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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希晴

孟子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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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28 23:2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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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民何计乐樵苏

其次,我们研究政治的也好,研究社会的也好,研究军事的也好,许多都认为 历史上朝代的变更,是由于农民不满于政府的压榨,而起义革命,也有的说是农民 与知识分子结合而起义。认真地说,只有来自农村的人,知道民间的疾苦,与知识 分子结合,起来革命的则有,至于农民本身起来革命的事情则没有。固然汉高祖、 朱元璋曾经种过田,但也只是一个短时期,不算是真正的农民。但是,因为中国的 农业社会,几千年来,都停留在“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状况之中,有 人起来鼓动一下的时候,社会就乱了。

以上这些是中国的情形,我们放眼看世界各国,又有所不同。例如欧洲的古希 腊、西班牙等等国家,先天上没有办法向农业方面发展,只有在商业上找出路。而 商业的最好出路,是航海到别的岛屿或陆地做生意,于是形成了海运的发达。当时 的所谓海运,老实说,到了陆地,有王法的地方就是贸易,在海上一般人看不见, 就是海盗。至于奴隶的买卖,女奴的掠夺,乃至新大陆的恶行劣迹,都是有史可寻 的。大概说,十六世纪以前,欧洲国家并不富裕,连黄金都少有,许多都是这些海 盗们抢印度,骗中国,这样从东方劫掠过去的。

等到欧洲的产业革命以后,机器发达,代替了人力,资本集中,大量生产以后, 资本家的财富愈来愈多,工人愈来愈苦。这时马克思看到当时的景象,才提出了劳 工第一,劳工神圣等意识,才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

但是也说明了,在欧洲、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不问其是以农立国或工商立 国,在过去的历史,一般百姓们总是过着“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生活。

至于今后如何呢?经济不断地发展,社会福利等措施也不停地扩展,大家都汲 汲于全人类的“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结果如何呢?问题似乎并不单纯, 也不乐观。因为还有一个复杂的心理问题有待处理,在心灵的修养,达到相当的程 度,精神、物质两方面都满足了,人类才有安定的可能。不然,仍会造成“乐岁终 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痛苦。

孟子和齐宣王的这段谈话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两人思想上,最大的一个分 歧点。孟子是圣贤,圣贤的思想,处处是为了大多数人,普遍的、平等的和长远利 益着想,要大家“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而齐宣王是一个国君,尤其是战 国时代的典型君主,他的为政,是为了他那笑而不答,隐藏在心里的“范中国而抚 四夷”的个人大欲。所以我在前面讲到,历代帝王出来打天下,口里都是说为人民 解倒悬之苦,而事实上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权力欲。过去由英雄主义一变而跃登 帝王宝座的帝王与强盗,都一样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和动乱。

元朝时有人就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中原莫遣生强盗,强盗生时岂可除?
一盗既除群盗起,功臣原是盗根株。

元人还有一首讽刺帝王政治时代官场的白话诗说:

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
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锣是金属制成的,所以金字也就是代表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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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28 23:2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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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为天下先的后儒

我们研究《孟子》到这里,从书上记载的编排次序,可以知道孟子已见过了梁 惠王、梁襄王和齐宣王。前后三位国君,每一位国君的思想观念、处境以及素养, 都有所不同。而孟子对他们,却一贯地阐扬王道政治的哲理和政策。

从他和这三位国君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就教育的方法看,他是用诱导的 方式,就教化的立场而言,他始终走的是师道与臣道之间的路线。例如:他对齐宣 王的谈话,一开头就把握住齐宣王不忍杀牛这一点善念,然后教他将这一点扩而充 之,推及到爱人、爱世上面。这就是顺其所念所行而诱导,不像一般宗教或其他说 教的理论,以辨别是非善恶的方式,在可以与不可以、善良与罪恶的种种对比中, 作强制性的说教。而是先同意、赞成对方的意见,而后诱导对方,使他扩而充之, 知道自己所爱好的别人也爱好,自己所要的别人也要,这就是孔子“推己及人”的 恕道,也是实施仁义之道的方法。所以跟着下面齐宣王说到自己好乐、好勇、好色、 好货的时候,孟子都说没有关系,不要紧,不过要扩而充之,使天下人都能达到富 强康乐的生活水准。

我们看到孟子这种教化的方式,联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众所周知,两千 多年以来,孔孟之道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也是儒家思想的中心。但是几千年来, 儒家在推行王道政治,发挥仁道精神的作为上,虽然秉持着师道的原则,但事实上, 始终是走臣道的路线。换言之,是“依草附木”式的,依靠一个既成的力量借以推 行王道的理想。尽管儒家标榜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历代帝王的盛德,可是 他们本身所走的路线,都是依据既成的力量,推行他们的理想;依附别人的门户, 并没有自己去走出一条路来,或自己起而行之,去实现他们的理想。

简要而切实地说,儒家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为尧,为舜,也没有这样做过,他们 只是希望已经在位的帝王,能够变成尧,变成舜,因此影响到后世两干年来的儒家 思想,永远是走臣道的路线,只希望做到“致君尧舜”,使在位的帝王,能够像尧 舜一样,施行仁政。

可是,“致君尧舜”又谈何容易!自秦汉以后,历代的帝王,在基本素质上, 他们不但并非尧舜的根株,而且都是以征服起家的。正如杜甫《过昭陵》诗说: “草昧英雄起,诓歌历数归。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

这一首五言绝句,短短的二十个字,对于历史哲学的感慨,既含蓄又坦率,直 言无隐,和司马迁写《史记》的哲学观点,完全一样,只要懂得古诗写作原则,了 解所谓温柔敦厚的含蓄艺术,便可透过他每一句的字面,明了他所说的深邃含义。

第一句“草昧英雄起”,一开头就说明生当乱世时期,英雄都起于草泽之中, 成王败寇,很难论断,到了成功以后,便四海沤歌赞颂,认为是天命有归,历数更 代,成为不可置疑的真命天子。事实上,他们无非都起于风尘之中,犹如汉高祖, 手提三尺剑,斩白蛇而起家。到了以戎衣而平定群雄之后,江山社稷便成为一家一 姓的天下了。他由唐太宗的开基创业,而联想到汉高祖等历代帝王,几乎都是一个 模式出来的。

便“乃翁天下”虽在马上得之,当然不能在马上治之。于是乎才轮到了后世标 榜儒家的读书人们,来坐而论道,大谈其治平之学,与孔孟之道了。事实上,那些 天子的禀赋,既非尧舜的本质,要想“致君尧舜”,岂非痴人说梦。历史上虽然也 出过极少数几个比较好的皇帝,到底距离孔孟所标榜的先王之道,相差太远。可怜 的后世儒生们,在文章上拼命讲述“致君尧舜”,而事实上每下愈况,都只是希望 自己考取功名以后,“致身富贵”而已。

像孟子一样,极尽所能诱导齐宣王走上王道的路子,结果还是徒劳无功。何况 既非孔孟之才,又非孔孟之圣,哪有可能?此所以我们过去的文化历史,始终在帝 王专制政体中,“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一个模式之下,度过了两千多年。也使 孔孟的道统精神,依草附木式地攀附在帝王政体之下,绵延存续了两千多年。

以前我在读《孟子》的时候,也曾为古圣先贤们发出同情的一叹,写了一首不 成才的诗:“千秋礼乐论兴亡,儒墨家家争辩忙。尧舜不来周孔远,古今人事莽仓 仓。”我说是不成才的诗,那是老实话,绝不是自谦。

在文艺与哲学相凝结的唐诗里,前有杜甫《过昭陵》的五言绝句,后有唐彦谦 《过长陵》的一首七言绝句,都是很好的历史哲学写照,而且很典型地具有温柔敦 厚的诗人风格。他的诗说:“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杯。千古腐儒骑瘦马, 灞陵斜日重回头。”

第一句“耳闻明主提三尺”,是说由历史得知,凡是开国的君主帝王,大都以 武功而得天下。这一句和杜甫诗的涵义一样。第二句“眼见愚民盗一杯”,其典故 出在汉文帝时,张释之为廷尉,说“愚民有盗长陵一杯土即斩首”的法令,此处影 射历史上成王(夺得天下即为天子)败寇(侵犯帝陵即便杀头)的人生悲剧。下面 两句,也便是我们常有的感慨,自孔孟以来,后世的读书人——儒家们,虽然满腹 诗书,究竟有何用?比较有成就的,也只是引经据典,成为第一流的帮闲而已。等 而下之,差一点的,一辈子死于头巾之下,谈今论古,满腹酸腐味道,也就是汉高 祖——刘邦口头常常爱骂的“竖儒”或“鲰生”、“腐儒”之类,等于近代常用的 “酸秀才”、“书呆子”,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唐彦谦在他后两句诗里便感慨地说, 最可怜的是像我们这些念书的,生逢乱世,“千古腐儒骑瘦马”,只有一副穷酸落 魄的样子,在那夕阳古道,经过汉王帝寝的灞陵之下,回头望望,发思古之幽情, 作一副无可奈何的穷酸样,所谓“灞陵斜日重回头”而已。

在宋人笔记上记载着一则故事更有趣。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经过一道城门, 抬头一看,城门上写着“某某之门”四个字,他便问旁边的侍从秘书说,城门上写 着某某门便好了,为什么要加一个“之”字呢?那个秘书说“之”字是语助词。赵 匡胤听了就说,这些“之乎也者”又助得了什么事啊!

