你以为这样就是孝吗?替长辈做了事,请长辈吃了好的,不一定就是孝了,为什么呢?“         色         难      ”。态度很重要,好像我们下班回家,感到累得要命,而爸爸躺在床上,吩咐倒杯茶给他喝。做儿女的茶是倒了,但端过去时,沉着脸,把茶杯在床前几上重重的一搁,用冷硬的语调说:“喝嘛!”在儿女这样态度下,为父母的心理,比死都难过,这是绝不可以的。所以孝道第一个要敬,这是属于内心的;第二个则是外形的  色          难,态度的。

为什么这两节放在这里呢?这就包括了君道、臣道。一种是做人长官,领导人的;一种是做人部下,配合别人的。所以我们谈为政之道,也是“       色        难   ”,也是“不敬,何以别乎?”我们爱护部下,态度很难。历史上的名帝王唐太宗,天生就很威严,有一天他问魏征,为什么这些大臣们,当着他的面都不讲话。魏征就告诉他——也只有魏征敢和他这样讲——陛下自己不知道,因为陛下很威严,大臣们看见你后,心理上先就怕了,所以讲不出话来。唐太宗听了这话以后,就去对着镜子学笑,见了人就笑,慢慢使自己的态度变得和蔼起来。所以为政之道,也是色难。有时到机关中去,尤其邮政局或银行,许多人怕那里的面孔,譬如到邮局买一块钱邮票,邮局的柜台          小           姐,忙累得那个样子,给你邮票时,那种好像欠他多还他少的态度,实在叫人受不了。但替他想想也够可怜,坐了一整天,有些人对他还够噜苏。所以领导别人的,或者做部下的,都“   色   难          ”——态度不容易作好。内心上更难。

“敬”——真爱人,不容易作好。所以把这两句孝道的话摆在“为政”篇中,也就是从政的修养与态度,这是真学问。你说你对部下是最爱护的,可是你对他开口就骂,把脾气都发在他的身上,发了脾气以后,对他再好也没有用了。

现在接下来讲孔子与颜回的谈话,包括了上面子游与子夏问孝道的,连起来放在《为政》篇里,是臣道与君道的理。

这一段是没有问题,单独记述出来的。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我们知道,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就是颜回,又叫颜渊,无论在道德或学问上,是孔门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所以孔子经常提到颜回。

讲到这里,我们说个笑话,我常常说年轻学生们没有办法自己写东西,但是世界上最高明的人,从不写作东西,一个字也不写,他们的思想、学说,都是学生写。像  释  迦  牟  尼  、耶稣都是自己不写东西,而由学生写。可是中国的两个圣人就惨了,最糟糕的是孔子,学生不大写,都是老师写东西捧学生的。老子也很可怜,只一个学生,也没写,自己写了五千字,这是中外圣人不同之处。今日我们所以知道颜回,也是孔子经常在他的著作里,提到他这位得意弟子。这一段话,提到颜回。他说,我和颜回谈话,有时谈了一整天,他从来没有反对过我的意思,看起来笨笨的,但当他离开我而单独生活,不在我面前时,作人做事都会自己检讨自己,结果不但是懂了我的意思,还能更进一步发挥我的意思,由此看来颜回并不笨。

现在问题在于为什么又把这样一段话,编在这里呢?就是谈到《为政》这一篇书,上面两段的问孝,第一个是“敬”,第二个是“ 色     难”,和臣道、君道都有关。现在以颜回的态度来讲臣道,上面对你讲话都答“是”,都是只有接受、服从。可是,光接受、服从,有时候反而有问题,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有了接受、服从的修养,还要“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再加以发挥,能够扩而充之,这才是事业的好干部,为政的人才。所以把颜回的个人修养,放在《为政》篇的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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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21:54 | 显示全部楼层


孔子也会看相


到了下面,文章就转了,正式谈为政的道理。关于孔子对人的观察。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

这是孔子观察人的道理。

讲到观察人的道理,我们都知道看相算命,尤其现在很流行。这两种事,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就是世界各国,有所谓意大利相法,日本相法等等。由此可见任何国家民族,都很流行。讲中国人看相的历史,那很早了。在春秋战国时就多得很,一般而言,中国人的看相,自有一套,包括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麻衣、柳庄、铁关刀,乃至现代意大利、日本人研究出来的手相学、掌纹学,许多新的东西都加上,也逃不出中国相法的范围。但中国人还有另外一套看相的方法,叫“神相”或“心相”,这就深奥难懂了。“神相”,不是根据“形态”看,而是看“神态”的;还有一种“心相”,是以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绝对唯心(非西洋唯心的哲学),所以有几句名言:“有心无相,相由心变。有相无心,相随心转。”一个人思想转变了,形态就转变,譬如我们说一个人快发脾气了,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从他相上看出来了,他心里发脾气,神经就紧张,样子就变了。所以,看相是科学。有人说,印堂很窄的人度量一定小,印堂——两个眉尖中间的距离——很宽就是度量大,这是什么道理?有人天生的性格,稍遇不如意事,就皱眉头,慢慢的印堂的肌肉就紧缩了,这是当然的道理。还有人说露门牙的人往往短命,因为他露牙齿,睡觉的时候嘴巴闭不拢来,呼吸时脏的东西进到体内,当然健康要出问题。还有很多这一类的道理,都是这样的,但是古人看相,很多人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是书上说的。”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从经验中来的。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其他的没有了,其实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它所包涵看相的理论,不同其他的相书。他说:“功名看气宇”,讲气宇,又麻烦了。这又讲到中国哲学了,这是与文学连起来的,这“气”怎么解释呢?就是东西。“宇”是代表天体。什么叫“气宇”?就是天体构造的形态。勉强可以如此解释。中国的事物,就是这样讨厌,像中国人说:“这个人风度不坏”。吹过来的是“风”,衡量多宽多长就是“度”。至于一个人的“风度”是讲不出来的,这是一个抽象的形容词,但是也很科学,譬如大庭广众之中,而其中有一人,很吸引大家的注意,这个人并不一定长得漂亮,表面上也无特别之处,但他使人心里的感觉与其他人就不同,这就叫“风度”。

“功名看气宇”,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功名,要看他的风度。“事业看精神”,这个当然,一个人精神不好,做一点事就累了,还会有什么事业前途呢?“穷通看指甲”,一个人有没有前途看指甲,指甲又与人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呢?绝对有关系。根据生理学,指甲是以钙质为主要成分,钙质不够,就是体力差,体力差就没有精神竞争。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型的而是扁扁的,就知道这种人体质非常弱,多病。“寿夭看脚踵”,命长不长,看他走路时的脚踵。我曾经有一个学生,走路时脚根不点地,他果然短命。这种人第一是短命,第二是聪明浮燥,所以交待他的事,他做得很快,但不踏实。“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一个人思想如何,就看他说话是否有条理,这种看法是很科学的。中国这套学问也叫“形名之学”,在魏晋时就流行了。有一部书——《人物志》,大家不妨多读读它,会有用处的,是魏代刘劭著的,北魏刘昺所注,是专门谈论人的,换句话说就是“人”的科学。最近流行的人事管理,职业分类的科学,这些是从外国来的。而我们的《人物志》,却更好,是真正的“人事管理”、“职业分类”,指出哪些人归哪一类。有些人是事业型的,有些人绝对不是事业型的,不要安排错了,有的人有学问,不一定有才能,有些人有才能不一定有品德,有学问又有才能又有品德的人,是第一流的人,这种人才不多。

以前有一位老朋友,读书不多,但他从人生经验中,得来几句话,蛮有意思,他说:“上等人,有本事没有脾气;中等人,有本事也有脾气;末等人,没有本事而脾气却大。”这可以说是名言,也是他的学问。所以各位立身处世,就要知道,有的人有学问,往往会有脾气,就要对他容忍,用他的长处——学问,不计较他的短处——脾气。他发脾气不是对你有恶意,而是他自己的毛病,本来也就是他的短处,与你何关?你要讲孝道,在君道上你要爱护他,尊重他。我有些学生,有时也大光其火,我不理他,后来他和我谈话,道歉一番,我便问他要谈的正题是什么?先不要发脾气,只谈正题,谈完了再让你发脾气。他就笑了。

第二部应该研究的书是什么呢?就是黄石公传给张良的《素书》,这一部书很难说确是伪书,但它也的确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对于为人处世及认识人物的道理,有很深的哲学见解,也可以说是看相的书,他并不是说眉毛长的如何,鼻子长的怎样,它没有这一套,是真正相法。眉毛、鼻子、眼睛都不看的,大概都看这个人处世的态度和条理。孟子也喜欢看相,不过他没有挂牌,他是注意人家的眼神,光明正大的人眼神一定很端正;喜欢向上看的人一定很傲慢;喜欢下看的人会动心思;喜欢斜视的人,至少他的心理上有问题。这是看相当中的眼神,是孟子看相的一科,也可说是看相当中的“眼科”吧!

