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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希晴

论语别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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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1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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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灶君的马屁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孙贾是卫国的大夫,孔子在卫国很多年,卫灵公对他非常好,但卫灵公又偏宠有名的美人——南子。卫灵公实在很想起用孔子,卫国的权臣王孙贾有一天就对孔子说出:“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中很有趣的历史性问题。凡是中年以上的人,都见过我们在大陆上家庭中供奉的灶神。每到夏历十二日二十三的晚上,家家户户都要送灶,小孩子们非常高兴,口袋里就可装糖果了。现在用电炉、瓦斯炉,没有灶了,当然也就没有灶神。为什么要祭灶神呢?以宗教思想来说,中国人信仰的是多神教,什么神都信。

十年前有一位外国的神父来和我研究中国宗教思想问题,他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我说中国绝对有宗教信仰。第一个是礼,第二个是诗。不像西方人将宗教错解成为“信我得救,不信我不得救”的狭义观念。我说这一点的误解,使我绝对不能信服,因为他非常自私嘛!对他好才救,对他不好便不救。成吗?一个教主,应该是信我的要救,不信我的更要救;这才是宗教的精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其次,谈到中国“诗的精神”,所谓诗的文学境界,就是宗教的境界。所以懂了诗的人,纵使有一肚子的难过,有时候哼呀哈呀的念一首诗,或者作一首诗,便可自我安慰,心灵得到平安,那真是像给上帝来个见证。第三,中国信多神教,这代表了中国的大度宽容。出了一个老子,还是由东汉、北魏到唐代才被后人捧出来当上个教主——老子自己绝对没有想过要当教主的瘾。孔学后来被称为孔教,是明朝以后才捧的,孔子也不想当教主。总之,世界上的教主,自己开始都不想当教主,如果说为了想当教主而当上教主的话,这个教主就有点问题,实在难以教人心服。因为宗教的热忱是无所求,所以他伟大,所以他当了教主。我们中国,除了老子成为教主以外,孔子的儒家该不该把它称为宗教,还是一个问题。但是中国人的宗教,多是外来的,佛教是印度过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也是外来的。我们中国人自古至今对于任何宗教都不反对,这也只有中华民族才如此的雍容大度。为什么呢?有如待客,只要来的是好人,都“请上坐,泡好茶”。一律以礼相待,诚恳的欢迎。所以我们的宗教信仰,能叫出五教合一的口号,而且这种风气,目前已经传到美国去了。现在纽约已经有教堂,仿照我们中国人的办法,耶稣、孔子、释迦牟尼、老子、穆罕默德,都“请上坐,泡好茶”了,凡是好人都值得恭敬。所以我最后告诉那位外国神父,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替中国的宗教辩护,而是外人没有研究深入而已。

现在我们再讲“奥”与“灶”。为什么他们拜灶神?如果以政治哲学的思想来讲。“民以食为天”,这是管子讲的名言。因为饮食最值得重视,值得注意,所以拜灶神。尤其在过去,教育不普及,讲礼治的时代,家里有灶神、财神和祖宗等神只的牌位。中国古代的建筑,大都有这一套设计,进门一定是大厅,大厅上供祖宗牌位,有的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之位”。民国初年,牌位上的君字改成国字,看这五个字,中国人究竟信哪一个教呢?任何一教都不信,而任何一教都信。还有财神供在卧房里,灶神供在厨房里。“奥”是古代的家神,我们中国古代的神——宗教很妙,代表中国政治组织的理想。家里有家长,就有家神。还有灶神,连吃饭都要管。据说灶神一年到头,不但对家里人的行为要管,连在心里起了好念头,或动过歪脑筋,他都会记录下来,到一年终了:上天报告好坏。所以乡下人送灶,弄块糖给他吃,送一个红包给他,以便“上天言好事,下地报吉祥。”请他上天报告时,多替家里讲讲好话,回来时候多赐些福祉。所以在腊月二十三以后,一直等到第二年初四之间,他在天上还未回来以前,不在家里的时候,偶尔背后轰他一下,暗地里幽默他几句。

中国民间这些神话故事,现代也可以归到“民俗学”。要了解这些,起码要看《荆楚岁时记》这本书,尤其是南方——长江南北过年过节的风俗,这本书大概都有了。在人世间的社会上有里长、乡长、区长。在看不见的一面,便有土地、城隍等神。城隍归谁管?归阎王管。阎王去归玉皇大帝管,玉皇大帝归谁管?玉皇大帝的妈妈——瑶池圣母。由此看来世界上的宗教,最高都是女神。天主教来个圣母,佛教的观音菩萨,中国的瑶池圣母。所以女性还是最伟大。同时也可知人们讲了半天的宗教,尽管教理和教条如何如何的,但他们最后还是崇拜女性的,因为母性的慈爱毕竟是最伟大的。像这样一个宗教组织,无所不包,代表了中国人的政治哲学思想。所以天与人是一贯的。

王孙贾问孔子这个奥与灶的问题,是非常幽默的,他的意思,是告诉孔子说,你老是跟诸侯往来,我们这些士大夫如不在君王面前替你讲几句好话,是没有用的呀!你拜访了诸侯,还是该来向我们烧烧香。孔子却作正面的答法:“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是中国人宗教思想的精神。他说一个人真的作坏人、做坏事,怎样祷告都没有用,任何菩萨都不能保佑你。所谓自助天助,神是建立在自己的心中。换句话说,人有人格,尤其须要心理上建立起人格,不靠外来的庇护。如果进教堂,上帝就保佑,那么上帝首先就犯了接受贿赂的罪。同时也等于孔子答复王孙贾说,这些手法我全知道,只是不屑于如此而已。

从上面的话也可知道,由周代开始的文化,和孔子的教化,始终走人文文化的路线,所以孔子又说: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就是前面提到过,中国夏、商、周三个朝代文化的演变:夏尚忠,殷尚质(鬼),周尚文。尚的意思就是崇尚、偏重的意思,夏的文化偏重于忠诚、朴实。殷商的文化仍是重质朴,但是宗教观念很强。周代文化呢?我们今天讲孔孟思想中的中国文化,就是周代文化,重在人文文化。“周监于二代”,是说周朝所建立的文化是集上古之大成。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是以周代文化作代表。“郁郁乎文哉”,郁郁是形容词,意思是非常茂盛、伟大与光辉的人文文化。孔子在此自称他的文化思想,是承先启后,发扬周代的文化精神。这是连接到上面所讲的宗教文化之后。孔子认为只有人文文化这个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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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2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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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力而为谦虚好学

现在讲到另一段:

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鄹是孔子出生的地方,即邹。鄹人之子即指孔子。这一段所讲的应该是正当孔子做鲁国司寇的时候——司法行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古代官制,无法与现代比类,为了便于了解,姑且作此近似的比拟),参与了代表国家、代表王室的宗庙大典。他进去以后,对于每件事都要问问清楚,向人请教。走哪里?坐哪里?每事都问人。于是有人笑他说,一般人乱捧,都说孔子这个人了不起,处处懂礼,可是这个“鄹地佬”进了大庙,什么都不懂,事事都向人请教。这话被孔子知道了,他说:“这就是礼啊!”以前我们提到过,假如出国到了别人的国度,风俗习惯不同,对人家的事,不懂的应该多问。到人家家里也是一样,求学问也是一样,做事也是一样,诚恳向人请教,就是礼的精神,也是作人的道理。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是古代传统的武功——射箭,那时的武功还没有发展到少林寺、武当派(这些是唐、宋以后的事)。周代的军事武功是车战的时代,最重要的武器还是拉弓射箭,武功高低的标准,就看射箭的高明到什么程度,相当于现代打靶、射箭的标准,在于射中了红心没有,而不问箭能否透过牛皮,每枝箭射中了标的,就绝对够标准,箭能不能透过牛皮,则不作考虑。因为每个人天生的膂力不同,有些人膂力很强壮,他的箭不但可穿牛皮,甚而可穿过墙,有些人的箭射出去不能穿透牛皮,但他每箭都中红心,也就够标准了。

这一段是说明作人做事,够不够道德的标准,只问合不合正道,并不苛求他对事功成就的程度。因为没有机会给他表现,环境不对,时代不对,他也就无从表现,这有什么办法?由此触类旁通,对人对事就可减掉些苛求了。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非常慎重的祭典之一——告朔。每个月的初一为朔,十五为望,月暗为晦。过去没有订出现在这些假日,“朔望”就是休息的时候,不过不像现在这样重视。每月的初一,主政者要代表国家,向天地祖宗,禀告所作所为,这就是所谓的“告朔”。用现在观念来说,就是说在那时发表政见。对谁发表呢?对天地鬼神。现在对大众发表政见,讲了不兑现的也有。当时对天地鬼神讲的话,如不兑现自己就害怕了,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在监视管制。所以告朔这件事也很郑重。

从前告朔时一定要杀羊。到春秋战国时代,社会风气已开始衰败,这些礼仪的精神,也慢慢跟着衰落变化了,所以子贡当时准备去掉告朔时候用的饩羊。饩羊是蒸过了的,等于现在拜拜,杀了猪羊,还没有炊熟就放在祭桌上,稍稍蒸一下免得腐臭,这就是饩羊。子贡当时想,拜拜就拜拜,这只羊可以省下来。所以孔子告诉子贡说,你的主张也对,为了经济上的节省而不用羊也好,为了表示诚恳而不必用羊也好,不过我不主张去掉,不是为了这只羊要不要省,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精神。固然不用象征性的东西,只要内心诚恳就可以,但现在的人,真正诚恳的心意发不起来了,就必须要一件象征性的东西才能维系得住,所以你子贡爱这只羊,而我更重视这礼仪和它的精神内涵。

由这件事我们就懂得,在社会上,或在政治上,有时绝对空洞的精神,并不足以维系一件事物,而必须配合某些实质的东西才能生效。如口惠而实不至,有时候就要失败了。这里又引用孔子另外一段话,颇为感慨。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诌也。

这段话,连起上一段来说,是说作人处世的艰难。我想大家有时也会有同感。一个人想做个忠臣,有时候也很难。对主管、对领导人尽礼,处处尽忠合礼,而旁边的人会认为是拍马屁。所以孔子非常通人情世故。凡是当过长官也当过人部下的,都有这种经验。如果自己毅力不坚定,见解不周到,受环境影响,只好变了。那么该怎么办呢?还是以礼为准,也是上面的话“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人格还是建立在自己身上。别人尽管不了解,只看自己内心真正的诚与不诚。诚正的建立,久后自知。自己的见解与人格的精神,等待时间来考验,等待时间来证明并不是他人说的那么一回事,也就心安理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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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27 | 显示全部楼层