讲到这里,同时要注意中国文化的诗和哲学等等,都有我们民族传统的特性, 必须具有温柔敦厚的内涵,才算是忠厚之德,不然,就都流于轻薄。中国人喜欢作 诗,无论是古诗或今诗——白话诗,反正大家先天秉性就有诗人的才情,这也是我 们民族的特殊气质之一。但是有才华,还必需要经过力学的锻炼才好。比如诗圣杜 甫,或者较有名的历代诗人们的好诗,都有这种风格。刚才所举杜甫、唐彦谦两首 和历史哲学有关的诗,的确是涵养深厚,使人读了虽然有感于怀,却不致愤世嫉俗。

相反地,有同样的思想,但一下笔、一出口,便具有煽动性,容易引起叛乱意 识,犹如《水浒传》上梁山泊式的诗,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那便是前面所讲元朝 人作的那首:“中原莫遣生强盗”的诗,你能说这首诗作得不好吗?看来浅显明白, 而且直截了当便表白了对历史哲学的看法,哀伤感叹、悲天们人的文学心理,都兼 而有之,但它在文学的价值上,就不足为训,不足为法,到底是缺乏文化熏陶的根 基。前两首与此有同样的意义,但用不同的文字修养来表达,便合于中国文化“温 柔敦厚,诗之教也”的标准了。前面提过近代诗人易实甫先生的“江山只合生名士, 莫遣英雄作帝王”那就对了,这也是文化与教育最要注意的地方。

尤其是诸位年轻的同学们,如果去当老师,培养后一代,那就更要注意了。像 我现在讲《孟子》,讲《论语》,故意用轻松的办法,嬉笑怒骂,来引起大家对固 有民族文化思想的注意,只能偶而一用,到底有流于轻率之嫌,不足为训。所以我 始终说自己这些讲解,虽然用心良苦,但却不入正途的。大家千万注意这一点,有 的人用来可以改邪归正,但同样的方法,被别人用偏差了,说不定会改正归邪了。

现在我们研究,孔孟当时为什么会走这种师道与臣道之间的路线呢?我们知道, 虽然后世的儒家,有了门户之见,对于道家的思想起了争论,但是在孔孟当时的知 识分子,是没有儒道之分的。老子有三宝之说:曰“慈”,曰“俭”,曰“不敢为 天下先”。孔孟的这种作法,也就是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绝对没有挺身而出, 亲自扮演尧、舜的思想。

这种自己绝对不来的态度,是儒家的好处,因为他们唯恐会使天下更乱。儒家 自己不来,好了儒家,却苦了天下的老百姓,更可怜的是影响后世的儒家精神,只 能规规矩矩走臣道的路子,但是要想“致君尧舜”——走上王道,改变现有的状态, 却又往往力不从心,受到各种客观环境的限制而事与愿违。在达不到理想的时候, 有时只能以身殉道,充分发挥了“臣节”的教育精神,做到了尽忠报国,尽忠报工 而已。如果就行为哲学和历史的事实互相参究起来,那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也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看历代的名臣和大臣以儒家之学,处身庙堂,尽管有 许多作为,有许多成就,可是一遇到帝王本身或者宫廷中出了问题,他们便一点办 法也没有。所以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儒家只是一直依傍人家的门户,无法自立, 也无法对天下有更大的影响。让我们抛一句文言,便可说:“至堪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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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28 23:5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1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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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章句下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 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瑟之音,举疾首蹙(安 页)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今玉田猎于此,百姓闻工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安页)而相告曰:‘吾 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 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瑟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工车马之音,见羽 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 他,与民同乐也。

“今王与百姓同乐,刚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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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29 00:08 | 显示全部楼层


讲究礼乐的治道

前面已经提过,《孟子》的这一章,绝大部分是记载孟子与齐宣王的谈话。从 齐宣王心理上不忍杀牛的一点善念说起,一直谈到后面实行王道政治的许多问题。 在孟子到齐国的前后,也正是田氏齐国最鼎盛的一个时期。此时,苏秦也到齐国游 说合纵的思想。这里的记载,则是孟子在齐国的这段长时间里,与齐宣王多次见面 的谈话摘要。

这段又提到一件事,是说有一次孟子接见他的学生,也就是齐国的大夫——庄 暴,谈到齐宣王好乐,所引起的一次谈话。庄暴有一天来见孟子,对孟子说:我见 到齐宣王的时候,在闲谈中,齐宣王好他好乐,我当时不知道君主们偏好音乐这件 事,对或不对,不晓得该怎么说才好,所以没有作答。请问孟老夫子,君王偏好音 乐这件事,您认为怎样?

对于这个问题,以我们现代的观念来看,会觉得很滑稽,好乐就好乐!这有什 么了不起。好比有一个朋友告诉你,他的孩子一天到晚弹吉他,你一定说,好嘛! 既然有这方面的天才就好好培养他往这方面去发展。所以只从“好乐何如”这四个 字的字面上去看,依文释义,或断章取义,就往往会发生偏差了。

如今要注意的是,这句话是针对人主而说的,人主的嗜好,所发生的影响就大 了!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有了偏好,或者好音乐,或者好打球,则往往会影响到政治, 所谓“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问题就来了。因为庄暴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特别向孟子提出来请教。其实庄暴问话的语气里,可以看得出来,庄暴这个人 的心目中,认为齐宣王偏爱音乐,是不大妥当的。

孟子对于这个问题持什么态度呢?他与庄暴不同,他始终是用诱导的方法,希 望君主们能行王道,施仁政,这就是孟子所以能为圣人的道理。他不同于一般说教 家,明辨是非,将善恶作尖锐的对立;也不像后世的理学家们,认为这件事不好, 就把它戒除掉。

例如宋代的大儒家程伊川(颐)做讲官时,一日讲罢,还未告退。宋哲宗站起 来松动一下,顺手折了栏杆外的一条柳条,程颐马上就进谏说:“方春发生,不可 无故摧折!”上掷枝于地,下殿而罢。

所以明人冯梦龙便说:“遇到孟夫子,好货好色都自不妨。遇了程夫子,柳条 也动一些不得。苦哉!苦哉!”因此把他列入迂腐之列。

我们且看在这段书里,孟子怎么答复。他告诉庄暴说,齐宣王好乐有什么关系? 如果他对音乐喜好到推之于民,那么齐国差不多可以治平了。

为什么齐宣王把好乐的嗜好扩而充之,齐国就能平治呢?这个在孟子与齐宣王 另一次见面的谈话中,就有了交代。

过了几天,孟子和齐宣王见面,提起上次和庄暴谈的那件事。他对齐宣王说, 我听庄暴说,你曾经告诉他爱好音乐,有这回事吗?

我们看齐宣王用什么态度来答复呢?

“王变乎色。”

从这句话,可以看到《孟子》这本书,文章手法的高明,这也是古文的妙处。 短短的四个字,表达了许多的含义,而且把当场的情况写活了。我们透过这四个字 一可以想像,当齐宣王听到孟子谈到他对庄暴说过,自己爱好音乐时,脸色有多尴 尬!

齐宣王为什么会变了脸色呢?

第一,我对你庄暴说我爱好音乐,这里君臣如家人一样闲聊自己的私生活,你 却把它当作话柄,去和这位外国来的老夫子谈论,真是莫名其妙!

另一方面,自己是一国之主,和这位外国嘉宾,所谈的是天下国家大事,属于 严谨的一面。而今人家却问起自己爱好音乐的问题,好比现代一个国家领袖,被人 问起他爱好流行歌曲一样,当然是有点尴尬。

虽然如此,齐宣王的修养还是蛮好的,脸色变了一下,仍然静下心来,和孟子 谈论这个问题。而且下面还很幽默地承认自己有好勇、好色、好货等的毛病。他甚 至于坦白地说,自己所爱好的是现代音乐,是流行歌曲,而不是先王流传下来的正 统音乐。因为上古时代的那种传统音乐太高深了。

重要的问题来了,我们在孔孟和历代学者的著述中看到,中国文化在上古时代, 尤其到了周朝,是很注重礼乐之治的。而且后世也都一直推崇上古的音乐是如何如 何的好。儒家这样推崇上古礼乐,绝不是盲目的,也不是故意强调的,在中国上古 时代,就已向往先民时代的文化了。但所谓的先民(先王)时代,究竟断自何时, 我们很难决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这不只是从黄帝的时代算起,可能在更上古时,曾 经有很好的文化成就,在文化成就达到颠峰的时候,又进入了一个冰河时期。所以 儒家推崇的先王民时代,很可能是个很古远很古远的代表。后世儒家向往先民的文 化精神,所以都讲礼乐之治,行先王之道。

从这里又可以看到,不只是孔孟及后世一般儒家注重先王的礼乐之治,齐宣王 也说出“非能好先王之乐”,这证明当时一般人,也都是崇尚先王之乐的,所以他 对孟子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不大好意思,并且又接着坦白地说,他不懂得先王 之乐,所以他只爱好现代音乐。

孟子却说,爱好现代音乐并没有什么不对,只要你能够把这好乐的精神,推广 开来,对于齐国的民俗政风就有帮助。这是孟子的精神,此所以孟子之为孟子也。 同时,从这里我们又看到孟子思想之开阔,不像后世儒家所标榜的那么严谨而趋于 狭隘。

孟子接着告诉齐宣王说,现代音乐并不是突然凭空产生的,而是由古代音乐慢 慢演变而成的。

孟子的这个理论固然是事实,是可以成立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见孟子是 善于辞令的。本来齐宣王为了好今乐而不好古乐,感到难为情。现在经孟子这样为 他开解,心理上原有的那一层阴影响,自然就解除了,所以也就轻松了。于是便问 孟子,为什么自己好乐,扩充开来,齐国就可以治理得很好?希望孟子把道理解说 一下。

于是,孟子问齐宣王,你一个人单独听音乐,和与别人一起欣赏音乐,这两种 享受,哪一种乐趣高?

齐宣王说,当然和别人共同享受,会更加快乐。

孟子又进一步问,是和少数人共同欣赏音乐快乐呢?还是和多数人共同欣赏音 乐快乐呢?

齐宣王说,当然和大伙共同欣赏音乐,来得更快活啊!

这时齐宣王说出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看法,于是孟子抓住了这个观 点,提出具体的例子,作进一步的发挥。

他对齐宣王说,假使你在深宫里,举行音乐会的时候,老百姓听见了从宫廷中 散播出来的钟、鼓、管、瑟等等乐器的声音,大家都像生了病似的——以我们现代 语说,感到头痛,皱起了眉头,相互议论着说,我们的君王有那么好的兴致开音乐 会,而我们却困苦到这个地步,妻离子散,生不如死。

或者你去野外打猎,老百姓听到到你的辚辚萧萧的车马声,看到那色泽艳丽, 迎风而舞的羽饰、旗帜,大家也是紧皱着眉头,深恶痛绝地议论着,我们的君王竟 然在那里兴高采烈的打猎哪!但是我们却困苦地流离失所,不得安居。

像这样的怨声四起,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你作国君的,没有与民同乐。

但是,相反的情形,你在宫廷中开音乐会的时候,或者在田野间打猎的时候, 老百姓听到了乐声或车马声时,看到你美丽的旗帜,全体都高高兴兴地谈论着,我 们的国君一定很健康,心情好,所以他今天才有这样好的兴致举行音乐会或出来打 猎。

为什么老百姓有这样良好的反应呢?这也没有其他特别的原因,只因为你能与 民同乐而已。

这一段的原文,举了鼓乐和田猎两个例子,每一例子,又举了正反两面的情形, 但只说了与民同乐一个道理。而在原文文字的安排上,有许多重复之处,如“今王 鼓乐于此”,有正反两面叙述时的重复,又有与“今玉田猎于此”的相叠形式。或 许有人嫌它罗嗦,但这是古文学写作上的一种方法,以现代语来说,这是写作技巧 的一种,它的功用,一方面加强文字形式上的排列美,一方面加重了语气,也就是 现在所谓的强调,这样可以加深读者对其含义的印象。后世的骄体文、赋、诗、词 中的双声叠韵,如李清照词中常常连叠好几个字;对联以及今天的白话文中,也常 见许多重复句子,这些演变都具有同一种作用。所以这一段也可以说是,颇具有欣 赏价值的文章。如果认为重复太多而嫌罗嗦,那就只好嫌自己不懂得欣赏了。不妨 试着朗声读诵一篇,就读出味道来了。