孔子观察人谈原则。“视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么?“观其所由”——知道他的来源、动机,以法理的观点来说,就是看他的犯意,刑法上某些案子是要有了犯意才算犯罪,过去中国人不大打官司,喜欢打官司的叫作讼棍。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被控用刀杀人,这是有罪的,要偿命的。有讼棍要被告一千两银子,包可无罪。被告为了保命,就是上当受骗,也只好出这一千两银子了。而那个讼棍得了银子,将送出去的公文抽回来,将“用刀杀人”的“用”字,轻轻加了一笔,变成“甩”字,于是“甩”刀杀人,没有犯意,是无罪的。

还有满清时候,祭孔大典,凡是参加的人,是不得在祭典中东张西望,或转头回身说话的,否则就犯了“大不敬”,重则杀头,轻则坐牢,至少是免职永不录用。有一次,一位督抚率领部属祭孔,在部属中同僚有隙,某甲到皇帝面前,告某乙在祭典中回头说话,于是皇帝下命令督抚查明这件事。督抚一接到圣旨,惶恐得不得了,最后从部属中,找来了平日最讨厌的讼棍,被敲了八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买一个字,讼棍还说白送了一个字,共有九个字:“臣位列前茅,不敢反顾。”这样答复上去,不但没有事,那个原告,也不敢顶上去了。因为追究下去,你自己如果规规矩矩不转头,又怎么知道被告转了头呢?有罪大家有罪嘛!一件要杀大官们脑袋的大案,就这样由讼棍用九个字,轻轻地平息下去了。

李陵答苏武书中所谓“刀笔之吏,弄其文墨。”从政的人,都要了解这一点,公事办久了,从政久了,法律熟了,专门在笔杆上做工夫,害死人杀死人,比刀都厉害。所以讲到这里,要“视其所以”,看他的动机、目的。“观其所由”,看他的来源,整个行动的经过。“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作人是安于什么?能不能安于现实。譬如有些人就很难安,有一位七十多岁的朋友,已满头白发了,读书人,学问蛮好。刚刚退休,太太过世了,在生活上打牌没有兴趣,书法好但没兴趣写字,读书人本可看书,但是拿到书,就想睡觉,躺下来又睡不着——讲到这里,请青年朋友们注意,老年人很可怜,有几件事是相反的:坐着想睡,躺下来却睡不着。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把眼泪笑出来了。讲现在的事,当面讲当面忘,对过去的事,连小时候的都记得起来。讲他好话听不见,骂他的话马上听到了。这是老年人的惨状——因为他太无聊、寂寞,事事无兴趣,只好交了个女朋友,我劝他不必结婚了。他这种现象,就是老年人的无所安,心不能安,这是老年人,但是年轻人也一样。这是心理上的问题,一个人作学问修养,如果平常无所安顿之处,就大有问题。有些人有工作时,精神很好;没有工作时,就心不能安,可见安其心之难。

孔子以这三点观察人,所以他说“人焉叟哉!人焉叟哉!”这个叟是有所逃避的意思。以“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三个要点来观察人,就没什么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个人作人处世,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样?(前者属思想方面,后面属行为方面。)另外,再看他平常的涵养,他安于什么?有的安于逸乐,有的安于贫困,有的安于平淡。学问最难是平淡,安于平淡的人,什么事业都可以做。因为他不会被事业所困扰,这个话怎么说呢?安于平淡的人,今天发了财,他不会觉得自己钱多了而弄得睡不着觉;如果穷了,也不会觉得穷,不会感到钱对他的威胁。所以安心是最难。以这三点观人,放在《为政》篇中,就是知人励品的重点所在。

接下来的一句话,是我们都很熟悉的。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从文字上去解释,大家都知道,意思就是温习过去,知道现在的,便可以做人家的老师了。照表面文字上的解释,只此而已,实际上我们要更深一步体会。“温故”——说过去的我们要知道,譬如讲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二十五部大史,真不容易,倘使读历史的,目的并不在拿学位,那么为了什么呢?为了“温故知新”,认识了过去,就知道未来,这样,“可以为师矣”,过去就是你的老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温故而知新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前面的成功与失败,个人也好,国家也好,是如何成功的,又是如何失败的,历史上就很明显地告诉了我们很多。刚才和人闲谈,就谈到过,现在这一代青年作学问很难,不但要知道自己中国文化传统的根——过去,也要知道现在社会的新学问,不但是国内的事,国外的事也要清楚,古今中外都要了解,所以为政的人,更要注意这事,为政到底是要有学问的,所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样才真能师法过去的历史,判断未来新的事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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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21:5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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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东西


下面接着是:

子曰:君子不器。

如照字面翻成白话就很好笑了——孔子说:“君子不是东西。”提到这个思想,我常说我们中国人实在了不起,各个懂得哲学,尤其骂人的时候更是如此。譬如说:“你是什么东西?”拿哲学来讲,我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因为人的生命究竟怎么回事,还搞不清楚嘛!所以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

但孔子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为政”要通才,通才就要样样懂。“不器”就是并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一个为政的人,就要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通。从表面上看,一个很好的大政治家,好像一个很好的演员,演什么角色,就是什么角色。当演工友的时候,就是规规矩矩扫地倒茶,当演大官的时候,温温和和就是作官,干哪一行就是哪一行。“君子不器”这个学问,就是成功了真正的通才,否则只有变成专才、专家。所以君子不器放在《为政》篇,就是说明为政在这方面的道理,换句话说:“允文允武”,也便是“君子不器”的说明。

《论语》在这里讲到了君子,什么是君子呢?下面提到: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儒家孔孟思想,经常提到君子,什么是君子?将来我们还要讨论到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里不发挥。我们这里只讲子贡问“君子”,孔子是怎么答复他的?孔子说,把实际的行动摆在言论的前面,不要光吹牛而不做。先做,用不着你说,做完了,大家都会跟从你,顺从你。古今中外,人类的心理都是一样的,多半爱吹牛,很少见诸于事实;理想非常的高,要在行动上做出来就很难。所以,孔子说,真正的君子,是要少说空话,多做实在的事情。

接着下来,对于君子的涵义,又有一说: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与小人的分别是什么呢?周是包罗万象,就是一个圆满的圆圈,各处都到的。他说一个君子的作人处世,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不是说对张三好,对李四则不好,这就不对了,这就叫比而不周了。你拿张三跟自己比较,合适一点,就对他好,不大同意李四这个人,就对他不好,就是“比”。一个大政治家是和宗教家一样,爱人是不能分彼此的,我们对于人,好的固然好,爱他;但对不好的更要爱他,因为他不好,所以必须去爱他,使他好。这样一个真正的大政治家,也就是宗教家,也就是教育家的态度,这就是“周而不比“,要周全,不能比附一方。“比”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中国字,古写的篆文比字,是这样写的——,象形两个人相同,同向一个方向;而古文北字——就是相背,各走极端的象形字,所以“比”就是说要人完全跟自己一样,那就容易流于偏私了。因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呢?相反,是比而不周,只做到跟自己要好的人做朋友,什么事都以“我”为中心、为标准,这样就不能够普遍。

讲到这里,君子的道理还没有讲完: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过去的历史,对于人才,有三个基本的原则,便是才、德、学。有些人的品德是天生的——品德往往大半出于天性——但没有才能。我们知道有品德的人,可以守成,教这种人到大后方坐镇,好得很;教他设法打开一个局面,冲出去,那他办不到,他没有这个才,他只有守成之才,没有开创之才。所以守成之才,偏重品德。而才德两个字很难兼全的,但有一个东西可以补救,那就是学,用学问来培养那所缺的一面。有些人虽然天生有才有德,但还是须要学问来培养的。

讲到学问,就须两件事,一是要学,一是要问。多向人家请教,多向人家学习,接受前人的经验,加以自己从经验中得来的,便是学问。但“学而不思则罔”,有些人有学问,可是没有智慧的思想,那么就是迂阔疏远,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罔”了,没有用处。如此可以作学者,像我们一样——教书,吹吹牛,不但学术界如此,别的圈子也是一样,有学识,但没有真思想,这就是不切实际的“罔”了。

相反的,有些人“思而不学则殆”。他们有思想,有天才,但没有经过学问的踏实锻炼,那也是非常危险的。许多人往往倚仗天才而胡作非为,自己误以为那便是创作,结果陷于自害害人。

尤其是目前的中国青年,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撞击,思想的彷徨与矛盾,情绪的郁闷与烦躁,充分显示出时代性的紊乱和不安,因此形成了青少年们的病态心理。而代表上一代的老辈子人物,悲叹穷庐,伤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大有日暮途穷,不可一日的忧虑;其实童稚无知,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来到人间,宛如一张白纸,染之朱则赤,染之墨则黑,结果因为父母的主观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涂涂抹抹,使他们成了五光十色,烂污一片,不是把他们逼成了书呆子,就是把他们逼成太保,还不是真的太保。我经常说,真太保是创造历史的人才。所以老一辈人的思想,无论是做父母的,当教师的,或者领导人的,都应该先要有一番自我教育才行。尤其是搞教育、领导文化思想的,更不能不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青少年教育的问题,首先要注意他们的幻想,因为幻想就是学问的基础。据我的研究,无论古今中外,每一个人学问、事业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的个性就可以看到中年老年的成果。一个人的一生,也只是把少年时期的理想加上学问的培养而已,到了中年的事业就是少年理想的发挥,晚年就回忆自己中少年那一段的成果。所以我说历史文化,无论中外,永远年轻,永远只有三十岁,没有五千年,为什么呢?人的聪明智慧都在四十岁以前发挥,就是从科学方面也可以看到,四十岁以后,就难得有新的发明,每个人的成就都在十几岁到二三十岁这个阶段,人类在这一段时间的成果,累积起来,就变成文化历史。人类的脑子长到完全成熟的时候,正在五六十岁,可是他大半像萍果一样,就此落地了。所以人类智慧永远在这三四十的阶段作接力赛,永远以二三十年的经验接下去,结果上下五千年历史,只有二三十年的经验而已。所以人类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宇宙从哪里来的?人生究竟如何?还是没有绝对的答案。因此,有了思想,还要力学。上面所说,有了学问而没有思想则“罔”,没有用处;相反的,有了思想就要学问来培养,如青少年们,天才奔放,但不力学,就像美国有些青少年一样,由吸毒而裸奔,以后还不知道玩出什么花样。所以思想没有学问去培养,则“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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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21:5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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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与偏激