儒冠错换八卦袍的诸葛亮

平常一般人谈到修养的问题,很喜欢引用一句话——“宁静致远,澹泊明志。”这是诸葛亮告诫他儿子如何作学问的一封信里说的,现在先介绍原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诸葛亮《诫子书》

有人说文人都喜欢留名,其实,岂只文人喜欢把自己的著作留给后人。好名好利,是人心的根本病根,贤者难免。先不谈古人,就拿现在来说,几十年来,不知出版了多少的著作,但其中能被我们放在书架上要保留它到二三十年的,又有几本书?尤其现在流行的白话文章,看完了就丢,只有三分钟的寿命,因为它缺乏流传的价值。一本著作,能够使人舍不得丢掉,放在书架上,才有流传的可能。所以留名是很难的。清代诗人吴梅村说的:“饱食终何用,难全不朽名。”一点不错。

所以古人又有一句名言说:“但在流传不在多”。比如诸葛亮的一生,并不以文章名世,当然是他的功业盖过了他的文章。而他的文章——只有两篇《出师表》,不为文学而文学的写作,却成为千古名著,不但前无古人,也可说是后无来者,可以永远流传下去。他的文学修养这样高,并没有想成为一个文学家。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一个事业成功的人,往往才具很高,如用之于文学,一定也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家。文章、道德、事功,本难兼备,责人不必太苛。

诸葛亮《出师表》外,留下来的都是短简,文体内容简练得很,一如他处事的简单谨慎,几句话,问题就解决了。看他传记里,孙权送他东西,他回信不过五六句话,把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就这么解决了。

这一篇《诫子书》,也充分表达了他儒家思想的修养。所以后人讲养性修身的道理,老实说都没有跳出诸葛亮的手掌心。后人把诸葛亮这封信上的思想,换上一件衣服,变成儒家的。所以这封信是非常有名的著作。他以这种文字说理,文学的境界非常高,组织非常美妙,都是对仗工整的句子。作诗的时候,春花对秋月,大陆对长空,很容易对,最怕是学术性、思想性的东西,对起来是很难的。结果,诸葛亮把这种思想文学化。后来八股文也是这样,先把题目标好,所谓破题,就是把主题的思想内涵的重心先表达出来。他教儿子以“静”来做学问,以“俭”修身,俭不只是节省用钱;自己的身体、精神也要保养,简单明了,一切干净利落,就是这个“俭”字。“非澹泊无以明志”,就是养德方面;“非宁静无以致远”,就是修身治学方面;“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是求学的道理;心境要宁静才能求学,才能要靠学问培养出来,有天才而没有学问修养,我们在孔子思想里也说过的,“学而不思,思而不学”的论点,和“才须学也”的道理是一样的。“非学无以广才”,纵然是天才,如没有学问,也不是伟大的天才。所以有天才,还要有广博的学问。学问哪里来的?求学来的,“非静无以成学”。连贯的层次,连续性的对仗句子。“慆慢则不能研精”,慆慢也就是“骄傲”的这个“骄”字。讲到这个“骄”字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的修养,力戒骄傲,一点不敢骄傲。而且骄傲两个字是分开用的:没有内容而自以为了不起是骄,有内容而看不起人为傲,后来连起来用以骄傲。而中国文化的修养,不管有多大学问、多大权威,一骄傲就失败。所以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到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一个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学,有周公的成就,假如他犯了骄傲,和很吝啬不爱人的毛病,这个人就免谈了。

我们中国人,力戒骄傲,现在外国文化一来,“我有了他真值得骄傲”这类的话,就非常流行,视骄傲为好事情,这是根据外国文字翻译错了,把骄傲当成好事。照中国文化规规矩矩翻译,应该是“欣慰”就对了。这是几十年来翻译过来的东西,将错就错,积非成是,一下子没办法改的地方。但是,为了将来维护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是要想办法的。有许多错误的东西,都要慢慢改,转移这个社会风气才是对的。这是说到慆慢所引出来的。

再回到本文“慆慢则不能研精”,慆就是自满,慢就是自以为对。主观太强,那么求学问就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为什么用“险躁”?人做事情,都喜欢占便宜走捷径,走捷径的事就会行险侥幸,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尤其是年轻人,暴躁、急性子,就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这个地方,有些本子是“志”字,而不是“意”字,大概“意”字才对,还是把它改过来。——年龄跟着时间过去了,三十一岁就不是三十岁的讲法,三十二岁也不同于三十一岁了。人的思想又跟着年龄在变。“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少年不努力,等到中年后悔,已经没有法子了。

看诸葛亮这篇《诫子书》,同他作人的风格一样,什么东西都简单明了。这道理用之于为政,就是孔子所说的“简”;用以持身,就是本文所说的“俭”。但是文学的修养,只是学问的一种附庸,这是作学问要特别注意的。由历史文化谈到诸葛亮的学养,到此告一段落,现在再继续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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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28 | 显示全部楼层


孔子的换心术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这个问题,以现代的观念来说,就牵涉到政治思想,也可以说是政治的作法,简明一点就叫政治领导术。鲁定公所问的,是领导术或领导的方法,而孔子答复他的,是领导的道德,撇开了鲁定公所问的方法。换言之,乃是在驳鲁定公。认为用方法——手段——是错误的,所谓领导应该是以“德”领导人。从什么地方可看出孔子这种意思来呢?就在这“君使臣,臣事君”两句话中的“使”字。我们知道鲁定公是个诸侯,以一个“王者”——这是随便借用一个头衔来形容的——之尊问孔子,孔子当然也尊重他。鲁定公问,假使一个帝王领导人,该怎样去指挥下面的干部?相对的,一个忠贞的干部,对于领导人,又应该用什么方法理事及自处?鲁定公当然问得很客气,很婉转。而孔子则用两句话,解答了鲁定公这两个对立的问题——“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我们中国文化讲孝道,但孝道也是相对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付出了爱心的教养,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两者是对立的。忠也是一样,就如孔子的话,上面对下面以礼,礼敬——也是爱的一种形态,等于父母爱子女的爱心。这种礼义德业的流行,道德的风行,则下面对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所以这种君臣的上下关系是建立在道德上,不是建立在手段上,两句话就答复了鲁定公的问题。

有些人看了老子的两句话,认为对于忠孝的观念,老子和孔子是持相反意见的。其实不然,只是表达的方法不同而已。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在表面上误解了这两句话,好像老子是反对孝、反对忠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一个不和的问题家庭中,有几个孩子,其中一个最乖的,于是人们便说这个儿子才是孝子,拚命地标榜他,而忘记了基本上“家庭不和”这个问题。一个家庭如果不出问题,个个都是孝子,何必特别标榜一个孝子?所以要六亲不和的时候,才看得出孩子的孝或父母的慈。至于“国家昏乱有忠臣”也是同样的道理。文天祥在宋朝亡国了,才表现出他的忠贞,假使宋代不到亡国的时候,就看不出文天祥对国家有如此尽忠,虽然文天祥仍是忠心耿耿,但是没有那种成仁的表现机会。因此我们对历史、对国家,并不希望常常有文天祥那样的情形出现,而希望国家能长治久安。所以用白话来说老子这两句话,加上一个“才”字,成为“六亲不和才有孝子,国家昏乱才有忠臣。”那么就可以知道老子并不是反对忠、孝了。假如在一个团体中,我们说某某人是好人,那么其他都是坏人了吗?希望全体都是好人,无所谓谁好谁坏,这就最好。

孔子答复鲁定公的话中,意思是说,你不要谈领导术,一个领导人要求部下能尽忠,首先从自己衷心体谅部下的礼敬做起。礼是包括很多,如仁慈、爱护等等,这也就是说上面对下面的如果尽心,那么下面对上面也自然忠心。俗语说人心都是肉做的,一交换,这忠心就换出来了。

现在要研究《论语》,为什么把这段话放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此乃《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整个社会上下一片混乱,乱到持德者寡,用术者多,所以孔子提倡仁,提倡孝,提倡道德,因为大家都用手段。譬如现代人们流行的一句话,常说“你少用手段”,尤其这六七十年来,每论团体或个人的经验,玩手段的一个比一个高明,谁都玩不过谁,玩到最后还是个笨蛋。所以还不如规规矩矩、诚恳的好,如果把真正的诚恳当作手段,这个手段还值得玩,这也是最高明的。这六十年来的变乱,对于手段,谁都学会了,谁要玩几套手段,别人没有不知道的。只有老实人最可爱,讲道德的人才是最可爱,最后的成功还是属于真诚的人,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我们从现实生活中,也可体会得出来。孔子答复鲁定公这几句话的时候,就是针对着当时的风气。一个风气之来,就像台风一样,不但下层、中层社会受影响,上层也是一样。鲁定公是领导阶级的上层,结果还是犯了这个毛病,孔子就针对他的毛病,开了这个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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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34 | 显示全部楼层

追的哲学

讲完这方面以后,又讲到纯文学的观点。

子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又在讨论《诗》的文学了。刚才谈政治,现在又谈《诗》;上面和鲁定公谈的是政治风气,也包括了社会风气,那么政治的风气、社会的风气哪里来的?如果站在文化的——礼的立场来讲,它是由文化而来的;谈到文化,就提到孔子所重视的《诗经》。我们知道《诗经》是代表各地社会风气的自然演变,《诗经》的第一篇,就是男女相爱。讲到《诗经》的男女  相爱,有一句话要注意的,孔子在《礼记》中提到人生的研究:“饮食男女,人之大  欲  存焉。”(上面也曾提到)孔子知道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是却往往避而不谈,偏偏谈到最起码的、最平实的这两件人生大事。我们曾经说过,一般人引用的“食  色  性也”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说的,两人的话相近,但观念完全不同。男女饮食不是“性”也,不是人先天形而上的本性,是人后天的基本欲望。一个人需要吃饭,自婴儿生下来开始要吃奶,长大了就需要两性的关系,不但人如此,生物界动物、植物都是如此,因此人类文化就从这里出发。

说到这里,我们就联想到,影响这个时代观念的两种思想,一个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影响了这个时代;另一个也是近代西方文化的重心,弗洛伊德的   性  心理观,认为人类一切心理活动,都由男女  性   的冲动而来,这一思想对现代文化影响也很大。弗洛伊德原来是个医生,后来成为一个大心理学家。比如西方的存在主义,也是几个医生闹出来的,有人依据弗洛伊德的   性   心理观点,来看历史文化(这个性不是我们所说人类本   性的   ,是男女    性   行为的    性。)认为历史上的英雄创业,就是一种    性      冲    动,乃至说希特勒是性变态心理。我们现代思想界受这说法影响的也很多,乃至把旧的历史写成的小说,多半都加上这种观念。甚至许多戏剧、电影故事,总要插上一些性——医学上的性;而文学上改用一个好听的名词——爱,等于一个人穿上外衣、结上领带,好看一点,也礼貌一点而已。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我们懂不懂这方面的道理呢?孔子也早已提出了,所以《诗经》第一篇选了《关睢》,根据“饮食男女”的基本要求,指出人生的伦理是由男女相爱而成为夫妇开始的,所谓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