孟子说完了这几个例子,把正反两面的现象作结论说,你齐宣王喜欢音乐,好 打猎,好开运动会或喜欢其他娱乐活动都没关系,只要能做到与百姓同乐,就可以 达到王道与臣道的仁政境界了。

这是孟子就齐宣王自己说的好乐,借机诱导。孟子的手法的确不错,多半是启 发式的,抓住一个机会,就施以教育,拼命鼓励他,走上王道的思想,实施王道的 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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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29 00:08 | 显示全部楼层


音乐的今昔观

在这段记载里,引发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讨论。那就是儒家素来标榜的礼乐之 治。在礼的方面,包括了一切文化的整理。乐的方面,是单就音乐对政治教化的重 要关系而言。

据说,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一共整理了《诗经》、《书经》、《易经》、《礼 记》、《乐经》及《春秋》六部书。但自秦始皇烧书,再加项羽咸阳的一把火, 《乐经》遂告失传。所以流传下来只剩了“五经”。到现在,中国文化流传下来和 政治哲学有关的乐礼部分,只有《礼记》中的一篇《乐记》。但不足以概括当时孔 子所整理的《乐经》。孔子本身对于音乐的造诣颇高。我们从《论语》中的记载, 可以看出一个大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推崇舜作的韶乐,而批评武王作的武乐不及韶乐好。

尽管孔子在春秋时代,认为当时的礼乐已经不如古代,文化在衰退了,可是我 们现在从历史的资料上来看,则春秋时代的礼与乐,还是很可观的。例如孔子曾经 从学过的音乐大师师襄,以及为了音感的灵敏,希望学好音乐,而把眼睛刺瞎的师 旷,这两人都有很高的音乐造诣。

究竟中国的音乐好到什么程度?据孔子的话,以及古书上的资料,有许多神奇 的故事,如弹琴、吹萧,演奏到美妙处,能够使百鸟来朝。不但天空中所有的飞鸟 会来,而且百兽率舞,各种野兽听到音乐,也都会跑来,满山遍谷,远远近近的, 在那里随着乐声起舞。真不知道这种音乐有什么力量,能够引起这种共鸣,产生这 种反应。至于现代音乐,除非是缅甸人驱蛇,笛子一吹,洞穴里的蛇都出来了。

诸如上述的神话很多,透过这些神话的流传,其含义,一言以蔽之,不外乎推 崇中国古代音乐的造诣成就。

《乐经》虽然流失,但也不能说中国的古乐就完全消失,例如古代的琴、瑟、 筝、鼓等等,都流传下来,乃至后世杰出的音乐家,也有很好的作品。可是现代的 我们,不但找不到秦汉以前的音乐,就是唐、宋间的音乐也找不到了。听说这些在 南朝鲜、日本还保留了一些。当然,很多也走了样。

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在贞观元年,春正月,大宴群臣的时候,曾经演奏了一 首《秦王破阵乐》。是唐太宗当秦王时,破刘武周的战役中,利用闲暇时所作的一 闽大乐章,配合了一百二十八个舞蹈乐工,穿上银色的甲胄,拿着戟为武器,随乐 声起舞,后来这个音乐又改名为《神功破阵乐》。到贞观七年的时候,又改名为 《七德舞》,这显然是场面很壮观的集体演奏的音乐,但现在也失传了。最近听说, 南朝鲜还保存了一部分,而日本则保留了全套的音乐和舞蹈。

谈到中国上古的乐器,使我们联想到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如钟、鼓、琴、瑟、 筝、箫,这些上古的乐器,除了钟以外,多偏重于丝竹之声,其次为土、革,或木 质等质料,很少用金属制乐器。现代的金属乐器,则多来自西方,这又是东西文化 基本精神在乐器上所表现的不同之处(甚至可能“锣”都是由西域传过来的)。中 国古代作战的时候,是以击鼓为号,以鼓声来传达进退攻守的命令,后来才有鸣金 收兵,以敲锣声来辅助传达作战时的号令。而胡琴、琵琶等,这些都是外来的乐器。 所以我们乐器的历史,越到后来,发出的声音愈大,也越是可以让多些人来共同欣 赏,而这些乐器多半来自胡地。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齐宣王好乐的问题。照现代观念,一个国家的领袖爱好音 乐,这会有什么问题?二十多年前,碧瑶会议后不久,我们一个记者团去访问菲律 宾,当时菲律宾的总统,还开舞会欢迎。第一支音乐起奏,就由总统夫人以女主人 身份,邀请记者团的团长共舞。而我国的传统文化,即使在现代,当友好国家的元 首来访,以国宴款待时,也演奏国乐,作为一种外交礼仪。

远在战国时代,也有关于音乐用于外交的故事,那是赵惠文王和秦昭襄王,相 约在两国的边界渑池会盟。见面以后,举行欢宴,在酒席上,正喝得高兴的时候, 秦王突然对赵王说,听说你在音乐方面,很有造诣,现在我有一张宝瑟,是不是可 以请你演奏一个曲子,给我们大家欣赏欣赏?在国际性的欢宴中,却要一国君主在 酒席上弹琴助兴,这是多不礼貌的事!赵王听了,脸都涨红了,可是那时秦国比赵 国强盛得多,又不敢拒绝,只好乖乖地演奏了一支曲子。更气人的是,秦王立即叫 他的史官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令赵王鼓瑟,把这一件事, 记到秦国的历史上去。岂不是千秋万世都丢人。这时赵国的宰相蔺相如,端了一个 瓦盆子到秦王面前说,赵王也听说你秦王,对秦国的音乐很有造诣,现在也请你演 奏一下你们秦国的乐器,互为娱乐。秦王听了也气得变了脸色,说不出话来。蔺相 如端了那只盛酒的瓦盆,跪到秦王面前说,你秦王是仰仗你国力强大吗?现在我离 你不到五步,可以用我头上的血,溅到你秦王的身上。这时秦王的卫兵们想把商相 如拉开来,可是他睁大了眼睛大骂这些人,连头发、胡子都竖了起来。秦王的卫兵 看见他这暴怒得要拼命的样子,都吓得进退无据。秦王这时心里虽然不高兴,但也 有点顾忌,只好勉强在那瓦盆上敲了几下。于是蔺相如才起来,也叫赵国的史官, 记录下赵王令秦王击缶的这件事。

现在庄暴听了齐宣王好乐,会认为很严重,是因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有所 偏好,则对于社会风气,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后世好乐的帝王也很多。刚才说的唐太宗,他也爱好音乐,同时爱好武功,爱 好书法。中国的书法,以他提倡最力。后来几位大书法家,如颜真卿、柳公权等, 都出在唐代。其实唐太宗自己的字就写得很好,还有他的“秘书长”虞世南,“秘 书”褚遂良等,都是最好的书法家。唐太宗临死时,什么都不要,吩咐他儿子把从 别人那里抢来的王羲之写的《兰亭集序》,放到棺材里陪葬,可见他爱好之深。他 同时也爱好诗,结果不但自己的诗作得好,而且影响唐代的诗达到鼎盛。唐太宗有 多方面的兴趣,也有多方面的欲望,可是他自己知道站在领导人的地位,应该如何 去适当处理自己的欲望,使之变为正常化,所以他能够成为后世的英明之主。不然 的话,像另外几个爱好音乐的帝王,因为不善于处理自己的爱好,结果都是把政治 生命连同本身生命一起玩掉了。

在唐代帝王中,最好提倡音乐的就是唐明皇,后世戏班中供奉的祖师爷,就是 这位唐朝的皇帝。

唐代末年的僖宗,年少不懂事,只好玩乐,政令都被他左右的权奸、大臣们所 把持。他好踢球,自己认为球技最佳。有一天打球回来,对他最繁幸的优人,也是 球手石野猪说,如果打球也可以参加考试的话,我一定可以考取状元。石野猪说, 不错,你在打球上可以考状元。但是,如果碰到尧舜来主管吏部的话,在考绩的时 候,一定会把你免职了。僖宗听了,便哈哈大笑了事。

再下来残唐五代,几乎没有几个帝王不好音乐、戏剧,如南唐后主等,结果都 是这样玩玩,把政治搞坏了。国家也完了,而整个五代也因此弄得乱七八糟。这在 历史的环节中,也是很有趣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作深入的研究,不了解这些史实, 就会认为齐宣王爱好音乐,玩玩乐器,听听歌有什么关系呢?这就错了。

在音乐本身而言,以我们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体验,礼乐在整个文化中,的确 是占了重要的位置,是一个大问题。音乐往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过去的音乐 就代表了过去的时代;现代的音乐,则代表了现在的时代。在文化深厚的时代,所 产生的音乐的确也更丰硕、更深厚。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圃,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刍囗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 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送之内,有圃方四十里, 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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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29 00:09 | 显示全部楼层