接着下来是: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这是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异”就是特别的,“端”也就是另外一头。但在宋儒以后,“异端”两字,就用来专指佛、道两家,宋以前则没有这种肯定的说法。

讲到这里,顺便提到一个问题:现在世界上流行一个名词——汉学。欧美各国讲中国学问,都称之为“汉学”,这是世界通称,成了习惯,已经没办法更正了。事实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所称的汉学,是指汉儒的作学问,注重于训诂。所谓“训诂”,就是对于文字的考据,研究一个字作什么解说,为什么这样写?不过汉学很讨厌,他们有时候为了一个字,可以写十多万字的文章,所以我们研究这一方面的书,也是令人头大的。但是古人所谓博士学位——我们现在的博士也是这样——往往凭藉这些专深的研究,可以作一百多万字的文章,这就是训诂之学。后来发展为考据,就是对于书本上的某一句话,研究他是真的或是假的。这些学问,为了一个题目,或某一观念也可写百多万字。总之,汉儒就是训诂考据之学;在中国文化上叫“汉学”,意思是汉儒作的学问。汉学自汉武帝开始,就有“五经博士”,就是四书五经等书中,通了一经的就是“博士”,所以中国有博士这个尊称,也是从汉朝开始的。所谓博士,就是专家。如《诗经》博士,就是《诗经》的专家。到了唐代以后,就慢慢注重文学了,因为几百年训诂考据下来,也整理得差不多了。

到了宋代,当时有所谓五大儒者,包括了朱熹等五个人,他们提倡新的观念,自认为孔孟以后继承无人,儒家的学问断了,到他们手里才接上去。这中间相隔差不多一千多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碰到孔子和孟子,就一下子得了秘传一样,把学说接上去了,这是宋儒很奇怪的观念。然后他们就批评各家都不对,创了所谓理学。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现在的思想界中,理学仍然非常流行,有一派自称新理学,讲儒学的学问。但很遗憾,他们还不成体系,仍旧不伦不类的。至于宋儒的理学家,专门讲心性之学,他们所讲的孔孟心性之学,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半是佛家来的,一半是拿道家的东西,换汤不换药地转到儒家来的。所以,我不大同意宋儒。对于宋儒的理学,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发现了这一点,就不同意他们。一个人借了张家的东西用,没有关系,可以告诉老李,这是向张家借来的,一点不为过。可是借了张家的东西,冒为己有充面子,还转过头来骂张家,就没道理了。宋儒们借了佛道两家的学问,来解释儒家的心性之学,一方面又批驳佛道。其结果不止如此而已,从宋儒一直下来,历代的这一派理学,弄到后来使孔孟学说被人打倒,受人批评,宋儒真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以后经过宋、元、明、清四朝,都在宋儒的理学范围中转圈圈,是不是阐扬孔子的真义,很难下一定论。有一本《四朝学案》,是讲宋、元、明、清几百年来儒家心性之学的。尤其到了明朝末年,理学非常盛行,所以清朝入关的时候,很多人对明儒的理学非常愤慨,认为明儒提倡理学的结果是:“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指责理学对国家天下一点都没有用。平常讲道德、讲学问,正襟危坐谈心性,到了国家有大难的时候——“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不过话说回来,能够做到“临危一死报君王”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对于真正儒家的为政之道而言,未免太离谱了。因此,清初一般学者,对于此高谈心性、无补时艰的理学相当反感。最著名的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些人,也绝不投降满清,而致力反清复明的工作。后来中国社会帮会中的洪帮,现在又叫洪门,就是他们当时的地下组织,是士大夫没有办法了,转到地下去的,洪门首先是在台湾由郑成功他们组织,一直影响到陕西,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所谓天地会等等,都由洪门后来的分衍而来。

清初顾亭林这些人,既不同意宋明儒者的空谈,于是回过头来作学问,再走考据的路子,叫作“朴学”,因此也有称之为汉学的。我们身为中国人,必须要了解“汉学”这个名称是这样来的。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也称汉学,是指中国学问。古书上所指的汉学,是偏重于考证的学问,这是顺便介绍的。

我们为什么引出了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了孔子这句话:“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自宋朝以后,八百年来,一提到异端,一般人都认为专指佛道两家。这句话不要搞错了,在孔子当时,没有佛家,也没有道家,在当时儒道不分家的。以儒、佛、道三家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心,是唐代以后的事,所以认为《论语》中异端两个字,是专指佛道而言,则是错误的观念。

现在我们回转来研究,什么叫“异端”呢?这在文字上解释非常简单。“端”就是两头,尖端,两边的头,或多边的头谓之“端”。“异端”是走极端偏向的路线,不走中道的。不但不走中道,而且还标新立异,特别从事怪异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如果用现代的思想问题和心理学来研究,也可以说一般的人,大都是喜欢异端的,每个人都有爱好标新立异的天性。

由养士到考试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篇文章,对于处世大有助益,这篇文章简称《论养士》,苏东坡作的。这篇文章在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领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的人不能不看。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它提出了一个原则,讲得非常有道理。

“养士”这个名称,出在战国时代,当时书籍不如现在普及,也没有考试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识,就依靠权贵人家求出路,到他们家里作宾客。过去叫宾客,现在的名称等于“随员”;从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国藩,不少有本领的人,都在他的幕府里——等于现在的研究室、参谋团、秘书室。现在也有称作幕僚。“六国的养士”就是这样的情形。

那时养士,养些什么人呢?苏轼指出的分类是智、辩、勇、力四种人;实际上也可说只是两种人,一种用头脑,一种用体力。讨论这四种人,如果以现代职位分类的科学来作博士论文,起码可以写他两百万字不成问题。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喜欢简单,所以几百字的文章就解决了。

苏轼在这篇文章中说,社会上天生有智、辩、勇、力这四种人,他认为这一类的人好役人——坐着吃人家的——无法役于人。如果我们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是这样的,用头脑非常能干,叫他用劳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头脑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劳力就蛮好。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气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个小时就做不下去了。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要多观察人,然后再读有关的书,才有道理。又像许多人有智,这个智是聪明才智;有许多人有辩术,专门用手段,不走正道,走异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当方法想不出来。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人才,就看老板怎么用他,这就是所谓会不会用人了。所以智与辩看起来是一样,聪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两面的方法不能相违。勇与力看起来似乎也是一样,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气,而个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为国牺牲,他怕死了不干,这是有力没有勇。因此苏东坡说智、辩、勇、力四种人,往往需要人家养他,不能自立。不过依恃人家,攀龙附凤,也可以立大功,成大业,教他一个人干,就没有办法。

所以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不养士了,这些人就走向民间去,结果怎样呢?反了!后来到了汉朝的时候,对这种士怎么办呢?到汉武帝时代,就是中国选举制度的开始,那个时代的选举,当然不像现代的由人民去投票——这是西方式的选举。中国式古老时代的选举,是由地方官参考舆论,把地方上公认是贤、良、方、正的人选出来,(以现代名词而言,是人才的分类,贤是贤,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为一谈,这是四个范围。)称为孝廉。(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那是沿用汉朝的。)汉朝实行这样的选举制度,就取代了战国时养士的制度,所以汉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来,到隋朝又开创以文章取士的考试办法。到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正式以汉朝地方选举的精神,采用了隋朝考试取士的方法,综合起来产生了唐朝考选进士的制度。所谓进士,就是将民间有才具的知识分子,提拔出来,进为国士的意思。那时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试阶级的一个名称,秀才再考举人,举人再考进士,进士第一名是状元。唐代的秀才,也便是进士的通称,凡是学问好的、优秀的,都称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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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21:5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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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英雄入彀中


唐太宗创办了考试制度,录取了天下才人名士以后,站在最高的台上,接受第一次录取者朝见之后,忍不住得意的微笑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他的意思是说,你看我这一玩,天下的英雄都自动来钻进我的掌握中,再不会去造反了。有功名给你,有官给你做,只要你有本事,尽管来嘛!这是唐太宗的得意之处。苏轼也说,建立了考试制度以后,就等于六国时候的“养士”,所以他认为养士是很重要的事。以现在的观点来说,就是智、辩、勇、力分子没有安排很好的出路,没有很好的归宿,就是社会的大问题,也是政治的大问题。但是如何使他们得其养,又是个问题。起用也是养,退休也是养。讲到养,我们要想到前面所讲的,犬马也有所养呀!不是说有饭吃就得养了,仅仅这样是养不了的。智辩勇力之士,有时候并不一定为了吃饭。天生爱捣乱的人,如果没有机会给他捣乱,他好像活不下去,若不要他捣乱,就得把他引入正途,这就是为政教化的道理。

解释了半天,“异端”就是走特殊思想,不走正路的,走偏道,而偏道中还想出特别花样。但是,异端有没有用处?但是有用处的。举个例子来说,汉朝平定天下,汉高祖说,我不过得到几个人而已。他是指张良、萧何、陈平等,尤其是陈平这个人,在历史上也是有名的六出奇计,他只为汉高祖提过六个建议,还是秘密的建议,后世从历史上知道内容的也只有五次,另外一次到底是什么花样,直到现在无法确定。

所谓奇计者,就是古怪的、特殊的。我们读了历史也就知道,异端不能乱用,还要以德业为基础,异端多半走入术的路子,术就是方法、权术。权术没有德业为基础,就要不得。所以我们再看历史,《史记》记载很清楚,陈平六出奇计,帮助汉高祖统一天下,但是陈平说了一个预言,他的后代不会太好。

人家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他喜欢用阴谋,他说:“阴谋者,道家之所忌也。”为天道所忌。果然汉高祖封给他的国,到他孙子手里就亡,他也早知难逃自取灭亡之道。

这个道理,是说明孔子所说的“异端”,并不是宋儒所指佛道两家而言的异端,而是走偏道,喜欢走特殊路子钻牛角尖的异端。所以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跟着下来,什么不是异端呢?什么是作人做事应该的道理?