有社会一切的发展,都由    性     的问题开始。   

曾有一位学者对我说,他有一个新发现——“性非罪”论要提出讨论,他所指的这个“性”是狭义的,指男女   性   行为的    性    而言。我没有立即答复这个问题,他把文章留下来,后来函电催问,我始终觉得碍难直接答复,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大概谈了一下,但还是避开了他那个观点。我认为这是人生哲学上最高的问题。究竟这是本能的   冲  动吗?这个本能又是什么?不过我告诉他,世界上的宗教家,都认为   性    是罪    恶的。中国文化中,过去的思想——万  恶   淫  为首;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亚当和夏娃不吃那个萍果,一点事都没有,上了魔鬼的当去吃萍果,他们也认为性是罪恶的。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西方文化是两个半萍果而来的:第一个萍果是亚当夏娃吃了,闯了祸,所以我们人类到如今那么痛苦。第二个萍果,启发牛顿发现了地心吸力,中国人吃了很多萍果都不晓得。另外半个萍果,是木马屠城记所表现的英雄思想。这是西方文化来自两个半萍果的笑话,当然这不是偶然说说的。

西方与东方宗教家都认为   性   是罪恶,哲学家则逃避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孔子,他可以说是哲学家、宗教家,又是教育家。我认为现代观念的什么“家”、什么“家”都可以给他加上。反正孔子,集中国文化之大成。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他的封号最好——大成至圣先师,我们不要跟外国人走,给他加上了一个“家”字,反而不是大成,而是小成了,所以不要上西方文化的当。

孔子认为“关关睢鸠”男女之间的爱,老实讲也有“  性   非   罪”的意思在其中。  性   的本身不是罪恶,   性  本身的冲动是天然的,理智虽教  性   不要冲动,结果生命有这个动力冲  动了。不过  性   的行为如果不作理智的处理,这个行为就构成了罪恶。大家试着研究一下,这个道理对不对?性的本质并不是罪恶,“饮食男女,人之大  欲  存  焉。”只要生命存在,就一定有这个大  欲。但处理它的行为如果不对,就是罪恶。孔子就是这个观念,告诉我们说,关睢乐而不淫。大家要注意这个“淫”字,现代都看成狭义的,仅指   性   行为才叫  淫,在古文中的“淫”字,有时候是广义的解释:淫  者,过也,就是过度了。譬如说我们原定讲两小时的话,结果讲了两个半小时,把人家累死了,在古文中就可以写道:“淫也”;又如雨下得太多了,就是“淫雨”。所以关睢乐而不淫,就是不过分。中国人素来对于性、情及爱的处理,有一个原则的,就是所谓“发乎情,止乎礼。”现在观念来说,就是心理的、生理的感情  冲  动,要在行为上止于礼。只要合理,就不会成为罪恶,所以孔子说关睢乐而不淫。

但《关睢》这篇诗中,也有哀怨,我们看这一篇诗,很好玩的。虽然只有几个字,假使用现代文学来描写,就够露骨的了。它最后说:“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这个求,就是现在白话文的追呀!追呀!追不到的时候睡不着呀!睡不着还在床上   翻来复去打滚哩!但古文用“辗转反侧”四个字都形容尽了。可见这中间还有哀怨,尽管哀怨,并不到伤感、悲观的程度。这个道理就是说一个人情感的处理适中,合乎中道。

譬如我对音乐是外行,但在许多地方,听到播放日本音乐,只要他一开口,听起来就使人有不胜哀戚之感。隐隐象征了这个海岛民族的命运,也可以说是日本民族   性  的表现。不管它怎么变,一听就知道是日本音乐,哀怨中有悲怆,悲怆中有哀怨。

现在我们的音乐等等一切文化,能不能做到乐而不   淫,哀而不伤呢?恐怕还没有做到。我们读了孔子这一段话以后,对于目前社会上的文化思想,必须深切地反省。所以孔子在答复鲁定公问政之后,随即谈到诗的问题,就是表示修身要具备“诗”的感情,从政更要把握“诗”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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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35 | 显示全部楼层


传统历史上的精神堡垒

这个又转到另一个文化问题: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宰我是孔子的学生,他白天睡觉,挨了孔子的骂。这个问题,等下面讲到的时候再讨论。

鲁哀公问社。什么叫社呢?这里的社就是社稷的简称,有形的社稷坛,过去国家的首都建有社稷坛,就是代表国家和天人之间的象征。我们现在社稷的精神象征,譬如过去在南京到中山陵谒陵献花,几十年来,我们还没有完全正式确定这个精神的代表,最近又好像有外宾到国父纪念馆致敬了。相对的,假定我们去国外做国民外交,或者负了国家外交任务出去,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到别的国家,就要随他们的礼俗,到他们所尊奉的地方行礼。这是古今中外不移的礼貌,也是现代国际上外交的礼貌。像当年西方英雄拿破仑,当他到每一个地方,即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他也要到伊斯兰教教堂行礼。这点他实在很聪明。同时我们再看到一点,从十七世纪末叶开始,印度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统治,英国并派了总督驻在印度统治。英国人也深懂这套手法。所以有人说英国人专门研究老子,因为老子的政治手法很高明。英国总督出门,看到印度的婆罗门教(印度在宋以后没有佛教了,那时起佛教已经完全移送到中国来,印度人保留只是穿白衣的婆罗门教),总督立即停车,下来站在路边合十,让婆罗门教士先过去。这就是说尊敬一个地方的民间信仰,对于他的工作很有帮助。这是由社讲到社稷的精神而牵涉到的附带问题。

现在回到本文,哀公问宰予,社稷坛与历史文化演变有什么关系呢?宰予告诉他夏朝社稷坛上栽的是松树,殷朝栽的是柏树,周朝栽的是栗树(有如现在的国花,是国家的标志。)不过他说栗树栽得不好,栗树使人看了会害怕,战战兢兢。宰予后来回到孔子这里,报告见哀公的问答,孔子听了以后就感叹了。就周朝而言,孔子觉得文王、武王在各方面都没有错,只在这件事上还不大妥当,但对前辈的圣人,不好意思多加批评,所以他说已经既成事实,再说也没有用。对人与人之间相处来说,既成事实,劝也劝不转来了,过去了何必追究呢?

孔子这番话,虽然看起来是对历史的一个宽恕,实际上透过这个宽恕,表明了孔子认为周朝的这件事是有问题的。这是怎么说的呢?因为社稷坛种的树,就像是一个民族文化、国家精神的标志。如日本人以樱花为国花,虽然很烂漫,但总是开得不长久;其他各民族、国家也都有标志。宗教方面也不例外。基督教的十字架,佛教的莲花。再看欧洲人的标志用猛兽,有虎、有狮;印度人用的是飞禽;美国人用老鹰,也不太好;中国文化则用龙,龙是水、陆、空三栖的东西。对于文化的标志,我们要特别注意选择决定,但有时有人漫不经心就定了。过去有一位朋友,想把台北市成为杜鹃城。后来在一次宴会中碰面,说起此事,好在他的杜鹃城没做成,否则我第一个反对。因为杜鹃是亡国之花,又名杜宇;也是鸟名,又名子规,又叫望帝。唐人的诗所谓:“望帝春心托杜鹃”,有一个神话故事,上古时蜀国亡,蜀国的太子伤心而死,精魂不散,变成杜鹃鸟,昼夜啼哭,泪枯血出,滴在花上变成杜鹃花。这一些事,和《易经》的谶讳之学也有关系的。许多看起来不相干的事,有时候关系很大,尤其研究国家的历史文化,不能不注意,孔子对于这件事情也是很注意。不过他也只好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了。所以我们将来在处事的时候,必须注意这些事情,这也是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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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3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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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备贤者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管仲的时代比孔子早一点,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管仲佩服得很,他曾经赞叹过,如果没有管仲助齐桓公称霸的一段历史,我们几乎变野蛮人了。在这里他说管仲的器局太小,这话也是对的。管仲不过帮助齐桓公完成霸业而已,但未能走入王道,这样的器局就嫌小了。这是他评论历史的感叹。但是有人就问,管仲是讲究节俭的吧?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都够得上俭的。这里的“俭”字,正如诸葛亮《诫子书》中所说“俭以养德”的那个俭字一样,包括了许多东西。我们提到俭字,再看看老子思想,老子说他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再三提到俭,孔子也再三提到俭,下面有关俭字的话也蛮多的,上面谈到诸葛亮时,已经介绍过了。历史上称有成就的人“沉默寡言”,就是一个人“俭”德的描写。成大事的人很少说话,讲出来一两句话,扼要简单,解决了一切问题。既不沉着,话又多的人,那就免谈成什么大事了。

孔子说了管仲的器局小,别人并不和他争论这个问题,而提出来问管仲是不是够得上“俭”德的修养。可是孔子的答复,从个人来说,以管仲有三归之堂,可以说他在经济生活上非常浪费。三归堂是建筑物的名称,就是说他的宰相府,还是相当讲究漂亮的,可见他还不够俭朴。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汉文帝的俭朴、节省,是皇帝中有名的,一件袍子,穿了一二十年还补起来穿。后来景帝、武帝时代的经济繁荣,就是他打下的基础,因为他本身就非常俭朴。所以管仲的生活,诚如孔子说的并不俭朴。另外在公事上,孔子又说他“官事不摄”。在公家的政治制度上,又不能做到扼要统筹。只知因人设官,重重叠詹设置了太多的部门,其实可简化而他没有简化,这是在行政上的不俭,那他怎么算得“俭”呢?