林园与治道

这里当然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有一天,齐宣王问孟子,据说文王有一处可养鸟 兽的皇家大园林,方园达七十里,有这回事吗? 这在当时已经是考古的问题了。当然齐宣王没有亲眼见到,不知道有没有这件 事,我们现在也无法知道它究竟有多大,因为古代的度量衡,和现代的度量衡有所 不同。而当时孟子答得很高明,他说在古书上是记载了这样的事。 齐宣王接着又问,有那么广阔么?大概孟子认为机会来了,又赶紧抓住机会说, 那时的老百姓,还认为文王的这处皇家花园大小了呢! 齐宣王说,我的森林花园,方圆不过是四十里,和文王的比较起来,范围已经 小得多了,可是我的老百姓们,还觉得太大了,这是什么道理呢? 好了,孟子就事论事,发挥起来了。他说,文王的森林花园,虽然方圆七十里, 比你的大得多,可是百姓们可以去里面割草、砍柴,也可以到里面打野鸡、捉兔子。 他开放了这座森林花园,和老百姓共同享用。老百姓们嫌它太小,不是很合情理的 吗? 可是我到贵国来,在还未进入你的国境之前,就先打听了你们齐国的大禁。当 时就听说,在都城外百里的郊关之内,你有一处森林花园,方圆是四十里。如果有 人在这四十里方圆内,杀死一头小鹿,就和犯了杀人罪一样,是要抵命的。那么你 这方圆四十里的王家林园,对百姓来说,岂不好比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大陷阱吗? 老百姓们觉得四十里方圆太大了,可不也是合情合理的么? 这一段谈话内容,和前面他与梁惠王立于沼上谈灵台之乐的意义是一样的,不 必重复解释了。 但这一段中,有句名言,我们要注意的,那就是“问国之大禁”这句话,也就 是后世说的“入国间禁,入乡随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尤其近代交通工具 发达,超音速的交通,减少了旅途上使用的时间,等于缩短了空间的距离,于是人 与人的接触愈益频繁。因此,在现代所谓“人际关系”上,问禁与随俗,更是十分 重要的。我们在进入一个国家之前,一定要先了解这个国家的法令;去一个地方时, 也一定要先弄清楚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到任何国家,任何地方,都要尊重当地的 法令和习俗,不要做出违逆的事来。对异国如此,对他乡客地如此,最好对于一般 团体也如此。假如你带了一包猪肉松走进一所清真寺去,那就犯了莫大的忌讳。对 于个人也应注意到,例如某人精神有问题,见不得红色,而你穿了一件大红衣服去 看他,结果一定很糟糕。扩而大之,对于某些行业,也要注意其禁忌。比如坐旧式 的船,在船上吃过饭后,把筷子搁在碗上,就犯了大禁忌。我们这样注意自己的行 为,一则是对人的礼貌和恭敬,次则是减少自己的麻烦和困扰,甚至减少失败的因 素。可惜许多年轻人都忽视了孟子这句话,认为是几千年前的陈旧思想。 另外让人感慨的是,从孟子那个时代开始,一直到清朝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 的帝王,都是尊儒家孔孟之学。但他们只是要求别人遵孔孟之学,尽力巨之道,以 立身处世。而他们自己,却忘了为君之道。在这一方面,都和梁惠王、齐宣王样, 甚至比独享园林还过分的事,也照做不误。真是“教化自教化,帝王自帝王”,直 到孙中山先生领导了革命,推翻满清,取消帝王专制政体,建立了自由民主的中华 民国,这才取消了宫廷的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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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 03:1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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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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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策略——大小之间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 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 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 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肢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枯,以对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 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一个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这开头一段,也是一个大问题,孟子所提出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外交思 想的两大原则。至少在过去,中国的外交思想不出这两大原则。

齐宣王提出来问孟子,对于与邻国的邦交,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策略。孟子 说: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原则。一种是“以大事小”,这是仁者的风范。虽然自己的 国土大,国力强,但是仍旧愿意配合领土比他小、国力比他弱的小国的政策。像在 历史上,夏朝的时候,汤以毫为都城,地大人众,国力强盛。而夏朝的另一诸侯, 赢姓的葛国,在领土、人民、财力上,都不及汤。葛的故城,在现在河南省葵丘县 东北,在地理位置上和汤为邻。当时的汤伯虽有专事讨伐的特权,但葛在夏朝诸侯 的等级上也称为葛伯,政治地位不下于扬,所以扬在国交上,对葛仍然是尊敬的, 顺服的,绝对不因自已的权势大,而去欺凌力量弱小的葛国。

更近一点的史实,在商朝的末期,西方的昆夷——即犬戎,那是以犬皮作为战 衣,乘坏车的国家,和在西岐的文王接壤。而文王当时所治的周国,不论文化、经 济,都非常发达,广土众民,声望又高,不知道要比犬戎强盛多少倍。可是文王为 了行仁政,绝对不以兵戎相见,为了行仁政,不忍动武,虽然犬戎经常有粗暴鲁莽 的侵犯行为,而文王还是忍让着,不愿意生灵涂炭,以免苦了老百姓。

孟子再举出第二个外交原则:“以小事大”,这属于明智之举。他也举出两个 当时的史例,一个是周太王的例子。商朝末期时,姬周诸侯,由太王当政,这时周 国正在积极图治,而北方自五帝时期以来,就常常在边界上生事的獯鬻——也就是 后世匈奴的一支,这一支游牧民族非常强悍,常常犯边闹事,周太王为了致力于内 政,为了在安定中求进步,不去和匈奴力争,而采取退让的态度,以免扩大战争, 影响了内政的建设。

第二个例子,是吴越两国的史实。越王勾践被打败了以后,只好对吴国俯首称 臣,一切听从吴王夫差的命令,还献上绝代佳人供他娱乐,讨他欢心,以便能够回 到自己的故国。他回国后,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后终于雪耻复 国。这都是明智的外交原则。自己力量不够的时候,就顺服强者以图生存。

他举了仁与智为出发点的两大外交原则以后,又对齐宣王作进一步的阐述。以 大事小的外交原则是“乐天”的,以小事大的外交原则是“畏天”的。

这里所说的“乐天”“畏天”的天,当然不是愚夫愚妇心目中的天老爷。不是 讨天老爷欢心的“乐天”,或者怕上天打雷的“畏天”等愚妄迷信。这里的“天’”, 在“天人合一”的哲学上,是包括了人事在内。如果作详细的解释,会是一篇很长 很长的文章。限于时间和篇幅,姑且勉强作个简单的解释。以现代名词来说,就是 非人力所可违反的定理;拿我们中国的词汇来说,就是天理。

那么以自己的大国之尊去配合小国,就是顺应“天地生万物”的乐天心理,不 愿意欺负弱小;至于以弱小的国势臣服于强国大族,不敢得罪大国,就是敬畏天理。 否则,天地间的定理,不会容许你成功如愿的。最后,孟子进一步说,凡乐天的, 效法天地的博爱精神,不以强压弱的大国,结果一定四海归心,可以保有天下;而 弱小的国家,如果能够畏天道,服从强者的领导,不怀叛逆之心,那么就可能保住 自己的国家。他并且引据《诗经》来支持他的理论,他说,《诗经·周颂·我将》 篇中记载着“畏天之感,于是保之。”这个“威”字的含义,是指时代的大趋势。 孟子引用这句话,是对智者的外交政策而言。意思是说,必须以敬畏谨慎的心理, 因应国际上自然的大趋势,把握时间的契机,以维系自己的生存。

孟子说到这里的时候,齐宣王不让他说下去,在中间打了岔,插进来说,孟先 生,你讲的这些理论,太伟大了,太高深了。暂时不谈这么高远深奥的哲理,就目 前的现实问题来说——换言之,他不喜欢再听孟子那些大道理,什么是畏天戒慎一 类理论,他心里对当时的国际看法,正是认为强权就是公理。因此便直截了当地说, 我有一个毛病,我这个人爱好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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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 03:1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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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勇定天下

齐宣王这一打岔,话题就转了方向,可是孟子也真高明,立即随着这个方向, 继续施行他王道仁政的教化。他说:你齐宣王好勇,不要紧,只要你爱好的不是小 勇。你不要专去喜欢摔跤、柔道、弄枪、舞棒这些个人小勇的玩意儿。一个人握着 剑把子,把剑抽出一截来,眼睛瞪得大大的,冲着人说,你敢跟我较量吗?这种只 是普通的个人勇武而已,充其量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对打。攻夫好,也许可以把别 人打垮;功夫差,自己会被打得鼻青眼肿,难有大志。我相信你齐宣王不会局限于 这样的小勇,我希望你能把好勇的范围扩大,像《诗经·大雅·皇矣篇)所描写的 文王那样。当文王得到密国无故攻打阮国的报告时,怒不可遏,立刻整军经武,出 兵阻挡了密国的攻击,逼得密国退兵,不敢再轻易侵犯别人。同时巩固了周国自己 的国防,增加了周国人民安居乐业的福祉,对天下人的期望也作了交代。这就是 “文王之勇”。所以说,文王一怒,使得天下人民得到安定。当然,文王有没有真 的发怒,不得而知。像文王这样的人会不会发什么怒,也很难说。

在大家的想象中,孟子说话,总是有根据的,他说了文王的大勇后,接着又引 《书经·泰誓》所说,“作之君,作之师”的话,对齐宣王说,《书经》上这几句 话告诉了我们一个政治哲学的大原则,这原则要把握住。

在我国古代,君道与师道是平等的,要同时注意的。除此之外,后世要加一个 “作之亲”。身为一个领导人,不但要作为部下的老师,教导他们;同时还要像父 母待子女一样,关怀他们,保护他们。今天的公务人员,也应该具备这种精神的修 养。虽然以公仆的观念做事,但同时要具有“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情操。 处理行政事务时,要兼带教导之责,与关怀之情。

《书经》上接着说:“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局敢有 越厥志?”在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有所欠缺时,政治领导者要设法弥补这种 缺陷。同时一方面管领四方的百姓,不管他是善良的或邪恶的,都要负起教化、领 导的责任。只要我这个领导人在,有谁敢放肆作乱?这一种气魄,确实是宏大。因 此,一旦有人横行天下的时候,武王就责无旁贷地加以平服,使天下没有横行的人, 没有横逆的事。这就是武王的大勇。所有他一怒之下,便吊民伐罪,把残暴的纣王 灭掉,而安定了天下的人民。

孟子最后说,你齐宣王的好勇有什么关系,只要你所好的不是匹夫小勇,而是 如文王、武王的大勇,能够有大英雄气魄,在一怒之下,而使天下安定下来。那么 有哪一个老百姓不喜欢大王的好勇?大家只怕你齐宣王不这样好勇呢!从齐宣王不 忍心杀一头牛开始,一直到这一段,孟子对齐宣王所谈的任何事,都是采取诱导的 教育方法。齐宣王说自己有好勇的毛病,孟子就说好勇不是毛病,只要能够扩大这 个好勇的境界,齐国就有办法。好像是假如齐宣王说好吃零食,他也会说没有关系, 只要把点心做得很多很多,人人都能吃到就行。假如齐宣王说好踢球,大概孟子也 会说没关系,只要全国的人都有踢球的闲暇和兴致,都把脚力练好,就是好的。这 就是孟子的教化,可见他并不是一个迂腐的人。

美中不足的,是他并不能像纵横家们一样,只用两三句话,就投其所好,打动 对方的心。孟夫子的王道仁政毕竟还是难于被接受。

齐宣王这里讲到好勇,前面讲到好乐,后面还讲好货、好色。在他同一时代的 各国诸侯中,谁也没有这样坦白的,即使后世那样多的帝王中,也很少有他这样坦 率的。所以我觉得他是比较可爱的一个人,而在他二十年的当政期间,能把齐国治 理得繁荣、安定,实在有他的道理,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他在这里所说的好勇、好乐、好色、好货,其实也不只是帝王的心理如此,每 一个人都有这种心理。谁不好勇、好乐、好色、好货?只是在程度上略有不同而已。 当然他在这里所说的好勇,也不是孟子所说的那种大勇。他所好的,还是一般人所 好的小勇。谈到好勇,我们想起两个好勇的人,他们也是一国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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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 03:1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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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国而改服制——赵武灵王