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由是名字,子路的名字叫仲由。“诲”字下应该有一个小标点,诲是说教育、教诲。“汝知之乎?”你知道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一个人要平实,尤其是当主管领导人要注意,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就是不懂,这就是最高的智慧。换句话说,不懂的事,不要硬充自己懂,否则就真是愚蠢。

关于这一点,几十年来看得很多。这个时代,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很多学问,明明不懂的,硬冒充自己懂,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出去做主管的人要注意。我们看历史上伟大的成功人物,遇事常说:“我不懂,所以要请教你,由你负责去办,大原则告诉我就行了。”说这话的人就成功了。如果硬充懂就不行,结果一无所成。历史上,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政治的道理也一样,懂就懂,不懂的就是“对不起......我不懂。”这是最高的智慧,也是最高的礼貌。所以我常对出国的学生们说,有一个最高的原则,也是走遍天下的国际礼貌,那便是你走到任何国家说:“对不起,我是中国来的,对这件事我不懂,请问应该怎么办?”万万不要认为这样说是丢人,这是最大的礼貌,不会吃亏,尤其做国民外交更用得着,最怕冒充懂,就会失礼。

到这里是为政的大原则,下面文章的气势为之一转,而转到另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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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21:5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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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求官只为财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张是孔子的学生,他姓颛孙,名叫师,少孔子四十八岁,是位年轻学生。他到孔子这里来是要学干禄的。什么叫“干禄”呢?就是怎样去谋生。古代俸和禄是两回事。“俸”等于现在的月薪;“禄”有食物配给。禄位是永远的,所以过去重在禄。“干”就是干进、干求、干禄,就是如何拿到禄位。换句话说,孔子希望弟子们学仁学义,子张这位学生来的时候,大概填志愿表与众不同,直截了当,干脆两个字——干禄;要找饭吃,怎样找公务员当。但是孔老夫子没有气得把他撵出去,反而传授他一套办法说,想做一个好干部,做一个良好的公务员,要知识渊博,宜多听、多看、多经验,有怀疑不懂的地方则保留。阙就是保留,等着请教人家,讲话要谨慎,不要讲过分的话。本来不懂的事,不要吹上一大堆,好像自己全通,最后根本不通,这就丢人了。如不讲过分的话,不吹牛,就很少过错;多去看,多去经验,对有疑难问题多采取保留的态度。换句话说,对于模棱两可的事,随时随地都用得到古人的两句话:“事到万难须放胆,宜于两可莫粗心。”第二句就是多见阙殆的意思,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处理,不要有过分的行动,这样处世就少后悔。一个人做到讲话很少过错,处世很少后悔,当然行为上就不会有差错的地方。这样去谋生,随便干哪一行都可以,禄位的道理就在其中了。

从这一段书中,我们看到孔子的教育态度,实在了不起,这个学生是来学吃饭的本领,要如何马上找到职业。孔子教了,教他作人的正统道理,也就是求职业的基本条件,我们为人做任何事业,基本条件很要紧,孔子说的这个基本条件已经够了。

到这一节为止,上面都是讲为政中关于作人处世的部分,

下面高峰突起,就正式讲到政治问题。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哀公是鲁国的国君,孔子自己祖国的君侯,孔子忠君爱国之心是很强的,自己国家的领袖问他怎样使老百姓心服。要注意这个“服”字,含义可说是服从,也可以说绝对服了,不敢反抗,这是重点。以鲁国的国君,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是一大笑话。在中国政治的道理,所谓服与不服,在德不在力,权力的使人服是霸术、霸道;道德的使人自然顺服,才是王道。鲁哀公拿这个问题问孔子,你说孔子怎么办?他很婉转的说明这个道理,他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这个“举”就是提拔,这是针对鲁哀公当时的政治毛病而来。举直,就是提拔直心直道而行的人,包括圣贤、忠诚、有才能的人。“错诸枉”的错等于措,就是把他摆下去,放下去,把狂妄的人安置下去,这样老百姓自然就服了。相反的,“举枉错诸直”,把狂妄的人提拔起来,或只用自己喜欢的人,而把好人打击下去,老百姓自然就不服了。这是谁都懂的道理,而孔子拿这人人都懂的话去告诉他,就好像说当诸侯、君王的人都不懂,未免太笨了。

但人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到了那个权位的情况,就很难讲了。譬如我们平时常会说,假如我做了某一位置的事,一定公正,但是真的到了那一天,就做不到绝对公正。人总会受人情的包围,例如,人家送高帽子,明知是高帽子,仍然觉得蛮舒服的,这就是要命的心理了。所以一个人能够做到公正廉明,真是一种最高的修养。像唐朝的历史中记载,武则天问武三思,朝中谁是忠臣?武三思说,跟我好的都是忠臣。武则天说,你这是什么话?武三思说,我不认识的,怎么知道他好不好?同样的道理,看戏容易作戏难,所以我们批评历史容易,身为当局者时,就真不容易了。因此我们知道孔子答复鲁哀公的话,虽然非常平淡,但最平淡的道理是最难做到的。

下面接着是季康子的问话,我们曾经提到过,季家是鲁国的权臣,后来鲁国就是亡在他们手里,季康子问什么呢?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使民,就是怎样使用群众的意思,在为政的道德上而言,这个动机就有问题,要想使用别人就已经是问题了,他还用了一个当时蛮流行的口头语,敬啊!忠啊!这些都是老子当时所骂的假仁假义。(其实老子并不反对仁义,只是当时社会普遍流行谈的仁义,变成了虚假无实的名词,所以老子反对。)他提到敬与忠两个字,是大问题。敬是尊敬人,忠是忠于事,劝是教导的意思,等于现在所说的“教育”。孔子对于季康子所提这几个大问题,没有批评不对,认为都对。但是孔子告诉他,不要只是空洞的宣传,口头话没有用,天下人的聪明相等,口头骗得了一时,骗不了永久。所以他告诉季康子,接近老百姓,内心要有真正的庄严情操,百姓对你自然就恭敬了。如对人敬礼,只是表面的动作,而内心却是不诚,则敬礼的姿势都不对的,这样的敬礼有什么意义?要内心真正的庄严,尤其对部下、对群众,有发自内心的庄严情操,部下对你自然就恭敬了。“孝慈则忠”,真正爱人,人对你自然尽忠,一个人对部下与群众,付出爱儿女一样的心肠,付出了真情,则没有不收到忠的反应的。如果没有这种慈孝,光是劝导教化是没有用的。“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对善的奖励提倡,不作官样文章,诚恳的举善。“教不能”,部下不懂的,并不讨厌他,教他,因为你要作之君,作之师,等于他的长辈,既然作长辈,就是作老师,尽量教他,他自然受感化。

由这里看到答复国君的问话与答复权臣的问话不同之处;都在《为政》篇中,连起来文章又转了一个味道了,所以连贯起来看《论语》文章的编排非常妙。尤其古代文章,几句话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说的,把它连贯起来,而仍能成为一篇曲折有致,蛮讲究结构的文章,它的文学价值,也实在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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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21:5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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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难!齐家更难!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这时候有人说话了。对孔子说,你吹了半天牛,说了许多为政的大道理,头头是道,你自己怎么不出来为政呢?你自己来干嘛!讲到这里,我要特别提醒诸位,以前我们说过《为政》这一篇,被大家解释成是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不大对的,因为孔子不讲政治,只讲为政。拿现代政治哲学来讲,是大原则,并不是政治的一种方法。所以孔子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他引用了《书经》里的话解释说,《书经》里不是讲过孝道吗!一个人在家里能够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家人、朋友(社会关系),这也就是政治了。有朋友说自己不得志,我说你有什么不得志?不是员,就是长,他说没有什么长在身,我说你至少是家长呀!这个资格还真不容易,这件事情也真不容易做好。孔子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何必一定要出来从事政治工作,才叫作政治呢?