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到,要真正处理好公事,制度与编制的紧缩很重要,法令也不可繁琐,这是孔子对管仲两方面的批评,也是我们后人应该警惕的地方。

在管仲的俭德上,孔子有所批驳之后,此人又提出管仲是不是懂礼的问题来。中国文化以礼义为中心,懂礼是很重要的,但孔子认为管仲在这方面的修养还不够。虽然管仲是个大政治家,但他还不能担负领导历史文化的重任。这是什么道理呢?邦君齐桓公在大门外建立屏风——塞门。(讲到这里,我们顺便讲到现在很难看得到的,古代衙门前的大屏风,上面都写有“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四句话,已经流传下来一千多年了。后来到清末腐败的时候,大概是我们革命前辈老党员骂清朝的杰作,改为“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欺欺欺欺”的笑话。)在中国的古礼,只有领导人、诸侯才可以有塞门,可是管仲的宰相府也摆起这样东西来,这就是不懂礼。其次国君为了外交的关系,有反坫之坛,这是两国元首见面时用的。结果管仲的家里也有反坫。就凭这两点,如果说管仲也懂礼的话,还有哪一个不懂礼?如以管仲作懂礼的标准,人人都懂礼了,这是孔子对管仲批评的话。下面就谈到中国文化与“礼”并称的“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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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3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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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响了的活礼乐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这是孔子讲音乐的原理及作用。大师乐是古代专门掌理乐教的官名,他的职掌重在以乐配合政教,当然也包括了当时的一般音乐。讲到这里,也是中国文化很可惜的事,因为我国原有的古乐早已没有了。现在我们能够听到的,只是明清以来的遗音。据朋友们说,目前在韩国,还可以隐约窥见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的大乐章——《秦王破阵舞》,以及《霓裳羽衣曲》的古琴曲调,还可欣赏到中国的古乐和古乐器的流风遗韵,同时把诗、词谱在中国的古乐器上弹出来。除了韩国,在日本也还找得到一点影子。所以说中国文化的衰落,不完全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相反地,故作自我解嘲的说,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伟大处,人家外国人说我们不珍惜自己的文化,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好东西太多,满不在乎的丢,外国人听了也没有话说。

孔子和鲁国的大师乐讨论音乐的原理。他非常谦虚地说,音乐的原理大概可以了解——其实孔子对音乐是很内行的。接着他就谈论一首代表国家民族精神的曲子。音响开始的时候,好像含苞待放的花蕾,轻轻地舒展,慢慢地发声。跟着下来,由小而大,但是很纯正。后来到了**,激昂慷慨,或非常庄严肃穆,最后这个乐曲奏完了,但还是余音缭绕,后面好像还有幽幽未尽之意。这便是成功的音乐。这些是孔子的客气话,请教的态度,也证明了他深通音乐的修养。今日我们看到自己国内的音乐,的确是问题很大,中不中、西不西;轻薄有余,温柔敦厚不足,实在可叹。不过一切文化,今日都处在古、今、中、外的巨流涌变之间,始终未定。旧的已经打倒,新的如何建立,还要靠我们这一代的继续努力了。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仪是一个地名。古时的这个“封”字,是指的封疆。所谓“封人”,是管诸侯国界的人。勉强拿现在的职务来讲,是管土地、管地政的人。他来请见孔子之时,从字里行间看来,他似乎有被挡驾的样子。但封人有封人的理由,他说,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到了我们这个地方,每个人我都见过。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你们的老师孔子尽管伟大,像我这样的人,你老师也应该接见一番。他说了这番话以后,跟随孔子的那些人无话可说,就安排了一个机会,让他去见孔子。但是孔子和他谈了些什么话就不知道了。他出来以后,就告诉孔子的弟子们说:你们诸位不必担心文化的衰落,我们中国文化有救了。天下乱了这么久,文化已将凋零,上天降生了孔子,孔子的学问道德将影响你们和世人。上天要以孔子作为警惕世界的木铎的,你们不要担忧了。古代木做的铎,是用来敲响作警惕用的,好像庙堂里的敲钟打磐一样。

这是对孔子从事人文文化教育的赞叹,所以也放在讲文化精神的《八佾》篇中。画龙点睛,别有用意。

跟着是: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这是孔子对礼乐文化的批评。韶是舜乐,代表那个时代,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精神,他说很好,很美,也很善。以现在西方观念来说,真、善、美的价值都具备了。但武王时代的音乐,代表那时代的历史精神,好是好,美是真美,可不能说它是至善。等于对社稷坛标志的批评一样,都有点遗憾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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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3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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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的通病

下面是这一篇的结论,所以我说《论语》是整篇连贯接起来的,是完整的。《八佾》讲历史时代文化的精神。那么,这篇最后引用孔子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批评作结语,就特别有韵味了,例如: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原则,一个时代到了衰落的时候,最怕在上面的领导人以及各级单位主管,待部下和对人并不宽厚,这是很严重的偏差。讲到这里,我们看中国历史上,记载了许多作人或作官的过分尖刻或凉薄。什么是刻?所谓“察察之明”,为人太过精明,做部下的就不容易发挥他的才能。因此,中国古人在政治领导上,都采用道家老子的道理。也就是像郭子仪的故事:唐明皇因安禄山之乱由京城逃走,一直逃到了四川成都,终于靠郭子仪打败了安禄山,收复两京,迎唐明皇还都。郭子仪也因功封王。以后唐代宗把公主下嫁郭子仪的儿子。有一次小夫妻吵架吵得很厉害,郭子仪的儿子说,公主有什么希罕,你父亲的天下,若不是我父亲替你们打回来,还有你公主当吗?这句话的确讲得太严重了。公主气了,马上回宫去报告唐代宗。郭子仪听了儿子的报告,也吓坏了,知道这件事可不得了,马上把儿子绑起来送到宫中去。唐代宗自然先听到了公主的报告,说郭子仪他们意图造反,唐代宗安慰了女儿一番,要她先在宫里休息。见亲家把女婿绑进宫来,不但不生气追究,反而问老亲家好好把个儿子绑进宫来是为了什么?郭子仪报告并论罪一番。唐代宗真是个好皇帝!他对郭子仪说,他们小俩口吵架是年轻人的常事,你去管他干嘛呢?“不痴不聋,不做阿姑阿翁。”这个故事后来也编成了平剧及其他地方戏。故事本身也说明了如果一个当主管的有“察察之明”,下面部下就难为了。

前几天,有位同学当了法院的庭长,他来看我,我告诉他一句话:历来做法曹的最怕“深文刻法”。这句话就是当公务员的也要注意。什么叫“深文刻法”?就是根据条文,一个字一个字去推敲,在鸡蛋里去挑骨头,真是要了命。虽然法律的条文,完全合于逻辑。但有时是不合道理、不合情理的,完全用逻辑是用不通的,举个例子来说,法律规定,抓到小偷应该送到法院办,如果打他两拳打伤了,小偷可以告你伤害,在法理的逻辑上完全对,但讲到人的常情上就不对的。所以我和这位同学说,搞法律的人,就怕深文刻法,都讲逻辑,则天下是非辨不清了。因此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告诉作公务人员的朋友说:“公门里面好修行”。否则的话,人们便把公务员的过错、怨气统统都累积到政府头上。自己如果多动动脑筋,别人就省了气力,同时也消弭了怨气,这就是道德。所以“居上要宽”,要求别人过严,别人没这个本事;天下无全才,不必求之太严。如果要求过严,希望别人都是圣人、全才。在道德上人人如孔子,而防他又如防土匪,用他又随便用得像机器。这是不可以的,切记居上要宽。

为礼要敬,并不是只限于下级对上级行礼要恭敬,上面对下面的爱护,也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而且都要敬,就是都要做到诚恳、真挚,不真诚没有用。天天行个礼很方便,搞惯了成机械式很容易,但中间没有诚意就没有用。同样的,做长官的对部下的爱护关怀,也要有诚敬之心,假的关怀没有用。

临丧不哀,以前讲过,我们到殡仪馆吊丧,没有一点哀戚之$L̪ԌE$L̪Ԍߎ呢。但这个丧也是狭义的,广义的是对于某一件沉重的大事,假如没有沉痛的心情,也是属于“临丧不哀”的一种情况。

孔子提出来这三点,有感于当时春秋时候的社会风气那么坏,孔子讲这些话,都是开药方。当时有这种坏风气,他就开出医治的方法。所以他说像这个样子的社会,就没有什么可看了,这是感叹当时文化思想的衰落。实际上我们看历史,每到衰乱的时候,都有这种情形,岂止春秋战国而已呢!《八佾》这一片,把前后对照起来,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他完全是在阐扬中国文化的思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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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4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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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章 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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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仁”却在灯火阑珊处

现在我们讲到《论语》第四篇,是最重要的一篇,这篇的问题很大。

首先谈第四篇的题目《里仁》。过去对“里仁”的一般解释。里就是乡里之里,也就是住的地方;照过去的传统,一般三家村学究们解释“里仁”的意思,就说孔子的意思是如果买房子,或租房子,应选择“仁里”。换句话说,要住到好人堆里去。如果真是这个意思,那么坏人堆里没人住了吗?而且哪一个地方才是好人堆?哪个地方是坏人堆呢?台北市有“仁爱”路!那么除了仁爱路,没地方可住了?所以三家村学究们的解释是大有问题的。

这个“里”字应该作为动词看,当然也指居住的地方。但是居住的地方,有处的意思。“居、住、处”在古文中,有时是表示站或坐在那里,是动词。我们读春秋战国时代著的书,经常看到“居”单独一个字。我国古代没方桌子,没有椅子。日本人的榻榻米,是我们中国去的,由秦、汉到魏,都还是席地而坐。魏晋以后才从西域传进椅子来。唐代以前我们还看到一句话——“据胡床而坐”,胡床就是椅子的初形,从西域过来的。我们中国文化,许多名词有一胡字,如胡椒,一看就知道这样东西是外来的;不是“胡”就是“蕃”,蕃茄就是外国来的。后来又加上“洋”,如脚踏车是外国来的,四川人叫“洋马儿”,甚至如病名“洋梅疮”也是外国传来的。在明代以前,我国的医学书籍上,没有看过这种病,可见这是从外国传进来的,而且开始由广东方面上岸的,所以又称作“广疮”。

我们知道了这些道理,就了解居、里的意义就是“自处”,“里仁”的意思也就是一个人如何处在仁的境界。处世,处人,尤其是自处,都要有“自处之道”。再明白点讲,什么叫“里仁”呢?就是我们随时要把修养、精神放在仁的境界。现在讨论“仁”。说到仁字,孔子学问的中心来了,头大的问题来了。上面三篇中,第一篇学而时习之,学的是什么?学的是仁。“仁”是什么?两千年以来,莫衷一是,这真是一个大问题。