其中之一是赵国的武灵王,他是一个好勇任事的国君,最后失败了,当然这是 由于没有扩大好勇的胸襟所致。赵国的北边,是和胡人的边界连接的,那时候的边 疆民族,都是游牧民族,为了生活方便,同时受生活环境的影响,都是好勇斗狠。 所以在服装上,都是短衣窄袖,甚至露出一条手臂来。而我们中国古代的服装,受 礼乐之熏陶,向来是宽袍阔袖,走起路来“翼如也”,两只大袖子像翅膀张开似的, 雍容有致,的确是很好看的。当时武灵王为了要使赵国强盛,下命令改变服装,废 弃中国原来的服饰,改用胡人的装扮,希望借此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当时赵国 的王室和大臣们纷纷反对。武灵王和这些人的辩论很有趣,也有他的道理。我们姑 且不论他这一做法对或不对,看看他的这些辩论,也可想见他当时的思想观念。

有一天,赵国的辅相肥义和武灵王闲聊,问赵武灵王有没有想过世局的变化, 军事的部署,以及先王们如简王、襄王他们当年的勋业,以及和胡人们的利害相处 等等问题。

武灵王说,后辈的君王,不忘前辈君王的功勋德业,这是作君王的本份。而为 人臣子的,则应该研究这些资料,记取历史的教训和榜样,辅助君王,尽量发挥他 们的长处。所以贤明的君王,在平时教化人民,有所作为时,就要宣扬先王的功业。 作人臣的,在不得其位时,要涵养孝悌、谦让的德性;在显达时,就要为老百姓们 谋福,同时辅助君王的功业。这就是君道的不同了。

现在我想向胡、翟这两个邻邦拓展领土,以承继襄王未完成的功业,但是也许 我这一生都不可能实现。因为敌人弱小的话,我们才能借机拓展领土,才能够用力 少而功业多,不必耗尽民力,而得到如先王般的荣耀。但是目前的情势是强邻压境, 胡人、翟人都那么强悍,这就难办了。

现在我也有我的构想,然而凡是有卓越功勋的人,在当初往往会留下不同习俗、 违情悖理的恶名;有独到见解的人,在当初又往往得不到人家的信任,往往受到顾 忌和反对。譬如我打算要全国的百姓,改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本领; 想来一定会受到物议和反对的。

而这个肥义却是赞成他的。他说,对一件事犹豫不决,就难以成功;对一个行 动迟疑不定,就难有结果,现在你不妨决定这革新的计划,不要顾虑别人的议论。 俗语说:“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凡是讲最高德行的人, 往往不能跟着世俗走;要成大业的人,也不必和众人商议。从前舜到有苗这个地方, 曾经随俗而舞。而禹甚至曾经敞开衣服到裸体国去访问。他们都不是为了**或享 乐,而是为了德业上的远大理想,而随俗变通。所谓“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 萌。”一个笨人在事成之后,都还不明究里;而聪明人在事情还没发生时,就已洞 烛机先。您就照您的意思去做罢。

肥义说,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所谓“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 不谋于众。”是引用商鞅游说秦孝公变法的话。他这一派独裁论,又牵强地把舜、 禹办外交的故事引了进去,于是把武灵王说动了。

武灵王对他表示,不是对穿胡服这件事的本身有什么犹豫,只是恐怕天下人笑 话。既然肥义你也这么说,那么我就下定决心了。于是自己先做一套胡服,准备上 早朝的时候,穿起来和群臣见面。

当时公子成是武灵王的长辈,素有盛望。武灵王恐怕会遭到他的反对,所以先 派了一位大臣王孙囗去疏通,请公于成也能响应改换胡装。

疏通不成,于是武灵王亲自到公子成家里解释说,服装不过是要穿用方便,礼 仪也是为了处事方便。古圣先贤订下的礼法,都是因地制宜,因事制礼而来的。像 南方的越国人,他们一个个披着头发,衣装不整的露个右膀子,浑身刺满了花纹; 而吴国人甚至把牙齿染得黑黑的,额上刺些怪里怪气的花纹,头上戴的是鱼皮帽子, 衣服则缝得粗里粗气。在我们看来,简直就像野人,但是他们却觉得安逸而自在。 总之,不同的各种装扮,同样都是为了因地制宜,只要对大家方便,并不一定要统 一。像儒家,同是一个老师教的弟子,他们发挥的文教就各不相同。他量后说出, 变更服装,是为了便利教老百姓习武,以达到开拓领土的目的,以湔雪国耻。于是 公子成同意了他的作法。

但是另一个大臣赵文,又提出反对的意见说,自古为政的原则,就是要辅导世 俗合于礼法,提高文化水准。礼制中,衣服的式样有它的常轨;而人民守法,不违 俗礼,是他们的本分。您现在不顾前人的礼法,要改穿胡人服装,实在是有违传统 文化的精神,希望您还是多考虑一下。

而武灵王辩论说,你这些都是墨守成规的世俗之见,不是具有创造性的远见。 就说古代吧,三代的服装各不相同,而他们都完成了称王天下的伟业;五霸的教化 也互不相同,但他们也都有相当可观的政绩。有头脑的人创制礼法,一般的常人就 遵循他所制订的礼法,循规蹈矩的去做。贤能的人经常会评论世风习俗的好坏,而 一般的世人则依照流传的成规去做。礼制和习俗,都是根据时代趋势在变化。这种 变化是由在上位的人来领导和提倡的,而一般人就照着规范去做。现在正是他们在 位者,就当下国情,订定一套因应环境需要的服制的时候。你放心好了,不必多虑。

又有一个叫赵造的,也力加反对。他的理由是,推行社会教育,不一定要改变 人民原来的生活形态;行政措施,也不一定要变更原有的民风习俗。因民而教,据 俗而为,往往收效更大。现在改穿这种奇形怪状的胡服,很可能会影响人们原来淳 善的心理;教人们像胡人般一天到晚骑马打仗,也很可能会造成好勇斗狠的社会风 气。反过来说,依循旧制,总是稳当的,遵照原有的礼法,也不至于出什么岔错。

武灵王则对他辩论说,古代和现在习俗各不相同,到底要以哪个朝代的习俗为 标准呢?历代帝王的礼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直沿袭下来,我们又该遵循哪一个 时代的制度呢?像宓戏(伏羲)神农的时代,对犯罪的人是教而不杀。黄帝、尧、 舜时代,对犯了死罪的人,虽然杀了他,内心还是哀怜同情的。到了夏、商、周, 又因时代背景之不同,而制订不同的法律;因国情的变化,而订立不同的礼制。总 之,都是以“方便制宜”为原则。衣服、器具的式样,也都基于同样的原理而有变 革,不一定要效法古代一成不变的。一个开国的明主,虽然不承袭古法,仍然可以 领导天下。至于夏、商衰败的时候,虽然他们没有变更占制、礼法,却也一样灭亡。 所以反古不一定不对,而遵循礼法也不一定好。至于邹、鲁两国的服装奇特,但民 风不正,那是由于他们没有卓越的领导人才。

他最后说:遵循法度的作为,绝不可能有盖世的功勋;效法古代的成规,也不 足以适应现实的环境。我的决定大致不错,你就不要反对了吧。

这篇史料有很多高明的道理,可以启发大家的慧思,所以把原文附录于下,供 大家参考:

武灵王平昼间居,肥义侍坐曰:“王虑世事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 计胡秋之利乎?”

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错质务明主之长,臣之论也。是以贤君静 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动有明古先事之功;为人臣者,穷有弟(悌)长(上声)辞让 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君臣之分(去声)也。今吾欲继襄王之业,启明 翟之乡,而牢世不见也。敌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享往古之 勋。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将胡服 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

肥义曰:“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 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昔舜舞有苗,而离袒入裸 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 遂行之!”

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乐,知(智)者哀焉,愚者 之笑,贤者戚焉。世有顺我者测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 必有之。”

王道胡服,使王孙蝶(音薛)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将以朝,亦欲叔之服 之也。家听于亲,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道主,先王之通谊也。 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

夫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故明德在于论贱,行政在 于信贵。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后 德且见也。今寡人恐叔逆从政之经,以辅公叔之议。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 因贵戚者名不累。故寡人愿望募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使囗谒之叔,请服焉!”

公子成再拜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不佞寝疾,不能趋走,是以不先进。王 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音锐)知(智)之所居也, 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 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仪)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 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判)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

使(去声)者报王。王曰:“吾固闻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请之,曰: “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 礼,所以利其民厚其国也。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鱼是) (音题)冠秫(音术)缝,大吴之国也。礼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乡异而用变, 事异而礼易,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 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知(智)者不能一。 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辨,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 于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木戢)(揖)之用。自常山以 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楫 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楼烦(《史记》无楼 烦二字)秦韩之边。

且昔者简王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知(智) 之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部,非社稷之神灵, 即高阝几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服,近可以备上党之形,远可 以报中山之怨;而叔也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 非寡人所望于子。”

公子成再拜稽(上声)首曰:“臣愚不达于王之议(《史记》作义),敢道世 俗之闻,今欲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今再拜!”乃赐胡服。

赵文进谏曰:“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政之经也。愚者陈意,而知(智)者论焉, 教之道也。臣无隐忠,君无蔽言,国之禄也。臣虽愚,愿竭其忠!”

王曰:“臣无恶扰,忠无过罪,子其言乎!”

赵文曰: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修法无愆,民之职也; 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 图之!”

王曰:“于言世俗之间,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 顺政也,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智) 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夫制于服之民,不足与论心;拘于 俗之众,不足与致意。故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承教而动,循法无 私,民之职也。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于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己者不待人, 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释之!”

赵造谏曰:“陷忠不竭,奸之属也。以私证国,贱之类也。犯奸者身死,贱国 者族宗。此两者,先圣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虽愚,愿尽其忠,无循其死!”

王曰:“竭意不讳,忠也;上无蔽言,明也;忠不辟(避)危,明不距人,子 其言乎!”