下面讲为政的原则。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这节很重要。为政的道理——言而有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读中国历史,对于从政的人,始终要注意一个道理,所谓“百年大计”。一件事情,一个政策下来,要眼光远大,至少须看到百年或几十年以后的变化与发展,这是古人政治的道理。

天下没有一个完整无缺的法律或完整无缺的办法。天下事一定会变,而且时时在变,这张桌子今天是新的,十年以后就不新了。不新了该怎么办?今天就要预作最好的、最切合十年后应变的方案。我们看小说,诸葛亮给人补救的方法,都是“锦囊妙计”先放在那里。对为政来讲,这个“锦囊妙计”就是百年大计。不可只顾目前,如只顾目前,事情因时间的发展改变而情况不同,就变成言而无信,结果就是朝令夕改。早上下的命令,晚上认为不对,去赶快改过来,究竟哪个对?老百姓搞不清楚,这就是大问题。所以孔子说作人、处世、对朋友,“信”是很重要的,无“信”是绝对不可以。尤其一些当主管的人,处理事情不多想想,骤下决定,以致随时改变,使部下无所适从,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輗,小车无軏。”輗和軏两个字,是古代车子上的车杆子。大车是牛车,輗就是牛车上一根用来套在牛肩上,中间的大梁子;小车是马车,軏就是马车上挂钩的地方,这都是车子上的关键所在。他说作人也好,处世也好,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关键所在,而且是很重要的关键。有如大车的横杆,小车的挂钩,如果没有了它们,车子是绝对走不动的。

讲到这里,本篇快近尾声。子张,就是刚才说到那个来问谋生办法的子张,现在提出一个大问题: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现在说十世的问题。先说世,什么是世?西方的观念,一百年为一世纪,西方文化以耶稣诞生那一年(约在我国汉朝的时候)开始为纪元——第一年。现在为一九七四年,又称二十世纪。我们现在也用这个西元,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是相当令人痛心的事,一个当祖父的,不应该与孙子平行,不应该把自己的历史抹煞,这实在痛心。这暂且不提,我们知道现代西方文化以一百年为一世纪,而中国文化过去的世,小的单位以三十年为一世,这是一个时间的代表单位,后来用以作抽象的代表单位了。这是把一代叫作一世。所以每说到“世”的问题,常以“十世”表示久远。唐代以后,佛学进了中国,又有“三世”之说,什么叫“三世”呢?过去、现在、未来,就叫“三世”。几千万年前是过去,前一秒钟也是过去的;现在就是现在;未来,此后的一秒钟是未来,以后的千百万年也是未来。这就叫“三世”——是佛学的名称;儒学则称之为“十世”。这里《论语》上的十世,等于说千秋以后将来的世代。

子张问孔子是不是可以先知,预言将来怎么演变,孔子在这里讲到夏、商、周三世,只是引用过去以代表将来。子张问孔子将来时代的演变知不知道?孔子说知道。怎么会知道呢?孔子说殷商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是由夏朝的文化演变而来。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夏朝原有的文化,有的减损了,有的增益了。但增益也好,减损也好,总由前面的历史迹象而来,必须要变才变。殷商以后是周朝,所以周朝文化,又是从殷商渐变而来的。我们现在说传统文化,所谓传统,就是这样在一个系统中渐变传下来的,并不是顽固得一定永远保留原来的样子,才叫传统。所以周朝就因为殷礼——殷商的文化,演变成周朝的文化。那么从周朝的文化,也可以看到前朝,殷商文化的对与不对,而有所改变。“其或继周者”,孔子是东周时代的人,这意思就是说,周代的文化也是要变的,而将来的历史演变,不必说下一代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是千百万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可以知道。孔子并不是有宗教性的神通,也不是先知,换句话说,是他要人凭借智慧,多读历史,就知道过去。既然用上述的法则,循历史的轨迹就可以知道过去,用同一法则,也就能知道未来。以前提到过,温故而知新,也是这个道理。历史的演变,不会突然的,都是渐变而来的。所以将来的历史,未来的时代,明天怎么样?几乎很清楚的可以了解。

下一段把为政的道理讲完了,每篇都有一个结论,但是本篇的这个结论,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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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5 21:5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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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做为《为政》篇的结论?而且为什么提到鬼呢?中国文化讲孝道,敬祖宗,就要拜鬼了。所以鬼在这里,不是一般人讲的魔鬼,而是祖宗的灵魂。要拜鬼,要拜自己的鬼,还是拜别人的鬼呢?这句话的意思很妙,很幽默,也很深远,拜人家的祖宗就是拍马屁(谄媚),不知从何说起才对。

因为夏朝的文化尚忠,殷朝的文化尚质。但是殷也尚鬼,那时社会的风气,每个人都诚恳老实,迷信的成分也多;周则尚文,才注重人文文化。孔子所崇拜的是人文文化,这是上古历史文化演变有名的转捩点,所以孔子在这里提到鬼以后,第二句就说:“见义不为,无勇也。”看到应该做的事情,不敢去做,没有勇气。没有智、仁、勇就无法从政,换句话说,也不应该从政。

历史上有许多人是见义不为,对许多事情,明明知道应该做,多半推说没有办法而不敢做。我们作人也是这样,“看得破,忍不过。想得到,做不来。”譬如抽香烟,明明知道这个嗜好的一切害处,是不应该抽,这是“看得破”,但口袋里总是放一包香烟——“忍不过”。对于许多事,理论上认为都对,做起来就认为体力不行了,这就是“想得到,做不来。”对个人的前途这样,对天下事也是这样。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为政就是一种牺牲,要智、仁、勇齐备,看到该做的就去做,打算把这条命都付出去了。尽忠义,要见义勇为。所以把这句话加在《为政》篇的最后,这是为政的基本精神——要有见义而为的大勇;要有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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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0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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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章 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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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衣冠

首先,我们对本篇篇名作个简单的解释:八佾——“佾”与“仪”同音,如今在孔庙中拿羽毛,在祭孔典礼中所舞蹈的叫八佾之舞。用现代的名称,可说它是“文化舞”,代表古代文化的一种舞蹈。当时中央政府是周天子,天子举行国家大典,代表国家的精神,用作余兴的舞蹈,典礼开始的礼乐。八佾是八个人一排,共有八排;诸侯之邦,六人一排叫六佾。诸侯之下的大夫——大臣之家,用四人一排,共四排,叫四佾。这是固定的形式,周朝的礼乐、衣冠、文物等,都有周详规定。

那么,孔子为什么在这一篇里教起跳舞来了呢?不是的。这篇书的全部重心,以现代用语说,是代表了文化精神。他的内容讲“礼”。礼的根本,也就是孔子一生做学问之所在。只是因为当时写文章的习惯,而用了《八佾》这个名称做篇名。

“礼”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五经中《礼》这部书是不能不研究的,尤其因为它偏向于中国哲学思想的根本,同时包括形而上宗教哲学的问题。但本篇是以过去的观念而言,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文化”这个名词,与过去的观念不同。过去的观念,文化偏重于人文——人伦的道理,即是伦理的道德,政治的伦理与社会的伦理。现在“文化”这个名词的含义,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教育、哲学、宗教等等归纳起来,成为文化的总体。因此,对于“文化”为一名词,古今定义的不同,为了讲书的方便,应该先有一个认识。我们说《八佾》这一篇全篇的精神在于文化,是切合古代所谓“文化”的定义而言的。第一篇《学而》,是个人求学的宗旨;第二篇《为政》,也就是为学的外用;第三篇是把个人的内圣为学,乃至于外用的为政,综合起来的文化精神,放在《八佾》篇中,这是从一个故事开始的。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即季家,当孔子时代,鲁国有三家权臣,即所谓权门,而且不是普通的权门,是可以动摇政权的权门。这三大家是孟孙、仲孙、季孙,国君都拿他们没办法,整个政权都操在他们手上,鲁国当时的国君就那么可怜。

季氏这位权臣,有一天高兴起来,在家里开家庭舞会,结果,玩出天子的味道来了。照规定他只能欣赏四人一排的舞蹈,他居然摆出八人一排的舞,完全天子的味道,要与中央抗衡,已经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有人把这事告诉孔子,孔子就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照后世学者们的解释,好像孔老夫子听了这件事,大发脾气,握着拳头,敲响了桌子,厉声斥责道:假如这件事我们都能忍耐下去,容许他去干,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他季某去做呢?事实上,并不是后儒们所解释的这样,假如真是后儒所解释的一样,那么《学而》篇当中:“温、良、恭、俭、让”形容孔子的五个字里的“温”字,要用红笔打×了,孔子的修养就不行了。

很简单,《为政》篇不是刚说过孔子能不能先知的问题吗?其实孔子早已看出季氏的动向,所以有人告诉他季氏八佾舞于庭,在家里摆天子的排场时,孔子就说,这要注意!季家的野心不小,像这样的事情,季家都忍心做了,还有什么事情他不忍心去做呢?叛变、造反,他都会干的。孔子就以这件事断定,季氏将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说季氏竟然忍心做这些事。并不是孔子在那里发脾气骂人,这些很明显的文字,不必要故意转个弯来把它乱解释。

不但如此,那时社会变乱得很厉害,正如现在所讲的文化堕落。现在再看: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哪三家呢?就是这季氏三家权臣,他们不但眼里没有顶头上司的鲁君,连中央的周天子,他们也不放在眼里,结果不但在家里开舞会,摆出八佾之舞,还在家里宴客完了撤席时,奏起天子所用的国乐来。“彻”就是撤宴撤席,“雍”就是天子所用的国乐。他们三家权门,竟在家里奏天子所用的音乐于宴席之中。所以孔子引用古代的诗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央政府天子奏“雍”这支国乐的时候,天子站在中央,辟公(即当时的诸侯)站在两边拥护着天子,然后天子从中间走过。因为天子本身代表国家的精神,所以态度也非常庄严,绝不会左右乱看。而现在这三家权臣,拿了中央天子用的这种庄严的国乐到家里开舞会,真不知道他们用意何在?换句话说,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开始变坏,是由有权势的人所引导的。所以孔子非常感伤,接着感叹起来。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仁是孔子学问的中心,下面第四篇就专讲仁,这里暂时不去讨论他。上面几句话的意思说,一个人没有中心思想,“如礼何?”文化对他有什么用?文化是靠每一个人自觉自发,自省自悟的;文化不是法律,不能由他人来管的。所以“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人如果自己不省悟,文化与艺术对他有什么用呢?这是孔子的感叹。