最近,有位立法委员提出一篇质询,就谈这个“仁”字。前一个礼拜他把这质询给我看,问我的意见,我说无可奉告。因为他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又何必再作讨论?不过我认为“仁”字的确很难谈,我这样说也就是“微言大义”的精神吧!我们现在讨论到这里,全部《论语》的中心谈“仁”,“仁”是什么?过去有几种解释法。最有名的是“博爱之谓仁”,许多人谈到仁的意义,都会这样答复,而且以肯定的语气说,这是孔子的意思。其实错了,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也不是孟子说的。孔家店的两大股东——孔、孟都没说过,这是孔家店的伙计——唐朝的韩愈讲的。在唐代大家也讨论什么是“仁”的问题,而韩愈下的定义:博爱叫做仁。后世以讹传讹,就认为这是儒家思想了。这也是有问题的。韩愈为什么会下这个定义?虽然称他“文起八代之衰”,他的定义不一定也是起八代之衰的。真理是不能够用名气压住人的,韩愈的思想,并不都是孔、孟思想。他是研究墨子的专家,墨子的思想就有“兼爱”,大家现在忘记了韩愈是研究墨子思想的专家,所以他把墨子的思想,融会到儒家思想中去,把“兼爱”换一个字改为“博爱”,等于把长袍脱掉穿上西装而已。后世不明真相,就以为博爱之谓仁是儒家思想的解释。我们并不一定说韩愈这个定义下得不对。我们的态度要客观,真理只有一个。我们拿哲学观点来说,宇宙万有的那个最原始的东西,哲学家说它是本体,西方的宗教家叫他作上帝,印度人叫“佛”,叫“如来”,中国人叫“道”。名称不同而所指的是同一东西。等于馒头与面包,名称不同,一样是用面做成,可以吃饱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被某一名词捆住,各个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

其次,汉代以来一直到唐代,对仁的解释,漫无限制。古代书上不管说什么,都“仁呀!仁呀!”的大谈仁义之道。孔子讲仁,孟子讲义,最后连起来就是仁义;仁义即孔孟,孔孟即仁义。如果我们作八股文就这样大作文章了:“仁义者,孔孟之说也,孔孟之说者,仁义之道也……”这篇文章通了。实际说了半天,如果以逻辑来批评,只有八个字:“陈言颠倒,不知所云。”等于清代乾隆年间才子纪晓岚批评文章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学生拿一篇文章请他看,他引用了两句古诗来评语:“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说这个学生的文章“不知所云,越说越远”了。所以汉唐以来,一般学者讲孔子之仁的,都可借用纪晓岚这个批评,也是“不知所云,越说越远”了。那时的学者,讨论这个仁字的文章,有多达一百万字的,这样一个字会扯得那么多,孔子何尝有这个本意!所以我常说,老子写了五千言,后世解释老子的文章,古今中外累积起来,有几千万宇,到目前为止,外文翻译有好几十种《老子》之多,如果老子知道了,会把大牙都笑掉。大家讲了半天,是不是老子原来的意思呢?张先生讲的张老子,刘先生讲的刘老子。谁的老子才是老子?

到了宋代的理学家,自认为继孔孟之心传。孔子传心法与曾子,作了《大学》这篇书,曾子传心法与子思,子思写了《中庸》。子思传心法与孟子,孟子以后失传了。宋代理学家自认为又得了这个心传秘诀。中间事隔千把年,不知道宋代理学家们在哪里拿到这个秘诀的。其实他们把佛家、道家的东西挖了来,然后还要骂佛家、道家,所以宋代理学家的学问态度很有点不对劲,这种作法实在不大高明。其次,他们拿心性——哲学的道理解释“仁”说:“仁者核之心也。”如核桃的仁、杏仁。同时他们又加上佛家的思想,认为万物的果实,都是阴阳两瓣,中间空心的,所以仁便是道体的心空境界。

宋儒另一个解释,他们说医书上麻木就叫不仁,可见仁是讲心的知觉性的,他们这样一来,暴露了身份了,这完全是佛家的话,不过硬将光头的和尚,拉来戴上孔子的帽子。在唐代以后讲孔孟的心法,而传承孔孟之心法者,就是这些宋儒——理学家。

汉唐之学讲仁,到底讲什么?我们勉强可以说他们讲用。宋儒讲的仁,则扯到哲学里面讲体。我们讲了他们的缺点,也该说他们的好处,宋代及汉唐的儒家,各有所长,汉唐以来的儒家,了解孔子心法“仁”的用,宋儒借用佛道两家之学,了解孔子心法“仁”的体。他们都有划时代的创见,但每家都是不同的孔子。

讲到体用,我们要顺便提一下,拿中国唐代以后佛学原理来说,万物只有三个理则——体、相、用。如这茶杯,玻璃为“体”,“相”就是它的形状,“用”就是它的功用,即是可以盛液体的东西。抽象的思想,也是一样。譬如我们现在讲的,以孔子的《论语》思想为“体”,“相”就是二十篇《论语》,我们来研究、解释。“用”是了解孔子以后,该怎样去弘扬中国文化,其“用”就在此。

汉唐儒者对于仁都讲用,而孔子当时讲仁,也多半是针对那个时代讲用。宋儒扯到哲学里讲仁的体,从现象来探究体,不能说在见解上没有一点进步,但可惜的也只是各执一端,闭户称王而已。

了解这些资料以后,再回转看这个“仁”。“仁”是什么?中国古代“仁”字就是这样写:人两足走路旁加个二,为什么不就旁加个“一”?“二人”是两个人,就是人与人之间,有我就有你,有你我就有他。有你、我、他,就有社会。一个人没有问题,有两个人就发生了怎样相处、怎样相爱、怎样互助的问题,就是仁。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事,这是文字上的解释。

现在归纳起来。

第一,题目的里仁。自处于仁,里仁象征了学问的中心在如何自处。自心是“体”,处于人之间就是“相”和“用”了。相就是人的行为,用则是发挥的作用。所谓自处就是自立,所谓处人就是立人。佛家的所谓“菩萨”之道,自立立人就是菩萨,这是梵文“菩堤萨埵”的译音,译成中文简称菩萨,等于中文的圣贤,名称不同而已。自处处人,就是仁的体用。

第二,本篇孔子就讲到“吾道一以贯之”,换句话说,就是体用一贯,有体有用。所以说仁只是行为,只讲用不讲体,不讲内心修养,也错了。如果像另一派的宋儒所说,仁就是在那里静坐,养性谈心为仁,不讲究用,不能救世救人,不能立己立人,也错了,应该体用一贯。

第三,在第篇《述而》里有“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四点是孔子讲学问的中心纲要。这也是他“一贯”的道理。但在《颜渊》篇中却提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彻底语。这些资料,我们要先了解,以后再研究这篇的本身,最后把结论沟通起来,大家就可以豁然贯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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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4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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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是故乡明

《里仁》篇第一段: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照三家村学究的解释就是:“孔子说,我们所住的乡里,要择仁人的乡里,四周邻居,都是仁人君子,就够美了。”真不知道世界上哪来这许多仁人君子,对“择不处仁,焉得知?”他们解释说:“我们选择一个居住的地方,假使不住在仁里的当中,这个人就不算有智慧的聪明人。”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大家都是笨蛋!对于这种解释,刚才批评过了,这是三家村的学究们的解释。

现在依照我们新三家村学究的解释,“里仁为美”意思是我们真正学问安顿的处所,要以仁为标准,达到仁的境界,也就是学问到了真善美的境界。“择不处仁”的意思是我们学问、修养,没有达到处在仁的境界,不算是智慧的成就,这是第一原则。

第二段: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孔子说假使没有达到仁的境界,不仁的人,不可以久处约,约不是订一个契约,约的意思和俭一样。就是说没有达到仁的境界的人,不能长处在简朴的环境中。所以人的学问修养,到了仁的境界,才能像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可以不改其乐,不失其节。换句话说,不能安处困境,也不能长处于乐境。没有真正修养的人,不但失意忘形,得意也会忘形。到了功名富贵快乐的时候忘形了,这就是没有仁,没有中心思想。假如到了贫穷困苦的环境就忘了形,也是没有真正达到仁的境界。安贫乐道与富贵不淫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说:“知者利仁”。如真有智慧、修养到达仁的境界,无论处于贫富之际,得意失意之间,就都会乐天知命,安之若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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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4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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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临万类的仁道

所谓“仁者安仁”相当于仁的体,“知者利仁”相当于仁的用。我们研究孔子学说,他的主要精神是“仁”。对于仁的道理,我们最好不要拿自己的意见来作注解,要把有体有用的道理把握住。前面提到唐代韩愈拿自己的意见作了注解,说“博爱之谓仁”。我们现在不用自己的意见作注解,拿接近孔子的,或拿孔子本身的意见作注解。孔子对于仁的注解全部都在《里仁》这一篇中,本篇里都是谈“仁”;谈它的用,比谈它的体来得多,正如孔子在《易·系传》中所说的:“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

再其次,我们可以从《孟子》的资料中找到一些有关仁的界说,现在我们看《孟子》最后一篇《尽心》章的上章里所提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这几句话,上面讲到“根于心”是讲体,以下是讲用,这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作学问的办法,最好以经注经,以他本身的学说,或者本人的思想来注解经典,是比较可靠的事。然后,把古人的学说消化以后,再吐出来,就是你自己的学问。有些人作学问,对古人的东西没有吃进去,即使吃进去,也消化不了,然后东拉西扯,拼凑一番,这方法是不能采用的。我们要真的吃下去,经过一番消化,再吐出来,才是真学问。正如雪峰禅师所谓:“语语从胸襟中流出,盖天盖地。”

现在我们继续看下去。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这是仁的体用并讲。孔子说真正有“仁”的修养的人,真能喜爱别人,也真能够讨厌别人。“好”就是爱好的“好”。“恶”字读去声,照现在的国语读法是读作第四声,就是厌恶的意思。我们读历史,有“善善恶恶”的话,上面的“恶”是厌恶,可恶的恶;下面是恶的本字,很坏的意思。过去的古文以及许多奏议中,有“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的话,等于说喜欢这个有才干的部下,但又不能提拔他、奖励他;讨厌那个坏的部下,而又不能去掉他。

这里孔子说有“仁”的修养的人,是真能够爱人,也真能够讨厌人。但孔子的话,假如说到这里停住了,像宋儒一样把它圈断了,那么我们研究起来,对孔子思想的“仁”还是无法有清晰的认识。现在我们把下面一句: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与上面的话连接起来就懂了。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真有了仁的修养,就不会特别讨厌别人了,好比一个大宗教的教主,对好人固然要去爱他,对坏人也要设法改变他、感化他,最好也使他进天堂,这样才算对。所以说一个真正有忠于仁的人,看天下没有一个人是可恶的,对好的爱护他,对坏的也要怜悯他、慈悲他、感化他。