赵造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因民而教者,不 劳而成功,据俗而动者,虑径而易见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 民而成礼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避)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 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且循法无过,修礼无邪,臣愿王之图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音伏)戏神农, 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 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 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

且服奇而志淫,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吴越无俊民也;是以圣人利 身之谓服,便事之谓教,进退之谓节,衣服之谓制,所以齐常民,非所以论贤者也; 故圣与俗流,贤与变俱。谚曰:‘以书为御者,不尽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 于事之变。’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赵武灵王和大家辩论一番后,仍然下令全国上下改穿胡服。大家都系皮腰带, 穿皮靴,把衣服袖子改小,露出右边的臂膀,只有左手穿着袖子,披着衣拎。同时 把乘车改为骑马,教导人民每天骑马出外打猎。

赵武灵王这一番经营,确实收到了一时的效果。国内的军队强壮起来。于是他 自己亲身带了部队出去攻打胡、翟的边界,拓展了好几百里的领土。有了这次辉煌 的成果。野心逐渐扩大,接着就打算向西边的秦国进攻。

据传说,武灵王长得非常威武,他身高八尺八寸。古来称男子汉,有“昂藏七 尺之驱”的说法,他的身高自然在一般人之上了。而且相貌堂堂,有龙虎之威,满 脸的络腮胡须,皮肤黝黑而发光,胸脯有两尺宽,比起现在的拳王、穆哈默德·阿 里,或曾经做过拳王的乌干达总统阿明,还要威武。总之,被人形容为气雄万夫, 志吞四海。

他亲自带兵,攻占了别人几百里土地,接着又开始打秦国的主意。于是他把王 位传给他宠爱的吴姬所生的次子,立为惠王,而自称王父——太上皇。自己干起情 报工作来,假冒是赵招,奉赵玉之命出使秦国。暗中却带了一批测量人员,一路上 探测秦国的山川形势,居然到了秦国的首都,谒见了秦昭襄王,应对得不卑不 亢,也很得秦王的敬重。但到了那天半夜,秦王想起这名赵国的来使,仪表如此魁 梧轩昂,不像是一个普通臣子的样子。而且传说赵武灵王长得非常雄武,觉得不太 对劲。等到天一亮,就派人到大使馆去请这位大使来。而赵武灵王推说有病,拒绝 前往。过了三天还是没去,秦王于是派人强迫他来,这时他已经逃走了三天了。

可是,这位有雄才、有谋略的武灵王结果如何呢?因为被废的太子与继承王位 的赵惠王争权,互相残杀,而他一个人被困在沙丘的宫里,活活饿死了。真是智足 以知人,而不足以知己,才足以取人而不足以自保。至堪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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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 03:1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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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武王的任力好勇

另外有一位以好勇闻名的国君是秦武王,他也长得非常高大,孔武有力,自认 为天下无敌,因此常常喜欢和那些大力士们比武取乐。当时秦国有两位前代将领的 子弟,一名乌获,一句任鄙,都因为武勇力大,而得秦武王的宠爱,加倍封给他们 高官厚禄。后来齐国也出了一个叫孟责的大力士。据说他走水路不怕蚊龙,走旱路 不怕虎狼,哪里都敢去,如果发起脾气来,怒吼一声,就像打雷一样地惊天动地。 有一次他在野外看见两头牛正在相斗,他上前去劝架,用手把两头牛分开来。其中 一头牛听劝,伏在地上不斗了,另外一头牛还要打。他大为恼火,左手按住牛头, 右手把牛角活生生地拔了出来,这头牛当场毙命。

后来他听说秦武王正在招纳天下勇武之人,于是离开齐国去投奔秦国。往秦国 的路上,正要渡黄河的时候,他不按先后秩序,抢着要在众人之前先上船,被人用 桨子在他头上打了一下。他气得大吼一声,这一吼,河水被震动得起了浪头,翻动 船身,一船人都被冲到黄河里去了。孟贲跳上船,拿起篙子一撑,脚底下稍一用力, 一艘船就离岸射出去好几丈远,不多时就到了对岸,下了船直奔咸阳。见了秦王以 后,和乌获、任鄙一样,也得到秦武王的宠爱,做了大官。

这位好勇的秦武王,自幼生长在中国的西陲边地。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原鼎盛的 现象,因此他颇为仰慕中原的文化。他觉得如果能到(上黎下革)、洛一带观光一次, 则死而无憾了。奈何他好勇,不循正当的外交途径作正式的访问,却计划要把隔在 中间的韩国打下来,以达到他这个愿望。后来居然打下了韩国,进了洛阳。周赧王 派人到城外欢迎他,他却不去觐见。带了几个勇士,偷偷跑到周朝的太庙去参观宝 鼎。他看到鼎上分别刻有九州的名字和图腾,指着镌有“雍”字的鼎说,这是秦鼎, 我将来要把它带回咸阳去。又听守鼎的人说,这九个鼎每个千斤之重,从来就没有 人能够移动过。秦武王问身边的任鄙、孟贲两人,能不能举起来,任鄙比较聪明, 他说我只能举百斤,这鼎有十倍重,我没有办法举起来。孟贲就不同了,他说让我 试试,他把鼎举离了地面半尺,可是因为用力太猛,眼球都暴了出来,眼眶裂开, 流血不止。秦武王看了说,你既然能举,难道我不能举?任鄙在旁边劝他,以一国 之君的身份,不要随便去尝试。可是他不听,反而说任鄙自己举不起来,唯恐他能 举得起来。任鄙就不敢再多嘴了。秦武王也举起了半尺,他还想走几步以胜过孟贲, 不料一转步,力尽失手,宝鼎掉下来,把他的胫骨压断,昏了过去。当天晚上,就 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了。这就是好小勇的结果。

秦武王身边三名力气最大的武士,他们的结果,也不相同。乌获在攻打韩国宜 阳城的时候,他身先士卒,跑在前面,一跳就跳得和城墙一样高,用手抓住了城头 的雉谍,可是他力气太大了,雉谍被他一把抓坏,崩裂下来,他也就掉了下来,跌 落在一块大石头上,肋骨折断而死。至于孟贲,则在昭襄王即位后,检讨举鼎这次 事件的时候,被认为是他闯出来的祸,于是把他碟死——裂身而死,并且灭族。而 任鄙则因为当时曾经进谏,劝过秦武王不可轻易尝试,于是派他作了汉中太守。他 们这三位大力士的不同下场,值得后世那些好小勇的人作为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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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 03:1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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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和刘邦


再将偏好个人武勇,与能任大勇的人,在对立之下,作个比较。历史上对这两 个人,记载得很详尽。一个是项羽,有拔山扛鼎之勇,作战时单枪匹马,闯到敌人 的阵中,纵横驰骋,谁也不敢阻挡。当汉高祖和他最后一次会战,用了许多兵力, 围困他许久,虽然楚军已败,可是谁都不敢接近项羽。在这之前的另一次战役中, 项羽和汉高祖在阵前见了面。项羽说,天下这多年来的战乱,就只是你我双方打来 打去,今天你我见面了,我们双方下令,所有的部下都不许动手,你我两人出来单 打独斗,作一死战,来决定胜负,免得再打下去,伤了许多无辜的生命。汉高祖说, 对不住,我绝不和你单打独斗,我是斗智不斗力的。这就是汉高祖与楚霸王不同之 处。

赵武灵王、秦武王、项羽等等,这些都是好小勇的人,不懂得大勇的道理。在 历代帝王中,不问他们好的是大勇或小勇,只要是好勇的,从他们的谥号中,就可 以看得出来。像赵武灵王、秦武王、汉武帝等等,凡是有一个武字的人,大多数都 是好勇。但这些却不是中国文化中,孔子所标榜“智仁勇”之勇的真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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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 03:1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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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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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谈勇

如何才是正确的好勇?我们再看一段历史上的纪录。

墨子谓骆猾厘曰:“吾闻子好勇。”曰:“然。吾闻其乡有勇士焉,吾必与斗 而杀之”。墨子曰:“天下莫不予其所好,夺其所恶。今子闻其乡有勇士而斗而杀 之,是恶勇,非好勇。”

恐怕一般人,都是“骆猾厘式”的好勇,或简称之为“骆式”的好勇。现在电 视、电影武打片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典型的好勇,尤其是一些青少年们,听说某 人拳头厉害,就不服气,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对方较量较量,势必将对方打垮才甘 心。以此来表现自己的本领比他大,武功比人高,而且还自鸣得意,认为自己勇敢, 不怕死。而墨子对这种心理,痛下针砭地说,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对于自己所 爱好的,就加以保护、照顾,而对于自己所厌恶的,则扬弃或者销毁。就好像你喜 欢自己的小孩,你一定培植他,你讨厌吃人的野盖,就杀掉它。现在你听到哪里有 勇士就去杀他,这是恶勇,而不是好勇。

这是墨子所讲个人好勇的哲学。老实说,个人好勇,最高明的也不过是“任气 尚侠”而已,其偏差的流弊很大,甚至眼瞅必报,犯禁杀人而自取灭亡。至于帝王 好勇的偏差,则必然会穷兵黩武,以残杀侵略为能事,那就弄得生灵涂炭,造成社 会、国家、人类的大祸害了。最后的结果,不但害了别人,自己的社会国家也同样 受害,乃至于本身生命都不保。现代史的希特勒和第二次大战的日本军阀们,就是 如此。只有一怒而“安”天下,这才是大勇。

不管齐宣王口中所好的勇是什么勇,但他和孟子谈话时,是很够味道的。他也 很尊重孟子,很有礼貌,对于孟子所提的意见,讲的大道理,都还算能听得进,认 为不错,可是做不来,不能接受。到了要紧关头,受不了了,就想开溜,把话岔开。 但他也很坦白,像前面孟子说到乐天、畏天的大道理,他就坦白地说,你这种高见 实在很伟大,只可惜我是个老粗,我有好勇的毛病哪!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 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 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亻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 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四:‘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回巡狩;巡狩 者,巡所狩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 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 游一豫,为诸侯度。

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囗囗胥谗,民乃作恳,方命虐 民,饮食若浪,流连荒亡,为诸侯忧。

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 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说,大戒于国,出 合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太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征招、角 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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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 03:1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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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宫论政

齐宣王有一次在他的雪宫,也许是夏天避暑的地方,也许是下雪时取暖的宫殿, 但应该不是办公室,或会议厅之类处理政务的场所,多半是供享乐纳福的别墅—— 和孟子见面,他就眼前的享乐和设施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乐乎?”这和梁惠王在 沼池上问的话一样。可见战国时那些诸侯们,不顾百姓死活,高高在上,那种志得 意满的样子。我们可以想象另一种画面,好像老农夫们一天工作完毕,吃饱了晚饭, 在门前大树下一坐,一支烟筒在手,摸摸挺起的大肚皮,大有“虽南面而王,不易 也”的味道。

孟子答复他说:有啊!谁有了这种环境都会感到快乐的,谁都希望能有这种享 受。不过一般老百姓得不到这样的享受,就会埋怨他们的国君。老百姓如果因为得 不到这快乐,而埋怨国君,实在是不对的。然而一个领导人,没有做到与民同乐, 也是不对的。一个领导人,以人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老百姓也就会以领导人的 快乐为快乐。领导人能把人民的忧苦,看成自己的忧苦来解决,那么老百姓也会把 国君的忧烦,看成为自己的忧烦去尽忠。所以,如果领导人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 以天下人的忧苦为忧苦,而说他不能行王道于天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又在这里推销王道了,他好像推销员似的,随时随地都在叫 卖:“王道!王道!”这也可见他忧世之急切了。