由于孔子对“礼”、“乐”的感叹,再转到: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这个人问孔子,礼的根本是什么?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们讲过的,中国文化这个“礼”字,如果谈到根本,是哲学最高的问题,也是宗教哲学最高的问题。宇宙万有怎样来的?哪一天开始的?这个本体论,也就是礼的根本所在。所以林放问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说,他这个问题太大了。孔子不跟他谈哲学,不谈文化的精神,只答复他关于礼仪的问题。孔子说礼仪的过分铺张就不合理,宁可简单隆重。办丧事太轻率了也不好,宁可取悲戚的态度。拿我们现在的情形来看,假如孔子现在还活着,处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他不知要感慨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的礼恰恰与孔子讲的相反,礼不从简而从奢,越奢侈越有排场,丧事不从悲而从易,家人逝世了,送殡仪馆,火葬过后三天,又在家开舞会孔子当时对文化衰败非常感叹,因此他的结论: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过去所谓夷狄,就是文化落后的边疆地区,孔子的思想是以文化为中心,凡没有文化的,称为夷狄,因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四种族在当时是没有文化,非常野蛮。中国则称中夏、中原,是有文化的。孔子说那些蛮族落后地区的人,也有头子,有君主、酋长。但光有形态,没有文化,有什么用,不如夏朝、殷商,虽然国家亡了,但历史上的精神,永垂万古,因为它有文化。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国家不怕亡国,亡了国还有办法复国,如果文化亡了,则从此永不翻身。试看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亡了的民族而能翻身的,史无前例。所以对于文化重建的工作,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太重大了,绝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断送掉。这是很重要的,像孔子在这里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夏朝虽然亡了,成了历史的名词,但夏朝的文化,一直流传下来,现在我们也还接受。譬如过年,我们喜欢过阳历年还是阴历年呢?凭心而论,还是喜欢过农历年。对阳历年,那是不得不过的。阴历年就是夏历,是夏朝留下来的文化。很多很多我们现在的文化,还是夏朝的文化。所以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政权的存在而没有文化的精神,那有什么用呢?因此文化精神一定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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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0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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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之旅

再看下面,季氏的野心越来越明显了: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这段事情,记载得这么简单,但妙不可言。

冉有是孔子的学生,后来成了文人而带兵的统帅。孔子穷是自己穷,他所教的学生,后来很多都很得志,他培养这批年轻人,在教育上大有成就。冉有这时在季家为相,等于总管。

季氏旅于泰山,“旅”依现在解释,就是旅行。我们现代看来,是蛮好的事情,发展观光事业,有什么不好?孔子为什么要反对呢?我们读书要注意时空关系,要注意当时的时代和事件发生的地区,这样就会更了解真相了。泰山是当时文化精神的集中点,也是因为中国古代相信天道,国家政治太平了,上泰山去祭告天地,这叫“封禅”,像后来秦始皇去泰山封禅,立了碑,回来在路上病死了。古代对“封禅”这件事,迷信得不得了,皇帝不敢随便封禅的,封禅以后几乎都倒楣。古代的观念,认为泰山有神,所以要国家的领袖,才能到泰山去祭告天地。告就是祷告,而季家旅于泰山,带些部队说要去泰山打猎,但这是假的,实际上他是想造反,到泰山去祈祷神的保佑,这个政治内幕,孔子根据观察,当然知道。所以把他的学生冉有叫来,对他说:“女弗能救与?”——你不能救他们季家吗?他们这样一定失败的,一失败全家性命丧亡。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狂妄的事!冉有的答复是不能救,因为冉有讲的话,他们也不听,所以冉有做不到。孔子到这时候叹口气说:“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他说难道泰山就不如林放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上面讲了,林放问礼之本,表示林放这个人,还知道讲究礼的根本。又为什么说泰山不如林放呢?因古代认为泰山有神,所谓“东岳之神”,季氏想去祭东岳之神,等于现在的拜拜。我对任何宗教的感情是一样的,但我们看见拜拜的情形:三支香、五块钱香蕉、十块钱饼、磕了几个头,然后要求发财,公公要活到八十岁,儿子要考上大学,功名富贵,前途无量。一切都求完了,五块钱香蕉还要带回去,这样小的代价,求那么大的报酬。神如果有灵,这种神叫我做,我就不愿干。两家人有了仇恨,也去拜拜菩萨,求上帝要整倒对方,双方都同样要求,到底要整倒哪一方,我也不知道,所以神也难当。

季家也和一般人一样,他想造反,到泰山去拜神。所以如果有神的话,难道还不如林放吗?林放是个普通的人,他都知道问礼,一个神——中国人讲神是怎样做的呢?“聪明正直,死而为神。”这八个字是神的资格,任何一个人,凡是聪明正直的人,都可以修到死而为神。既然东岳之神是聪明正直,季家去拜他,拍拍马屁,他怎会帮忙季家呢?难道那个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这个人吗?以上这一节就是这个道理。

有许多人把权力把前途诉诸迷信,寄托在狭义的宗教上。我们以人文文化为基础,不管上帝也好,菩萨也好,神也好,如果因为肯拜拜他,他就会保佑,不信他,就不管——果真是如此,第一个我就不敢信他,因为他太偏私,又太意气用事了,反不如一个普通人。如果不分善恶,有求必应,那作人很容易,我尽管做坏事,天天去拜他,或做了坏事再去忏悔就可以了,这岂是神的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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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0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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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春秋

季氏旅于泰山这一段,是表示春秋时代社会风气之乱。乱在什么地方?乱在春秋时代整个的都是在讲究“权”与“术”,后来大家把这个字连起来用了。所谓“权”就是政治上讲的统治,也就是霸道。春秋末期王道衰微,霸道因此起来了。其次是“术”,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用手段。不讲传统文化的道德和理性,就是用手段。以手段而取天下,就是“权术”。因此,我们要了解当时的政治变乱,一定先要了解一本书——《春秋》。

《春秋》是孔子著的,像是现代报纸上国内外大事的重点记载。这个大标题,也是孔子对一件事下的定义,他的定义是怎样下法呢?重点在“微言大义”。所谓“微言”是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太相干的字,不太要紧的话,如果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可以增删;但在《春秋》的精神上看,则一个字都不能易动;因为它每个字中都有大义,有很深奥的意义包含在里面。所以后人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害怕呢?历史上会留下一个坏名。微言中有大义,这也是《春秋》难读的原因。

孔子著的《春秋》,是一些标题,一些纲要。那么纲要里面是些什么内容呢?要看什么书?就要看三传——《左传》、《公羊传》、《縠梁传》。这是三个人对《春秋》的演绎,其中《左传》是左丘明写的,左丘明和孔子是介于师友之间的关系。他把孔子所著《春秋》中的历史事实予以更详细的申述,名为《左传》。因为当时他已双目失明,所以是由他口述,经学生记录的。

《公羊》、《縠梁》又各成一家。我们研究《春秋》的精神,有“三世”的说法。尤其到了清末以后,我们中国革命思想起来,对于《春秋》、《公羊》之学,相当流行。如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派学者,大捧《公羊》的思想,其中便提《春秋》的“三世”。所谓《春秋》三世,就是对于世界政治文化的三个分类。一为“衰世”,也就是乱世,人类历史是衰世多。研究中国史,在二三十年以内没有变乱与战争的时间,几乎找不到,只有大战与小战的差别而已,小战争随时随地都有。所以人类历史,以政治学来讲,“未来的世界”究竟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学政治哲学的人,应该研究这类问题。

如西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所谓“理想国”。我们知道,西方许多政治思想,都是根据柏拉图的“理想国”而来。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理想?然有,第一个:《礼记》中《礼运·大同篇》的大同思想就是。我们平日所看到的大同思想,只是《礼运》篇中的一段,所以我们要了解大同思想,应该研究《礼运篇》的全篇。其次是道家的思想“华胥国”,所谓黄帝的“华胥梦”,也是一个理想国,与柏拉图的思想比较,可以说我们中国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另一面看,整个人类是不是会真正达到那个思想的时代?这是政治学上的大问题,很难有绝对圆满的答案。因此我们回转来看《春秋》的“三世”,它告诉我们,人类历史衰世很多,把衰世进步到不变乱,就叫“升平”之世。最高的是进步到“太平”,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太平盛世”。根据中国文化的历史观察来说,真正的太平盛世,等于是个“理想国”,几乎很难实现。

我们《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就是太平盛世的思想,也就是理想国的思想,真正最高的人文政治目的。历史上一般所谓的太平盛世,在“春秋三世”的观念中,只是一种升平之世,在中国来说,如汉、唐两代最了不起的时候,也只能勉强称为升平之世。历史上所标榜的太平盛世,只能说是标榜,既是标榜,那就让他去标榜好了。如以《春秋》大义而论,只能够得上升平,不能说是太平。再等而下之,就是衰世了。国父思想中所揭立的三民主义最后的目标是世界大同,这也是《春秋》大义所要达成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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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0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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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笔直书罪罪恶恶

又怎样从春秋《左传》看得出它的“微言大义”呢?如果读懂了《左传》上第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就大概可知《春秋》的笔法。