下面讲仁的重要: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这是儒家仁的修养,一个人要在心地上下工夫。刚才我们提到《孟子·尽心》篇,就是讲研究孔子“仁”的学问,我们应该读读《孟子·尽心》上下两篇,对于仁的涵义会有更深切的领会的。

孔子说,富与贵,每个人都喜欢,都希望有富贵功名,有前途,做事得意,有好的职位,但如果不是正规得来则不要。相反的,贫与贱,是人人讨厌的,即使一个有仁道修养的人,对贫贱仍旧不喜欢的。可是要以正规的方法上进,慢慢脱离贫贱,而不应该走歪路。接着他讲:“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他说一个人去了“仁”字,就没有中心思想。即使其他方面有成就。如文学高的,不过是一个才子风流而已,知识渊博的不过是一个才人而已。所以君子没有“仁”这个境界,就没有中心思想,既没有中心思想,靠什么成名呢?所以做学问的人,“无终食之间违仁”,就是说没有在一顿饭那样短的时间违背了仁的境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造就是创造、作为,次就是这个情况。这句话是说任何事业的成功都靠仁;倒楣的时候不颓丧,不感觉到环境的压迫,也靠这“仁”的修养而安然处之。换句话说,得意的时候,要依仗仁而成功,失败了,也要依靠“仁”而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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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4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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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收并蓄见仁心

因此他说明达到仁的修养: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他说我没有看过一个真正喜欢仁的人,讨厌那个不仁的人,看不起那个不仁的人。拿我们现在的观念来看,他是说我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爱好道德的人,讨厌一个不道德的人。为什么呢?一个爱好“仁”道而有道德的人,当然他的修养几乎无人可以比拟,实在很难得;可是,他如果讨厌不仁的人,看不起不仁的人,那么他还不能说是个仁者。但有些人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宋儒的解释,认为爱好道德的人,讨厌、看不起不道德的人,就是仁的境界。这样一来,宋代以后的儒家,意见纷争,越来越多。我们看《论语》的原文,并不是这样解释。因为接着下面就说:“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意思是说,一个仁者,看到一个不仁者,应该是同情他、怜悯他,想办法怎样把他改变过来,这是真正仁者的用心。我们讲道德,别人不讲道德,我们就非常讨厌他,那么我们是同样以“不仁”的心理对付人家,我们这个仁还是不究竟。所以孔子说:“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这是孔子讲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的写照。我觉得冷了,想到别人也怕冷,要别人快去加衣服;想到自己,就联想到别人。假如我自己仁,看到别人不仁就讨厌,那我也是不仁。

下面跟着是讲“仁”的用:“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这是他假设的话。他是说,仁是很难的修养,人本来有爱人之心。我们观察一个幼儿,同情人家的时候特别多,后来渐渐长大了,心里的厌恶也越大,仁心就不能够发挥。所以他说仁是人人可以做到的,但几乎没有人能在一天当中,用心、处世,完全合于仁道。假使有,他仁的修养必然很高超。只要立志,没有说因力量小而达不到仁的境界。但是他又补充一句,也许有力量不足而达不到的,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这种情形。

这篇从开头的一节,到这里为止,都是讲仁的体与用。所谓体是内心的修养,如何做到仁、爱人;仁的用,有推己及人的精神,心胸宽大,包容万象,能够感化他人,这是仁的用。

讲了仁的体用之后,下面引伸讲仁的修养方法: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孔子说人的毛病,各于其党。这个“党”不要以现代的观念来解释为政党之“党”。古人所讲的党是乡党,包括了朋友在内。儒家思想,时常用到这个乡党的观念。古代宗法社会的乡党,就是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交朋友等社会人际的关系对一个人影响很大。孔子说一个人会有过错,往往都是社会关系的因果。我们在社会关系中看到一个人的过错,譬如某人作人的态度非常坏,而我们看得清楚,那么自己就要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同样的过错,假如有,就改过来,假如没有,就更加勉励。所以看看人家的过错,可以引发仁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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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4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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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知生死不相关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个“道”就有两个研究了。前面曾提到过,在《述而》里头,孔子真正的学问精神是讲“仁”,他的根基则在于“道”。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孔门学问的四大原则。那么这个“道”是什么道?这是很难讲得清楚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来了,我们前面稍微提过,研究上古时代的“道”字与“天”字,都有几个意思。同样是个道字,用处不同,有时“道”是代表形而上的所谓本体,就是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也是指人生宇宙万有最初的那个本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个道是指那个本体。“可道”说可以用一个方法,一个原则把它假设说明。“非常道”,但毕竟不是平常的假设可以表达得出。就在这两句话中,三个同样的道字,意义都不同。中国文字有假借用的。碰到这些问题就很讨厌。例如“道”有时表示形而上的本体,有时候表示形而下的法则、原则、守则,如治道。又如《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因为军事思想是活动的,用兵是不厌其诈的,一切为了打胜仗,这个“道”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又完全是两回事。还有时候是道路的道,一条路叫作道。有时候又是指心性而言,是心性的本体,也就是理性、理念的最高境界叫作道。

那么孔子在这里讲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究竟是形而上的那个道,还是形而下的那个心性的法则呢?无法定论,这个问题很大。在本篇里,后面有孔子对曾子传道的话,到那时再来研究,可以连贯起来解释的。如果在本起来讲:道是仁之体,仁是道之用。所以他说,一个人如果真正得了道,早晨得了道,晚上死了都合算,人生就是怕不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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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4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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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不淫贫贱乐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一个人如果真正立志于修道,这个“修道”不是出家当和尚、当神仙的道,而是儒家那个“道”,也就是说以出世离尘的精神做入世救人的事业。一个人如果志于这个道,而讨厌物质环境艰苦的话,怕自己穿坏衣服,怕自己没有好的吃,换句话说,立志于修道的人而贪图享受,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因为他的心志已经被物质的欲望分占了。孔子这句话是说,一个人的意志,会被物质环境引诱、转移的话,无法和他谈学问、谈道。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讲到仁的用世,一个大政治家处理国家的事情,没有自己固执的成见。“无适也”是说并不希望自己一定要发多大的财,作多大的官。虽然这样没有成见,也不是样样都可以。“无莫也”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应该走哪一条路呢?“义之与比”,义就是仁的用,只问应不应该做,为道德应该做的就做了,不应该做就不做,以义作比对。推之个人的立身处世,也是一样的道理,这是讲仁的修养条件。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孔子在这里讲君子与小人在仁上的分野。他说君子的思想中心在道德,违反道德的事不干,小人则不管道德不道德,只要有土地就干了。古时的土地,相当现代的财富。有钱就是好的,小人想念的都是财富、利益。“君子怀刑”,君子最怕的事,是自己违反德性,其次怕做犯法的事情。法律和门锁一样,防君子不防小人,小偷真正要偷,锁是没有办法的。法律也是一样,真要犯法的人,很多是精通法律的,不精通法律的不敢犯法。所以要有道德作基础,才能补救法律之不足,因此君子是怀畏刑法,小人只是怀思福惠——处处讲利害,只要有好处就干了。中国过去商场上有句话:“杀头的生意有人作,蚀本的生意没有人作。”就是这个道理。这里孔子是说明仁义之道。但说起来很容易,真正的修养却很难做到,因此下面补充一句: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这个放,就是开展、放任。一个人基于利害而作人做事,最后招来的是怨怼;对于朋友,若是以利害相交,要当心,这种利害的结合,不会有好结果,最后还是怨恨以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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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5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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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屣功名尊道义

以下讲到仁人对社会做大事业的原则: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古代的诸侯立国的大原则,是要谦让就位,最后又功成不居,所以老子就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上古文化的传统思想,后来儒道两家都奉为圭臬。而中国几千年来历史的事实,每当拨乱反正的时候,都是道家的人物,用道家的思想来完成大业的。等到天下太平了,才由儒家的人物出来大讲治平之道。道家的功成身退,而又退得不大好的有两人,一个张良,一个诸葛亮。比较退得可以打八十分的是姜太公,诸葛亮大概可以打六十五分到七十分,因为欲罢不能,只好鞠躬尽瘁了。

道家的人不求名不求利,隐显无常,所以更觉亲切可爱。这与西方文化的观念大相异趣。我们看历史上道家的人物,要去考证他们可真要命,他们学问再高,功劳再大,最后还是隐掉了,修道去了。修道以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要了,最多报个代号叫什么子、什么老的就算了,有时还装疯装癫,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近世的西方文化可不然,一个人如果成功了,就要拿什么什么奖金,名要大,利要多,越大越多越好。由此看来,中西文化的确在基本上有所不同。中国文化真诚谦虚的精神,是孔子非常赞成的事,他大加赞扬身退之道。尤其他对吴泰伯、伯夷、叔齐等不肯当帝王,最后逃走了的这些人,称扬得不得了。这并不是他鼓励人不要当皇帝,不要搞政治,而是说你有才干的话,就好好干一番,成功了就退隐而不居功。所以孔子在这里感叹,能以礼让为国的人哪里有呢?不以礼让为国,用争夺来的,或用手段起来的,那么文化的精神就不要谈了。司马迁就根据这个道理,写了一部《史记》,大谈其历史哲学的观点了。

说到这里,想起我以前的一位老师,他是逊清最后一次科举的探花。我学习旧体文写了一篇文章向他请教,他许以在满清时考一名举人、进士没有问题,我当时也很傲慢,心想前清进士的文章,也不过如此而已。后来碰到一位老师,我把写的诗文拿给他看,他派头十足,瞄一眼,往旁边一搁,响都不响。我心想这是什么道理?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再给他看,又是往旁边一摆,他说:“你怎么会写文章?”我说:“人家还说写得不错哩!”我这个人狂妄得很,我说:“老师,你说哪点不对?不对的,帮我改。”他说:“《伯夷叔齐列传》你读过没有?”我说:“当然读过呀!《古文观止》上都有,我还背得呢!”他说:“你背过了《伯夷叔齐列传》,你就懂吗?”我说:“那么!要请老师再加指点。”他说,“你回去。再倒背一百遍,背完了来见我,再告诉你!”这位老师真了不起,我心里很不服气,气得不得了,其实他这种教育法,当时是要刺激我。我回去再看,后来看出道理来了,我去看他,我说:“老师!我看出道理来了,我讲给你听。”他笑着说:“好!你真懂了,不需要再讲了。你也可以写文章了,这样才能懂历史文化,文中才另有一只眼呢!”这位老师的教育手法是这样的好,实在终生感激不尽。