他说了这番理论,似乎意犹未尽,又举出一件事例,企图说服齐宣王,他举的 正是春秋时代齐景公和相国晏婴的一段故事。晏婴是历史上的名相,《晏子春秋》 就是他的大作。

当然,齐景公是姜太公的后人,而现在和孟子说话的齐宣王已经不是姜太公之 后,他的祖先原是齐国的权臣田家,后来篡了位,而传给宣王的。孟子举出这段故 事来也是一种很高明的说话技巧。从表面上看,孟子是以自己的口,说出他人(晏 子)的意见来,而实际上他是借了他人(晏子)的口,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举出 的这段历史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天齐景公对晏子说,我想去看看转附和朝亻舞这两座名山,然后沿海再到 南方去,一直到琅邪为止。你看看,此行要怎么样才能够比得上先王他们那样的壮 观呢?从“放于琅邪”和“比于先王观”这两句话上看,很明显地透露了齐景公当 时,也是有统一天下的大志,并不是普通的观光旅行、游山玩水而已。只是当时有 尊周——尊重中央政权的口号,不便把心意直接说出来。

晏子不愧为名相,他很聪明,听了景公的问话,就先用一套历史哲学答复他说: “善哉,问也。”你这问题好极了。中国的佛经常有“善哉!善哉!”的说法,当 时的译文就是套这些书来的。原文就是“好的”意思,佛家译经时,借用了这个名 辞。后经佛家多年的开口“善哉”,闭口“善哉”,慢慢地似乎这两个字,就含了 更多的意义,而有浓厚的宗教意味。

晏子说了“这个问题很好”之后,接着就说,依照礼法,中央政府的天子,到 各诸侯那里去巡视一周,叫做“巡狩”,意思是巡视诸侯所守的地方。而诸侯要到 中央政府去朝见天子,名为“述职”,意思是向天子报告自己职务以内的事务。如 果天下安定,没有非常特殊的意外事件的话,在春天,要出外视察民众的耕作情形, 如果有情况欠佳的,就要设法补助。在秋天,则出外看着大家的收成和赋税状况, 如果有入不敷出的,就设法贴补。所以在夏朝政治最修明的时候,民间流行的谚语 说,君王不出来走走,我们哪里能喘口气?君王如果身心不适,我们又怎么得到他 的帮助呢?所以古时候大家都希望帝王出来玩玩,好沾点光,得些好处。所谓“龙 行一步,百草沾恩。”龙走一步路,下了雨,百草都得到滋养。所以那时候天子每 次出来巡狩,不但给诸侯、大臣们一个警惕,同时也为“注意民生疾苦”树立一个 榜样。

晏子说了过去的,又说到当时的。他感叹今不如昔地说,现在可大不相同了啊! 诸侯们离开国都,一有行动,就带了大批的军队侍卫。于是后勤的各种补给,诸如 粮食的供应,一大批、一大批地运送出去。如此一来,原本吃不饱的老百姓们,大 家工作得更劳苦了。在强烈的对比之下,老百姓的眼里难免就有了怨恨之色。闲话、 怨言当然也就开始了。日积月累地,就造成社会上的反感心理。诸侯们的这种行为, 违背了天理人道,对老百姓不但没有善尽保护之责,反而加以虐待。只要“流、连、 荒、亡”四种现象一出现,政权就要出问题了。今天这些诸侯们的所作所为,真让 人担心啊!

像隋炀帝出游扬州,极尽奢靡,老百姓没有饭吃,他也不管。国君们只要动一 动,下面的人就有的忙了,老百姓更是累得惨兮兮的。天怒人怨的结果,只有“好 头颅”被搬家了。

这使我们想到一个明朝的小故事。从前的某些小庙,相当可怜,住在庙里的小 和尚,等于是地方官绅们的仆役,常要听他们的差使。有的人做了官,衣锦荣归, 事先通知庙里和尚准备素斋,约了朋友,到山明水秀的庙里联欢,吟诗作对。有一 次,这些大人先生们,吃罢素斋,悠游半日,大为赞赏,对和尚说,大家劳碌半生, 今天这次清游,一顿素斋,太舒服了。老和尚说,各位大人是舒服了半天,可是我 们已经忙碌了三天啦。这就是“劳者弗息”了。

晏子又解释说,领导人的生活堕落,遂其私欲,像水势向下流,不知停止,就 叫做“流”。违反人情,倒行逆施,如逆水而上,就叫做“连”。时常像野兽那样 冲动,暴发兽性而不加节制,就叫做“荒”。沉溺酒色,永不满足,就叫做“亡”。 这些都是领导人容易犯的错误。您景公方才问到,如何才可以比于先王的壮观。据 我所知,先王们是不会有这样的“流”“连”之乐,也不会有这种“荒”“亡”的 行径的。你自己看看该怎么办吧!

齐景公听了他这番话,非常高兴,立即下命令改革政治。同时以身作则,走出 深宫内院,接近百姓,访察民情,并且积极从事地方建设,注意到社会福利。景公 将行政工作处理妥当以后,就把兼管国史、文化、礼乐的太师找来,要他在国史上 记下这件事,并且为他和晏子这段君臣相得的美事,谱下一段乐章。《征招》、 《角招》两篇乐章,就是由此而来。这乐章中有一句诗,意思是说,我们的国君虽 然是欲望大,但是没有关系,这并没有错,因为他扩充他的大欲望,建设了我们这 个康乐的社会,正是一位好的国君。

这里孟子又针对齐宣王爱好享受的心理,借机启发他与民同乐,与民共享的精 神。这次他运用的是鉴古以观今的手法,拿齐景公与晏子的对话加以阐述,孟子的 用心,可谓良苦。他所讲的晏子,是春秋战国之间的名臣贤相,他留下的嘉言善政 很多,大家不妨去读《晏子春秋》这本书,相信也会获益不浅。

由齐宣王在雪宫中与孟子的一段对话,又联想到齐景公与晏子的另一则故事, 几乎和孟子对齐宣王的回答同样有趣。这个故事简短而生动,而且更有内涵,并不 像孟子的长篇大论。这件事故的资料记载在《晏子春秋》里。有一年的冬天,连下 三天的大雪。齐景公穿了很好的白狐袍子,坐在王宫里纳福,他对晏子说,下了三 天的大雪,似乎没有什么寒冷的感觉!晏子听了便说,一个贤明的君主,自己吃饱 的时候,应该要想到社会上还有饥饿没饭吃人的。自己温暖的时候,更应该想到世 上还有没有衣服穿,受寒冻死的人。齐景公听到晏子这样一说,马上便把身上的狐 裘脱了下来,当然他脱下狐裘不是生晏子的气,他是被晏子说醒了,觉得自己过分 享受,忘记了百姓的饥寒,当着晏子有点不好意思。所以齐景公到底还不失为当时 的一个好国君,因此也才能使晏子尽忠而直言无隐。可惜孟子碰到的齐宣王,比齐 景公要差了些。原先的记述是这样的:

景公时,雨雪三日。被狐白裘,坐于堂侧,谓晏子曰:三日雨雪,天下何不寒? 晏子曰:夫贤君饱则知人饥,温则知人寒。公乃去裘。

古书上短短五十字的精简记述,便说明了一个领导人在政治道德的心理行为上, 应当如何自处的道理,内涵丰富而精辟。如果用现代话来写,又要用很多字了。所 以讲中国文化的复兴扎根,实在应当要注意国学的素养,这是刻不容缓的事。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正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王曰: “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 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 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 ‘寄矣富人,哀此茕独。’”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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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 03:1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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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明堂

有一天,齐宣王提出一个问题对孟子说,现在外面有人建议我,要把明堂拆毁, 你孟先生对这件事有什么高见?如一般人所说,把这座不实用的建筑拆除掉呢?还 是保留下来好呢?

所谓“明堂”,就是“明政教化之堂”,周代初期的建筑。也就是天子的庙堂, 举凡祭祀、朝会诸侯、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等,意义重大的活动,当在这里举 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表征,具有崇高的意义和文化的价值。在《礼记》中有 一篇,专门记述明堂的建筑规格,以及政教活动的内容。以现代观念而言,它象征 了固有文化的精神堡垒,比起法国的凯旋门,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乃至丹麦的美人 鱼等等,不可同日而语,具有特殊的内涵与神圣的精神。

齐宣王所说的这个明堂,是周武王东征时所建的,直到汉朝还存在,后世才逐 渐湮灭。当然,它表征了中国文化,同时象征了当时中央政府周天子的尊严。在齐 宣王的心目中,虽然久已不闻尊周的口号,可是还没有一个诸侯敢明目张胆地提出 灭周的主张。齐宣王这时把国家治理得蛮有规模了,在他心理上,不能说没有取周 而代之的野心。拆毁明堂,何尝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可见他有蔑视和反抗中央周天 子的微妙心理。但在孟老夫子面前,又怕碰钉子,不敢开口,于是借口是外面有人 传说。换言之,是民间的舆论如此,借此来试探孟子的意向。否则的话,他假如没 有这个念头,根本认为不可行,就不必问孟子拆了好呢?还是不拆的好呢?

孟子答复齐宣王的话,却也避开正面,不谈尊周与否的问题。他只说,这是王 者之堂,象征着王道思想,您如果要想行王政的话,最好不要把明堂毁掉。齐宣王 就说,你所说的王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对于王道仁政,孟子已经说过好几次了,而这里齐宣王还问孟子什么是王 政,这就显示出齐宣王对孟子的意见,也许是根本没兴趣,从来就没有专心听过, 所以现在又提出这个问题来。也许孟子所提倡的有关仁政学说,颇受当时社会民间 的欢迎,各方予以好评,齐宣王不得不对孟子表示尊敬。也许这时候仁义还有利用 的价值,可以披起仁义的外衣,而进行实质上的侵夺兼并,所以不得不向孟子请教。 这也可以说是齐宣王的可怜处。

再反过来看孟子,他也很难堪,他希望推行王道仁政,但屡次被齐宣王在重要 关头,来个太极拳的推手,推得远远的。于是他又“打蛇贴棍上”式的,再顺着齐 宣王的话,接上去,还是推销他的王道思想。用心之苦,实在苦得也很可怜!他们 两个,虽然互相尊重,而彼此似乎又话不投机。

在这里,孟子被直接问到王政的本题上去,自然有点兴奋了。我们知道,孟子 是一直以孔子的学说为标榜。而孔子对于政治,是推崇上古以及文、武、周公的政 治风范的。所以孟子就举出周文王的政绩答复说,以前周文王在歧山发祥之初,走 的就是传统王道精神的政治路线。第一点:“耕者九一”,对农民只收九分之一的 田赋。

这是古代的土地政策,后世称作“井田制度”。当时地广人稀,没有私人财产 制,土地均属国有,田园都依照方整观念来划一。每一田园,在规制上区分“井” 字式,分成九部分,收获的时候,四周八分,分别归八户农民所私有,中间一份公 田,收成归政府,所以说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赋,后世称此为“井田制度”。其实九 分之一的田赋税收,也只是后世人根据古代资料来讲的。究竟实际情形如何?这种 制度,历代学者也有很用心去考证的,但到底还不够详细,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当 时人口稀少,土地广大而没有太多利用和开发。其实在管仲相齐桓公的时期,以及 秦孝公时期,中国的经济制度,早已演变为具有私有土地的形态了,商鞅只是就当 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也可以说,他师法管仲,订出一套完整而具体的法制来管理。