郑伯是一个诸侯,(春秋时,王道衰微,五霸崛起。五霸中郑庄公是第一个称霸的,接下来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等)在本篇中,孔子的“微言”在哪一个字呢?那就是这个“克”字。“段”是郑庄公的亲兄弟——共叔段。对兄弟是不能当敌人看待的,“克”字有敌对的涵义在内,打败了敌人就是克敌,结果他对待兄弟用对待敌人的办法——事先不肯教化,不止恶于其先,而且还故意培养罪行,最后又故作仁义。因此春秋的笔法,就在这一个“克”字的微言上,定了他千秋的罪状。

左丘明写这段历史怎么说呢?大家也许都读过了,我们也不妨温习一下。

郑伯——郑庄公是老大,他母亲姜氏生他的时候是寤生——迷迷糊糊在昏迷中生的,作母亲的受了惊,害怕了,于是心理学问题来了,姜氏因为这次受惊,从此对庄公没有好感,始终心里不高兴。由此可知,现代研究青少年思想问题的人要注意,有许多青少年的思想,主要都是在小的时候受到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环境上每一件事,影响他们的心理很大。譬如从小贫穷的人,尤其是孤儿,他们大多容易产生偏激心理,我也曾栽培过好几个孤贫的少年,并告诉他们,穷苦出身、孤儿出身的人,最后只走两条路,没有第三条路:一种是他将来成功了,对于社会非常同情,他有办法时,同情别人、同情社会,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从苦难中出来的,就非常同情苦难的人。另一种人成功了,对社会非常反感,对于社会上的任何事、任何人都怀疑、都仇恨。他认为自己当年有谁同情?社会?社会上哪有公平?他心里始终反感。这两种相反的心理,同样是受环境影响而产生的,至于为什么同样的原因而产生相反的结果,这又牵涉到遗传本质及教育等等问题了,如参照上文“学而不思……”这段,便可思过半矣。所以有许多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办孤儿院,办得无论怎么好,孩子还是有反感。对自己的孩子骂了以后,孩子虽然生气,但过了一会儿就忘了。假如孤儿和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孩子挨了骂,他不会生气,可是他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他天生有反感。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这多方面的学识,一定要注意。

讲到这里,就知道郑庄公的母亲姜氏有了心理偏见,而孩子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以后,就产生不正常的心理了。后来姜氏又生了一个孩子段——次子。在中国古代,长子是继承官位的,将来继承诸侯的当然是郑伯。中国有句老话:“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就因为长子是继承人,而老百姓则往往喜欢年老时生的孩子。可是姜氏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告诉丈夫,希望将来由次子继承王位,但基于传统习惯是不可以的,所以后来还是由郑庄公继位做了诸侯。姜氏就要郑庄公让弟弟段到“制”这个最好的地方去做首长。而郑庄公对妈妈说,“制”这个地方并不好,是艰苦之地,没有发展的价值,既没有经济价值,又不是政治重心,把弟弟派到这样一个地方去不太好,还是换一个地方好,叫妈妈另外选一个地方,结果把弟弟封到“鄢”这个地方去。实际上“制”在当时郑国,是军事、政治上的重镇,他不敢养痈贻患,因此,郑庄公用了权术,说了一篇假仁假义的话,骗了母亲。孔子写这一段,这是说郑庄公没有用道德,而用权术。

后来,母亲姜氏和弟弟“段”要起来造反,招兵买马,积草囤粮,已经有了反叛的明显迹象,左右大臣都向郑庄公报告,郑庄公明明清楚了,但说没有问题,姑且等等看吧!意思是说,他的狐狸尾巴还没有露出来,要培养他把狐狸尾巴露出来,再处理他。这就是政治上古代奸雄权术中的一套,道德的政治,绝对不可这样。两者的差别也就在这里。尤其对亲兄弟,应该感化他,把这件事情坦然地告诉母亲来处理,不应该像培养敌人罪行那样培养他,最后母亲与弟弟通同造反,郑庄公出兵灭了这个弟弟。所以历史上有人说,曹操培养了刘备和孙权,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手段是效法郑庄公的,因此便指历史上第一个奸雄是郑庄公。

孔子著《春秋》为什么用这件事开始呢?这就是说明社会的变乱,并不是普通人能够引导的,都是权臣、有地位的人变坏了风气,所谓乱自上生,所以上面讲到季氏旅于泰山的故事,孔子说:“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也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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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0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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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让领教

现在下文是孔子讲的原则: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这是讲人类文化基本问题,孔子用“举一隅”的教育方式来讲。中国文化的所谓“君子”,是与“小人”对立的名称,等于是个符号,怎么叫君子?怎么叫小人?很难下定义,等于说好人、坏人很难下定义一样。尤其站在哲学的观点来看,更是如此。好人对某一件事情好,有时在好里会变坏;坏人一切都坏,但有时在某一点上会变好。所以好人与坏人很难下定义。可是在社会、政治的立场,不能以哲学观点来讨论,好与坏是对事功而言。现在孔子所讲的君子,是站在哲学的立场讲,是一个抽象的代名词。

中国文化所讲的君子是无所争的,不但于人无争,于事也无所争,一切是讲礼让而得。无所争就是窝囊吗?不是的,孔子以当时射箭比赛的情形,说明君子立身处世的风度。射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这个射代表军事训练。他说,当射箭比赛开始的时候,对立行礼,表示对不起——礼让。然后开始比赛。比赛完了,不论谁输谁赢,彼此对饮一杯酒,赢了的人说:“承让!”输了的人说:“领教!”都有礼貌,即使在争,始终保持人文的礼貌。人之所以不同于生物世界中其他的动物,就是这一点人类文化的精神。其实人类有什么了不起,其所以为人,因为有思想,加上文化的精神。孔子讲这一件小事,也就是说人应不应该争?不论于人于事,都应该争,但是要争得合理,所以“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就是在争,也始终保持君子的风度。以现代而言,类似于希腊的所谓民主思想。中国人过去也讲民主,这个问题在《论语》中将来另有专题再去讨论它。而中华文化的民主精神,一个人立身、处世,乃至一切,都要民主。我们民主的精神基于礼让;而西方民主的精神基于法治。礼让与法治有基本上的不同,法治有加以管理的意义,礼让是个人内在自动自发的道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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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07 | 显示全部楼层
八字终身运程详批


淡泊以明志

再看下面,进一步讲到中国文化的精神: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引用到古人的诗来讨论,他们并不是作文学的研究。本来中国人作诗填词,也不是无病呻吟的,诗包括了人的思想与感情,所以他们是讨论这首诗中的意义。

诗中的“兮”字,古音是否如现在兮音的读法,并不一定,因为音韵及语言,相隔数十年就会有变动的,这个字有如今日歌曲中的“啊!”一样,没有实质的意义。再说“巧笑”,笑就是笑,为什么要来个“巧笑”呢?我们知道有所谓苦笑、大笑等许多笑态。“巧笑”就好比广告上女孩子的那个笑,似笑非笑,不是笑吗?还真是笑,笑得很迷人的就是巧笑,巧笑已经很难描述了,还要“倩兮”,“倩”是什么呢?好像电影中女演员的表演,笑得那么俏皮,还带点诱惑性的,就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漂亮的眼睛已经够厉害了,还要盼兮,眼神中流露着“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意味。“素以为绚兮”,素就是一张白纸那样,“为绚兮”,是说在白底子上画了很漂亮的图案,如果用现在的文学手法来处理这三句话,可以写好几本很好的小说。

子夏问孔子,这三句话到底说些什么——“何谓也?”当然子夏并不是不懂,他的意思是这三句话形容得过分了,所以问孔子这是什么意思。孔子告诉他“绘事后素”,他说绘画完成以后才显出素色的可贵。这句话的意思,以现在人生哲学的观念来说,就是一个人由绚烂归于平淡。就艺术的观点来说,好比一幅画,整个画面填得满满的,多半没有艺术的价值;又如布置一间房子,一定要留适当的空间,也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孔子的启发教育,以子夏的聪明,一听就懂,于是提出了心得报告:“礼后乎?”难道礼仪的后面还有一个“礼”的精神吗?也就是说礼的内涵比表之于外的礼仪更重要吗?说到这里,难怪孟夫子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的感怀,而后世当老师的,也应该学习孔子对学生鼓励的方式,他说:“起予者商也。”认为子夏不但讲得对,而且更启发了他自己。当一个主管的,更要效法孔子这种精神,遇到部下有好的意见,就说“对!你完全对。”这样的主管,才是成功的领导者。孔子继续称赞子夏“始可与言诗已矣”,真正懂得诗了。

诗教并不是教人作一个诗人,酸溜溜地“关门闭户掩柴扉”有什么意思?要懂诗,透过诗的感情以培育立身处世的胸襟,而真正了解诗背后的人生、宇宙的境界,这才是懂得诗的道理。换句话说,人更要注意这个“素”字,素就是平淡。所以孔子在后面提到“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这也是后来中国文化里讲人生的道理:“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所谓大英雄,就是本色、平淡,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就是最平凡的,最平凡的也是最了不起的。换句话说: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看起来是笨笨的,事实上也是最笨的,笨到了极点,真是绝顶聪明。这是哲学上一个基本的问题。人没有谁算聪明,谁又算笨,笨与聪明只是时间上的差别。所谓聪明人,一秒钟反应就懂了,笨的人想了五十年也懂了,这五十年与一秒钟,只是那么一点差别而已,所以了不起就是平凡。唯大英雄能本色——平淡。上台是这样,下台也是这样。所以曾国藩用人,主张始终要带一点乡气——就是土气。什么是土气?我是来自民间乡下,乡下人是那个样子,就始终是乡下人等个样子,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彭玉麟、左宗棠这一班人,始终保持他们乡下人的本色,不管自己如何有权势,在政治功业上如何了不起,但我依然是我,保持平凡本色是大英雄。另一句“是真名士自风流”,同一意义,不再重复了。