《伯夷叔齐列传》真难懂,司马迁的全部思想的纲要都摆进去了。在《史记》中,帝王的传记叫“本纪”;诸侯、宰相等,有功业成就的人的传记叫“世家”;再其次为“列传”,为某人的传记。讲列传,大体上应该和我们现代的传记一样,某人,某地人,家世如何,出身什么等等。可是《伯夷叔齐列传》中,叙述伯夷、叔齐的话没有几句,初看起来,还真似“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知他说些什么,越说越远。文章一开头是:“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等等,一路下来,乱七八糟,东一句,西一句,伯夷、叔齐的事情,倒是没说几句。可是他把历史哲学全部的观点,都放在这一篇里。他同时讲到,上古中国文化,以礼让为国,但告诉我们,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并不是说句:“你还不错,由你来做。”这样简单,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都经过“典职数十年”,叫他跟着做事做了几十年,做部长,又做行政院长,都做了。考察他,认为他实在行了,然后才让位给他。“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中国文化公天下个个让位的过程,是这样不容易——德业的建立,需要经过这样长久的考察。他说从此以后没有了,不是你拉过来,就是他抢过去。他说得很明白,因此他说从此以后就有问题了。武王统一天下,“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把武王的马拉住,告诉武王:“你不能这样做”。原因如何如何。武王以后,礼让为国的精神就更没有了。不过说得没有这么明显而已,必须你自己去体会。所以有人说《史记》是汉代的谤书。实际不止是汉代的谤书,是对中国历史严厉批评的一部谤书。但是司马迁有一个把握,他说要把这部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个牛可吹大了,换句话说,他把当时的学者骂尽了。他等于说:“你们还能看懂我的书吗?只有把它藏起来,将来会有人看得懂我的书。”

由此再回转去看孔子所说的“礼让为国”的精神,在春秋之世已经没有了,于是接着说下去为什么要礼让为国的政治哲学。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一个人不怕没有地位,最怕自己没有什么东西站得起来。根本要建立。如何建立?拿道家的话来说:立德、立功、立言——古人认为三不朽的事业,这是很难的成就。上古之人首在立德,后世则重立功——到周秦以下,就只讲功业了。再其次就重立言,如退隐的老子,后世儒家尊奉为“素王”的孔子。这个“立”,是自己真实的本领,自己站得起来的立。不怕没有禄位,也可以说是不求人爵的位子,只管天爵的修养。同时也不要怕没有知己,不要怕没有人了解,只要能够充实自己,别人自然能知道你。同《学而》篇最后的结论,是一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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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5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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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四字禅

讲到这里,刚才提到过的一个问题又来了,上文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大问题。现在呢?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这是千古以来一个大问题、一个大疑案。孔子说“一以贯之”以后,现在便有什么“一贯道”等附会的宗教团体出现,成了问题中的问题,真有匪夷所思之感了。

曾是曾参。孔子对曾参说,为什么不对别人说?这就是人的问题了,怎么是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释起来很讨厌。我们现在姑且把他剧本化来说,有一天孔子坐在教室里,曾参经过他的前面,于是孔子便叫住他:“参!”曾参听到老师叫,回过头来,于是孔子便告诉他说:“吾道一以贯之。”就是说,我传给你一个东西,一以贯之。这一以贯之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是钱,把它贯串起来还可以,这“道”又不是钱,怎么一以贯之呢?但曾子听了这句话以后,打了个拱说:“是,我知道了。”孔子讲了这句话,自己又默然不语了。同学们奇怪了,等孔子一离开,就围着曾参,问他跟老师打什么哑谜呢?夫子又传了些什么道给曾参呢?曾子没有办法告诉这些程度不够的同学,只有对他们说,老师的道,只有忠恕而已矣。作人做事,尽心尽力,对人尽量宽恕、包容。就此便可以入道了。曾参讲的对不对呢?有问题!那不叫“一以贯之”,该“二”以贯之了,因为一个忠,一个恕,岂不是二贯?明明孔子告诉他“一以贯之”,为什么他变出两个——忠恕来?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说我们研究孔子的心法,这是一个讨厌的问题,因此只有借用别家的东西,讲几个故事给大家听,作为本题的参考。

我们知道,目前最流行述古的禅宗,现在社会上一般都称为“禅学”。禅宗有一个故事,在文学上也很有名的,就是“拈花微笑”的故事,是说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是梵文的译音,释迦是姓,中文的意思是“能仁”,牟尼译成中文是“寂默”。晚年住在灵山——也叫灵鹫山。释迦是十九岁丢开了王位出家,三十二岁成道弘法,一直到八十一岁才过世,有四十九年从事于教育,现在我们暂且不用宗教的观点来研究它。)有一天上课,在禅学里叫“上堂”,后来我们的理学也用这个名词。下面有很多学生们等他,都不知道他这天要讲什么,结果他上去,半天没有说话,他在面前的花盆中,拿了一朵花,对着大家转一圈,好像暗示大家看一看这朵花的样子,一句话也没有讲,下面的学生,谁也不懂老师这一个动作是什么意思。所以这叫做“拈花”,就是释迦拈花。释迦拈花后,他有一个大弟子迦叶尊者,(叶,根据旧的梵文译音,音协。尊者,就是年高德劭的意思。)释迦牟尼的弟子,大部分与孔子的相反,孔子所教的都是年轻一辈。释迦牟尼所教的弟子,大部分比他年纪大。佛经上记载,迦叶尊者在释迦拈花后“破颜微笑”。什么叫做破颜呢?因为宗教的教育集团,上来都规规矩矩、鸦雀无声,大家神态都很严肃。可是在这严肃的气氛中,迦叶尊者忍不住了,于是“噗嗤”一笑,这就叫作破颜,打破了那个严肃的容颜,但是不敢大笑,因为宗教性团体的戒律,等于说管理制度,非常严肃。他破颜以后,没有大笑,只是微笑。那么两人的动作联合起来,就叫做“拈花微笑”。此时释迦牟尼讲话了,这几句话是禅学的专门用语,等于孔子对曾参讲的“一以贯之”是一个道理。解释起来是很麻烦的事情,这几句话译成中文是:“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音玛哈,意为大,大成的意思。)迦叶。”就是说我有很好的方法,直接可以悟道的,现在已交给了这位大弟子迦叶。这就是禅宗的开始。所以又称禅宗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法门。说它不须要透过文字言语,而能传达这个道的意思。现在我们不是讲禅学,暂时不要去研究它。(我是不大主张人家去研究的,我常常告诉朋友们不要去研究,因为怕一般人爬进去了,钻不出来。)只是引证这样一件事,比拟于“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类似相同。孔子讲的一贯是什么?而佛家又为什么一个拈花,一个微笑?等于我们有两个人,一个举起一支粉笔,另一个说:“懂了!”除非这两个人有“黑道”术语、暗号,才知道彼此讲的是什么。对吗?——一笑。

现在我们再引第二个故事加以说明。禅宗到了中国是在南北朝梁武帝时,(这个教外别传的法门,就是脱离了佛教的经典之外,不限用文字,而以另外的方法来传心,后来宋儒理学讲“孔门心法”,也就是套用这个名词的意义而来。)一个印度籍的达摩祖师(所谓祖师,就是有别于教主),他也是王子出家,禅宗的传心法门,到了他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八代了。我们知道,到了我国宋朝的初年,印度的佛教,整个没有了。阿拉伯文化的侵入,伊斯兰教权力统治了印度。所以宋朝以后,印度连佛教的文献都没有。今天要研究佛教思想,老实说,只有中国保留的文献最完整。十七世纪以后,英法等国才开始由印度找到残缺的、遗留的佛教文化资料,译成外文而产生了西方的佛学系统。但到现在为止,他们不承认中国的佛学系统,这是西方人有意的,尤其是有些人有意制造的。实际上宋代以后,印度的佛学系统已经全部到了中国,非常完整,且具规模。印度本土的佛学则可说是销声匿迹了。十七世纪以后的梵文佛学系统,是另外一个系统,那应该说是西方人的后来的佛学系统。这是世界学术史上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去管它了。

达摩祖师是在隋唐以前,梁武帝这个阶段,从印度把禅宗带到了中国。后来流传下来,到唐代传至禅宗的六祖——广东的惠能,就是中国的第六代禅宗祖师,他没读过书,却成为了不起的人物。在中国文化史里,这一段相当于是佛教的革命,推翻了依文解义的经典研究,产生了中国文化中一股佛教的新精神。六祖下来,后来有一个和尚“俱胝禅师”,我国禅宗“一指禅”故事就是由他而来——不过要注意,有一本书名为《三指禅》,是研究按脉的医书,不要误认作禅宗的书。怎么叫“一指禅”?禅宗是不限于借用言语文字传道的。六祖以后的这位大禅师,有人问他什么是“道”?他回答得很简单,每次都是举起一根食指示人,说道,“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可是问他的人却懂了,悟了道。

有一天老和尚出门了,不在家,一个跟了他很多年的小沙弥在守庙。这天有个人来找老和尚问道,小沙弥说师父不在,你要问道问我好了。问道的人便请小沙弥告诉他什么是道,小沙弥学师父的模样,举起一根食指向那问道的人说:“这个!”那个问道的人很高兴,跪下来了,因为问道的人真懂了,悟了道。这个小沙弥可真不懂。等师父回来了,小沙弥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了师父。师父听了报告进去了,一会儿背着手出来,要小沙弥再说他怎样向人传道,小沙弥再比划着伸出一根食指说,“这个!”师父放在背后的手一挥,手上拿了一把利刀,把小沙弥的那根食指砍断了。小沙弥手指被砍,大叫一声:“唉哟!”小沙弥也因此悟了道。

禅宗像这类的故事很多,我们不管禅宗的道。这里所提到的几个故事,跟孔子说的:“参乎!吾道一以贯之。”不是一样吗?这是由禅学回头来看《论语》,发现孔子也和一指禅一样,他说的“一以贯之”这个“一”字是什么东西?曾子听了,也等于迦叶的微笑一样,说:“是!我懂了。”曾参懂了以后,孔子出去,门人们围着曾子,问老师说了什么?可见孔子对曾参说这段话蛮不简单的,所以同学们才问他到底什么意思,曾子于是回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实际上,意思是说,你们不要问,你们的程度还没有到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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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5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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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光片羽 稍纵即逝

讲到这里,《论语》上还有一个大问题,和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将来要讲到,现在先连起来研究,是在第十篇《乡党》的最后一段:“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朱熹——宋代的大理学家朱夫子,以及历代的学者,认为这段书的上下文中掉了文字。古代不像我们现代印刷发达,书籍是用刀刻在竹片上的所谓竹简,一片一片很容易弄掉。但是这种观点也有不能完全采信之处。

我们看原文:“色斯举”就是说鸟在开始飞翔之前,拍展着羽翼,飞向青天,而后又翩然而逝。这是一幅自然美丽的生动画面,意境之美颇似最近流行的“天地一沙鸥”。现在看看原文:山梁——山岗上面,雌雉——雌的野鸡(山岗上的雌野鸡),时哉时哉——就在这个时候。那么子路在旁边听到了,“共之”——就是恭身一拱手说:“哦!”的情状,又为什么“三嗅而作”呢?“三嗅”——所谓嗅,就是用鼻子吸气的意思。我们年轻时候说笑话:“子路共之,三嗅而作。”为什么?是子路想吃野鸡肉,先用鼻子闻闻很香。又说:子路是练气功的,先吸三口气,“而作”,再打出去,于是野鸡被子路打倒了。这些都是笑话。那么这一段到底记载的是些什么东西?用我们的观点,就是和“吾道一以贯之”一样,也和禅宗“拈花微笑”的道理一样。我认为并没有掉落了文字,上面是记载当时的情形,描写飞翔的景象。“色斯举”——大家也看过孔雀,看过野鸡。我曾在山里住过很久一段时间,山中一大群野鸡出来,的确很漂亮。“色斯举矣”,野鸡要起飞之前,翅膀尾巴一展,像孔雀一样很美丽,然后起飞了,“翔”是飞翔一阵,然后又下来,停在什么地方呢?在山岗上面。孔子当场看到这个景象,野鸡羽毛很鲜艳,仔细一看,是只母野鸡,悠闲安然地站在山岗上。这时候子路也在旁边,孔子就告诉子路:“时哉!时哉!”

这个“时哉!时哉!”在孔子一生思想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尤其研究《易经》及中国文化,关于“时”的问题,更要注意。人生一切,个人小事也好,国家大事也好,都要把握时机。还有“位”——环境。《易经》重点,就在这里。天下万事万物都在变,随时在变,没有不变的事,时间一分一秒在变,空间随时随地在变。所以孔子经常在《易经》中提到时空的变。我常告诉年轻同学们,不要怨恨,也不要牢骚,年轻人不怕没有前途,只问你能不能够站得起来;但要懂得把握时间和空间。如同赶公共汽车一样,这就是人生。等得久的人,不要埋怨,是自己到站太早了;有的刚刚赶到,汽车开出去了,于是气得不得了,大骂一阵,骂有什么用?干脆等下一班第一个上去,不就好了。从这一点小事,也可了解人生,怎样去安排自己,把握时间,孔子告诉子路“时哉!时哉!”也包含了这个道理。

野鸡站在山岗上面,显得很神气,假使它站在中央菜市场的鸡笼旁边,你说它的后果是什么?它站在那山岗上,就大有凤凰之象。正如晋代左思的诗:“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一幅大自然的画面,上是千仞岗,下是长江浪,一人怡然自得地站在上面,真是神仙中人,了不起,这就是得时、得位。孔子指着那山岗上美丽的雌雉对子路说:“时哉!时哉!”意思就是说,你看,那只雌雉正在这个时候飞起来,然后又降落在那么一个好地方,这一幕活动的画面,影射了人生处世之理。孔子周游列国,要想救这个时代,救这个世界,救这个历史文化,但却深感回天乏术。他藉着这一幕景致对子路表达这个意思,而不从正面讲,好像释迦牟尼拈花微笑的手法。不用语言,就用目前这个事实指示给子路,你要懂得这个,要立足,要站稳,要站得好,早一点站到你的好位置。“时哉!时哉!”要把握时机。子路这时候拱手:“是!”三嗅是子路听懂以后,恍然领悟而生感叹的反应。

中国文字,古文非常简单,就是这么回事,但是拿现代文字改写成剧本的话,起码是两页的对白,加上表演,镜头恐怕花费二十分钟。

这段在研究《乡党》时要极小心,在此只提前作个简述。现在再回到讲仁的这篇上面;“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此一说词内涵的道理。也相当于子路那一则“山梁雌雉……时哉!时哉!”的道理。前面说过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这个人用功,很注重培养自己内心的宁静,德行的修养到了相当的程度,孔子看到他进来——一个人道德素养到了宁静安详的境界,走路的神态和平常不同;忧郁时,走路的态度又变得与高兴时不同。他的学问、道德修养到了这个境界,在孔子面前一走过来,这位至圣先师就看出了火候。所以孔子把他叫过来:“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其他学问讲了半天,都是空的。等于释迦牟尼说的不立文字,真理就在你自己内心里,内心随时随地都能宁静、安详、平淡,这个境界就差不多了。你永远保持修养上的这个境界,久而久之即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但是一般同学们没有修养到这个程度,此中道理,并不是即讲即知,必须要有内涵的真正修养。曾子也知道一般同学没有到达这个程度,因此就轻轻一推,推到行为上去,告诫他们先要留心作人做事的忠恕之道。

孔子的学问,的确有一段内在修养、真实工夫,并不是完全谈空洞的理论而已。这一段我们暂时讲到这里为止,恕我才疏学浅,言难尽意。这类的问题后面还是有的,以后还可以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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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52 | 显示全部楼层

仁义值千金

再接下去: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一段记载,涉及到孔门的仁学,也就是心学。这个“心”包括了现在所谓的思想等等的心理之学,但却不限于目前心理学的心,而是指“吾道一以贯之”的心性之心。

什么叫“喻”?这个字要注意。现代人喜欢讲逻辑,逻辑是西方文化,十六世纪以后逻辑之道大行,它是根据希腊的原始逻辑发展而来的。逻辑是一种思考的方法。我们曾经介绍哲学,哲学要问宇宙是怎样开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男或者先有女?对此哲学家有两派见解:一种是唯物思想,他说宇宙开始先有水,由水变成火,而后冷却逐渐形成现在的大千世界。印度也有一派讲地、水、火、风的四大是天地开始的根源。相当于中国金、木、水、火、土的五行道理。这些理论慢慢演变成后世的唯物思想。另一派是讲唯心的,认为宇宙有一个超越物质的精神主宰,物质是由他所创造产生的。这牵涉到哲学问题,解说很多。到了后世,提出了问题,问及哲学家怎么知道宇宙从何而来的?哲学家说是靠学问思想来的,那么先行研究你哲学家那个思想(工具)的判断准确不准确。因此产生了逻辑学——对思路法则的研究。这种思路的法则学,在印度的佛学中,早在希腊之先就有了。

对于这问题,世界学者也有两派说法:一派是西方人的立场,认为印度的思考方法是从希腊来的;一派是东方人——包括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认为希腊的逻辑,是从印度方法来的。印度这套方法,我们翻译过来叫“因明学”,比西方的逻辑还要完备,还要严密。西方文化中妇孺皆知的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是举世闻名的。所以有许多人谈到《易经》时,说我们的《易经》真了不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反、合”完全一样。这是中国人的悲哀!我说,老兄!我们《易经》是五千年以前的产物,黑格尔几时才发明辩证法?为什么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拿来与西洋人比,还说同他一样?这等于在街上看到祖父拉着孙子走,说祖父长得像孙子,而不说孙子长得像祖父。

怎么说因明的方法比逻辑高明?因明有几个步骤,简单的讲:“宗、因、喻、合”。“宗”就是前提,说话必有宗,引伸“宗”的理由为“因”。有时候有宗有因还讲不清楚的事情,只有用比喻来说明,这就是“喻”,在《庄子》中叫做“寓言”。每个宗教里的寓言都很多,像西方文化中基督教的《圣经》,就有很多寓言,每个大教主都很会讲譬喻,其中还包括了隐语和幽默话。宗、因都讲通了,那么就是结论的“合”了。因为讲到《论语》中的喻,所以引出这些闲话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意思是:与君子谈事情,他们只问道德上该不该做;跟小人谈事情,他只是想到有没有利可图。如果拿孔子这个观点来看今天的世界就惨了,今天世界的一切都是喻于利,处处要把利欲摆在前面才行得通。不过,满天下都是小人,也就单纯了,麻烦的是,始终还有小人与君子的分野存在,这就很难办了。

那么,要如何才能做到仁呢?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上面曾经讲到过,真正“仁”道的人,一定能爱人,不会讨厌人。即使讨厌,也是要把讨厌的人改变过来,使他同样地能达到“仁”的境界。在这里又补充这个道理说,我们看见一个道德、学问有修养的贤者,就想达到他那个境界,跟他在造诣上有同等的成就;如果看到不贤的人、坏的人,最好当作自己的借镜,藉以自我反省。上面一句话就是说明上文仁者爱人不能恶人的道理;下面一句话,就是解释上文“人之过也,各于其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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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6 00:5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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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仁人不二门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现在又讲到孝道中仁的范围,他说对于父母的过错必须“几谏”。什么叫“几谏”呢?我们好几次提到孔家店被打倒,都由孔家店的店员搞错了观念而出的毛病。宋儒以后论道学,便有:“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名训出现。因此“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时,这些也成为罪状的重点。其实孔子思想并不是这样的,天下也有不是的父母,父母不一定完全对,作为一个孝子,对于父母不对的地方,就要尽力的劝阻。“见志不从”就是说父母不听劝导的话,那么就“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只好跟在后面大叫、大哭、大闹,因为你是我父母,你要犯法,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不对的。你是我的父母,我明知道跟去了这条命可能送掉,因为我是你的儿子,只好为你送命,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这样是不对的。这种孝道的精神,也并不是说父母一定会不对,只是说如有不对的地方,要温和地劝导,即使反抗也要有个限度。总之,父母有不对的地方,应该把道理明白地告诉他,可是自己是父母所生的,所养育的,必要时只好为父母牺牲,就是这个原则。

因此: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古人讲父母老了,怕没人照应,而不远游,即使要远游,也一定要有个方向。这种解释,我不大同意。有哪一个人出门会没有一定方向乱走的呢?到月球去也还是个方向。我认为“游必有方”的方是指方法的方,父母老了没人照应,子女远游时必须有个安顿的方法,这是孝子之道。“方”者应是方法,不是方向。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但本篇到这里,为什么又单独的提出来呢?这是接到上面一句“游必有方”所引起。离开了父母,不在父母面前三年,对父母的爱心、孝心深系于怀,这就是孝子。同时,对于古人在上面解释这句话的错误,也有了明证,而可以纠正过来了。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孔子说,我们做子女的人,对父母的年龄不能不知道。为什么呢?两种心理,一种因为知道父母的年龄多了一岁,寿又添了一岁而高兴;但同时又害怕,因为父母年岁越高,距离人生的终站越近,为儿女与父母相处行孝的时间也越短,所以就有这两种矛盾的心理了。

以上是由仁讲到孝,现在要由孝重返于仁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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