这一段说明了“绘事后素”,是指一个人不要迷于绚烂,不要过分了,也就是一般人所谓不必“锦上添花”,要平淡。这以后,又引用孔子的话,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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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10 | 显示全部楼层

穷源溯本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根据历史来的,而历史与文化是不可分开的。

我们讲的传统,由来远矣。昨天有个从美国回来的学生,谈到他看到一本新出版的书《文明的历程》,他告诉我这本书所论述的某个观点,和我以前对他们讲的思想一样,认为人类文化历史,从上一个冰河时期,就流传下来了。如宗教思想、哲学思想,在上一个冰河时期,人类毁灭的时候,极少数没有死的人传下来的,并不是这一个冰河时期所新兴起。我们中国文化,向来就是这样说的,所以要中国人讲自己传统的历史,看看古时的人所记载的,有一百二十万年,至少也说十二万年,我们现在讲五千年文化,那是客气话。不过很可怜,现在还不敢吹五千年,只说三千年文化,因为西方文化讲历史,动辄只提两千多年,我们说得太多了,好像不大对似的。在中国古代历史,动辄讲一百多万年。现在孔子在这里说,不管多少年,文化是历史传统来的,所以夏朝的文化,我可以研究讨论,不过“杞不足征也。”杞是周朝封的一个国家,是夏朝的后代,封到杞国。我们晓得“杞人忧天”这句话,就是这个国家的典故。

这里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封建制度。当周武王统一了中国,所谓封建,井不是只封自己家里的人,像尧、舜、禹、汤的后代,都封了诸侯,所以周朝的封建,不是西方的封建,不能随便把中国封建制度与西方的所谓封建混为一谈,那是错的,等于说没有把自己的家当搞清楚。——这里孔子说如果拿杞国的文化,来看夏代的文化,并不准确,更不完整,但殷商以后的宋国,所保留的文献资料也是不够,这两个诸侯之国所保留的祖宗文化都没有了——这里要特别注意,任何一个民族的后代,如果不重视自己的文化历史,就是自己把自己毁灭,后代就无法考证。孔子说,假如他们自己不毁灭自己,保存了祖宗的文化资料,我就有办法整理。

这里放进了孔子的话,就是说明保存文化的重要,因此继续在下面讲到文化与礼的关系: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讲到这里,又是一个问题了,是由中国文化中“礼”而来。所谓“禘”,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礼。中国文化和西方一样,有狭义的宗教。“禘”象征宗教的精神,祭天地祖宗之礼。讲到这里,要认识“禘”字的来源了,至少要拿《康熙字典》来研究。过去读书,五、六岁以后,先研究“小学”,就是研究作人道德行为,等于现在学校的公民课程——洒扫应对。“洒扫”从文字上看很简单,洒洒水、扫扫地而已;“应对”可就麻烦了,对老前辈行什么礼,到了客厅坐什么位置,送一封信给叔叔伯伯,讲话的态度该怎样等等,作人处世都包括在应对当中。除此之外,研究“小学”之学,就是后来所谓的说文、训诂等的文字学,探讨文字的来源。中国文字不同于西方文字的拼音而成,中国文字有所谓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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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1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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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诚则灵

我们知道中国字的部首是从“一”字开始。“一”就画分了上下,所谓一画分天地;再在上面加一画“二”(上),就是上,下面加一画就成“”(下),是为下。宇宙本来是圆的,无法分别,现在分了以后,“人”在“”的下面,即成为“”,这个字就代表了天。我们看到了“示”这个字,就是表示上天垂下来许多象征,显示给人们看,太阳、月亮、风云、雷雨都是上天的垂示,所以这个字,就代表了与上天的关系。圆圈中间加个十字,就代表了土地的“田”字,这土地上面出了一点苗芽便是“由”,再向下伸展成为上下通的便为“申”,在申旁再加上“示”;表示由天上来的,而上下左右都能通达,便谓之神。只能下行旁通而上面长了一根象征性的毛毛“”就是鬼。那帝的篆文“”也是表示上天垂示下来的征象,代表形而上的,不可知,不可说,也无法形容他,有这样一个力量,这样一个东西在,就叫作帝,再加上示,就成了一个宗教性的哲学观念。中国古礼称祭天地的礼为“禘”。至于形而上,到底有没有?又是怎么样一个东西?暂时不谈,到此为止,如再向上讨论,就牵涉到哲学与科学的问题了。

禘,古代国家举办禘礼,皇帝代表全民祭祀大典,仪式非常隆重。皇帝在此期内,不回内官,必须清心寡欲,反省自己。在中国古文中所谓的斋戒沐浴,便是如此。“斋”是内心的反省。(后来中国人对佛教的吃素也叫吃斋,那是有不同的意义,由于佛教戒律中一种“八关斋戒”而来。)斋是中国文化中心理的净化,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清理思想、排除人欲,真正的作到肃庄叫作斋戒。沐浴也不止是洗澡,而是孔子在《易经·系辞》上所讲“洗心退藏于密”的意义。所以古代禘礼,是国家的大典,全民的大典,领导者皇帝斋戒沐浴七天或三天以后,才代表全民出来主祭,要全副精神,诚心诚意,很郑重的,等于是一个宗教家的大祈祷,绝对不可马虎。在这里,孔子指出当时文化的衰败,大家参加禘礼,都只是在真戏假做而已。这等于现代有许多人吊亲友乃至长辈的丧事匆匆忙忙,叫一辆计程车,赶到市立殡仪馆,签一个名,行三鞠躬礼,好像去缴一百元什么税似的,缴完了,赶紧就跑,没有一点肃庄悲戚之感。今日社会这种风气,也是文化精神一个重大的问题。

孔子对春秋时代的情形怎样说的呢?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就是说禘礼开始以后,主祭者端上一爵奉献神禘的酒以后,心里就想赶快走了,接着祈祷等等隆重的祭礼,都在那里应付了事。孔子看到这种情形感叹的说:“吾不欲观之矣!”我实在不想看下去了,为什么不想看?就是认为何必勉强做假,而丧失了这件事的实际精神呢!

孔子这几句话,有很多意义。譬如现在社会上举办许多事情,内心没有真正的诚意。无论是宗教仪式或任何社会的宣誓,只要举起手来表示一下,心里完全没有肃庄恭敬的诚意。冷眼旁观者看来,不得不油然而兴“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的感慨。这就是中国文化告诉我们,事事要发自内心的诚恳,而不完全在于形式,一切形式,都必须配合内心的诚恳,才有意义。

由此再进一层,便引出下面一段话。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譬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有人问孔子,关于“禘”这个礼仪的说法,和这一套学术思想的理论,它的基本精神又在哪里?孔子怎么答复呢?他说:“不知也”——我不知道。孔子真的不知道吗?当然,这是他幽默的话,换句话说,是一种“反教育”,用现代术语来说,是“反激式的教育”。他的意思是说,这一种基本的文化精神,大家应该知道的。既然大家都不知道,那么我也不知道了。且看他说了不知道以后又怎么说下去,就可明白他真的知道不知道了,“……‘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譬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孔子指自己的手掌说,真正懂得禘这个文化精神的人,看天下国家事事物物的道理,就好像是呈现在这掌心上,这么清楚明白了。他指着他的掌心,用动作来表示天下的事理,就像指顾之间,如在目前那样的容易。由此你说他懂不懂禘之礼?当然懂。

为什么要拜天地呢?这就代表了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所在之处。我们以前过年,正月初一早上起来,家长带领全家的人,先要祭天地、拜祖宗,虽然仪式简单,但却很严肃,而慎重。春秋二季要祭祖,也就是实行“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的尊敬传统的精神。现代一般家庭,就从来不祭祖,连跪拜的礼都不会行,这就是教育的问题,值得重新研究、重新修整。保持这一点传统,这一点习惯,使后代知道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刚才讲到禘礼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关系,跟着便提到孔子几句有名的话,后世一般人们都流行而变为成语的: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这是孔子所说祭祀祖宗和祈祷时心仪的原则,当我们祭祖宗的时候要以“如在”目前相对的诚心,犹如祖宗尚在面前一样的诚敬。假使是祭神,神就在此。要表里如一,才是肃斋庄敬的道理。所以他又说:“吾不与祭,如不祭。”假使说我因为没有时间,没有亲自参与这个祭典,只是象征式由别人去代表一番,这样就等于不祭,又何必故作排场呢?这种精神,不但告诉我们对于任何祭典要如此,同时也间接地告诉我们作人的道理,无论对生者或死者,由明里到暗里,都要由衷一贯。

我们现在讲民族精神。热爱国家民族的人,为什么到了国外,看到自己的国旗便肃然起敬?我们在国外看到国旗的那种心情,与在国内看到国旗的心情绝对不同。在某一个时候甚至会为之掉下眼泪。其中道理,就是这种精神的流露。所以一个人的修养,对人对事,都要有这种“祭神如神在”的心理。否则,表面上非常恭敬,内心里又是另一回事,那是没有用的。所以由于孔子的这番话,了解了祭礼,依此来讲作人的道理,也就可以触类旁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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