在历史上,秦以后,曾经有不少人向往古代的井田制度,更曾经有几度,意欲 恢复它。最显著的莫如汉朝的王莽,想恢复井田制度,取消私有财产制。当然,王 莽并不是因为有高深的政治思想或突出的见地,只是盲目的好古,妄想复古而已, 所以没有成功。到了宋朝王安石变法,也想走这个路子,因为用人不当,也失败了。

孟子说到第二点“仁者世禄”,是说当时的政府官职,大多数是世代相袭的。 这一点,和我们今天的观念不同。但在孟子当时,却不能说他百分之百是错误的。 因为在那个时代,一直延续这样的制度。不仅在教育制度上,政治思想上也都是如 此,没有发展出全民教育的观念,读书人也都是士大夫的世家世袭的。我们以现在 民主思想为基础,就会批评那是封建思想,甚至斥为封建余毒。可是我们如果综合 了时间、社会、经济、政治等等因素,去探讨这种制度的精神,则可发现,它的功 用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可能还是鼓励人们保护及发扬传统文化的最好制度。总之, 我们论史,应该尽量客观厚道,就“时”论事。不能纯出主观,以今之所有,笑古 之所无;也不能以古之所无,便否认今之所有。

第三点,孟子说到“关市”方面,关卡和互市,也就是现在的关税和商业市场 上的捐税。这在文王时期是“讥而不征”的。只是派人巡察,看看有没有非法之物, 顺便了解货物的议价状况,并不需要收什么关税、交易税之类。因为在战国当时, 征敛相当繁琐、严苛,常常弄得民不聊生,所以他提出这一点。

再其次,说到周文王时“泽梁无禁”。泽为水泽,梁指山林。广义地说,就是 无论上山下海,包括河川的资源开发,山林资源的开发,都是没有什么禁令的。人 民在这方面的生产是自由的,但人民也懂得节制,不至于弄到资源枯竭。这里有一 点我们要知道,倒退回去两千多年看,那时候的社会结构,可以说一切都还在尚未 开发的阶段。情况和现在不大相同。

在司法方面,孟子指出“罪人不孥”。就是罪不及妻子,个人犯罪个人承当, 自己受法律制裁,与家属无关。这句话在今天的年轻人听来,觉得没有什么道理, 因为大家目前所认识的法律,本来就是如此,似乎这句话是多余的。可是在还没有 推翻清朝以前,中国几千年来的法律,不像今天民主制度的法治精神。由春秋战国 到清代的几千年帝制中,有许多情况,都是罪及妻孥,乃至于一人犯罪,可以诛灭 九族,全凭当时专制帝王的意思而定。所谓“人主”者,朕即国家,朕即法律,他 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他说的话就是最高的法律。在这种情形之下,孟子讲这句话, 就非同小可了,可以说孟子相当大胆,凭他的浩然正气而对宣王进谏直言。

接着,孟子又举出在周朝的王道政治上,社会福利事业的成功,他说:鳏、寡、 孤、独这四种人,是社会上最困苦无依的人。文王当时,凡是仁政爱民的措施,一 定先顾及到这些人,使孤苦无依的人优先得到利益。他同时引用了《诗经·小雅· 节南山·正月篇》第十三章,最后两句“哿以富人,哀此茕独”来强调穷人的可怜。 诗的意思是说,社会上一般衣食无忧的人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有些孤苦伶什的 人还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呢?对这些人,我们必须伸出关切和同情的援手。

孟子说“王政”说到这里月侧才一开头,还没有讲到正题上去,可是齐宣王似 乎已经听不下去,又打起太极拳来了,插上一句“善哉言乎!”意思是说,你讲得 好,讲得很好。又把“王政”这个正题用太极拳的推手往外一推。可是孟子还是用 打蛇贴棍上的办法说,您既然认为这个道理很好,可是为什么不去实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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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 03:2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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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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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人好货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 弓夫斯张,于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金,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 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孟子采紧逼盯人的姿态,追问齐宣王,您既然认为很好,为什么又不实行王政 呢?齐宣王答得很妙,他说我有一个毛病,我非常爱好财富。

古代“货”字的意思和现代的“财”字相同,包括了金钱、物资等等。齐宣王 这句答话,在表面上是牛头不对马嘴,答非所识问,但也很妙。孟子要他优先救济 社会上最困苦的四种人,这当然是要花钱的,而他却说我爱钱,舍不得花钞票啦! 这就像篮球场上的大国手们,你从后面紧逼盯人,我就来个转身,摆脱你。奈何孟 子还是不放松,对他说,这没有关系呀!周朝的先祖公刘,就是一位好货的人,而 且有诗为证呢!

公刘,据《周纪》说,是弃的后代。弃是唐尧的兄弟,到虞舜时,被封为后稷, 有相当伟大的德业,传到不(上穴下出)这一代的时候,因政治的衰退,不富丢了官, 就流亡异域,到戎、狄这两个外族之间的漆沮“自漆沮度渭,取材用”一带去求发 展(漆水源出陕西省同官县东北大神山,西南流经分阝县至耀县会沮水。沮水出耀 县北分水岭)。当传到公刘的时候,才又振作起来。《诗经·大雅》生民之什的 《公刘》篇,就是歌颂这段故事。

孟子又继续引用《诗经》的记载作补充说明。他说,公刘当年好货,但能推己 及人。他首先教导人民,因地制宜,努力耕作,增加生产。在秋天丰收时,将粮食 堆满在仓库里,还有许多粮食放不下时,只好堆积在仓外。另外,制造干粮,放在 橐里、囊里,以便人民迁移时,可以随身携带。由于仁心德政的措施,投靠他的百 姓愈来愈多,逐渐地便富强起来了。于是他又整军经武,把老百姓集中起来训练, 等这些都差不多了,才带了弓箭,装备着干戈斧钺等各种武器,浩浩荡荡地由漆沮 出发,回到他原来的封地豳邑,复兴他祖先后稷的旧业。所以留守的人有露天堆积 的米粟和充实丰富的谷仓,出发的人有包裹好的干粮,如此准备妥善,才向自地进 发。周代也就从这时开始,渐渐兴盛起来。

所以当齐宣王说他自己好货时,孟子却故意装作不懂地说,您身为一国之君, 喜欢财富是应该的。像周朝的先祖——公刘,创建基业时,也是积极地从事经济发 展。如果您也能效法先人积极进取的精神,从事生产工作,藏富于民的话,如此, 齐国得以富强,而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这不是很好的事吗?在这里,可见孟子的诱 导教育,以及紧逼盯人的技术,和齐宣王的推拖工夫是同样高明。

齐宣王的“太极拳”由“好乐”、“好勇”,这里又段数升高到第三段的“好 货”了。现在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好货的问题。

在中国文化中,有一句话,包括四件事:“声、色、货、利”。在历史上只要 帝王好“声色货利”,那个社会。国家,没有不乱的。这四件事,没有一件是好事, 全是坏事。而齐宣王对这四大坏事,没有不好的,他全都爱好。

后世一些读书人,读了《孟子》这一类的书,学了这一派的论调,每提到“声 色货利”,就视同毒蛇猛兽,像有剧毒一样的恐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声 色货利,没有不爱好的。只是对这四件事的欲望,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而已。孟子 这里没有从心理这一方面发挥,其实人人都是同样爱好这些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 同。只要扩充这大家都爱好的事,并导之正途,那么不但对社会无害,而且能收到 移风易俗的效果,反而是国家、社会、人民的福利了。我们所谓现代化的第一流强 国,正是“声色货利”最先进的国家。反之,就是尚在落后,尚未开发中的国家。

从这里,使我们想起齐桓公,他也有像齐宣王所说的三好。但在当时,他有幸 得到一位好帮手管仲,能在当世成大功,后世历史上成大名。让我们看看齐桓公与 管子对话的记载。

桓公谓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不幸好畋,晦夜从禽不及,一。不幸好酒,日 夜相继,二。寡人有污行,不幸好色,姊妹有未嫁者,三。管仲曰:恶则恶矣,非 其急也。人君惟不爱与不敏,不可耳。不爱则亡众,不敏则不及事。

齐桓公有一天对管仲说,我这个人,有很不正经、很邪门的三个嗜好,你看多 糟糕!怎么办?喜欢打猎,常常跑出去玩,有时追捕猎物,玩到天黑了还不肯回来, 第二天当然没有精神理政问事了。这是第一件事。

还有我喜欢喝酒,讲究口腹之欲,白天晚上都吃喝个不停。齐桓公好吃,是有 名的饕餮,天下所有的美味,他都找来吃。他的一个部下易牙,专以烧一手好菜来 侍候他、满足他。有一天,他吃喝得高兴了,对易牙说,天下的美味,我都吃过了, 可就没有吃过人肉,不知道人肉的味道如何。后来齐桓公吃了一碗以前没有吃过的 肉类,问易牙这是什么肉,易牙说是人肉。原来易牙杀了他自己儿子,来取悦于桓 公。因此齐桓公认为易牙很忠心。当然有人说连自己儿子都会杀掉的人,一点仁心 都没有,怎么谈得上“忠”。这是另一段公案,我们暂时不去讨论。易牙是坏蛋, 历史早有明证和定评了。但由此可知齐桓公的好吃好喝,到了什么程度。他自己也 对管仲说,这是他的第二件缺德。

他又说,更不幸的,我有比前面两项,更不干净的行为,说起来都难为情,我 还喜欢女色。好女色倒是小事,我的同宗姊妹中,还有尚未出嫁的。他的姊妹为什 么不出嫁,这当然是使他最难为情,难以启齿的话。只说这是他第三项劣行,就意 在不言中了,所以他的毛病可真大,比齐宣王严重多了。

可是管仲怎么说呢?他说,你这三个大毛病,的确很不好,坏是坏透了,但对 你现在来说,还不是最重的要的事,不一定要立即改正。事实上,管仲明知他一下 子改不过来。如果管仲说,要他马上改,反而会弄僵了。管仲只是说,一个作领袖 的人,如果没有爱心,不爱天下人,智慧反应都不够敏捷,这才是最大的忌讳。因 为没有爱心,不能“爱民”的话,就不会有群众和人民拥护他;不够积极,不能 “勤政”的话,就会政务荒弛。因此,“勤政爱民”,是领导人所最需具备的条件 (就是在管仲之后的孟子所说的仁政)。

这是管仲对君主辅助的一个范例。几千年来直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标榜管仲是 历史上的大政治家。他不但是政治思想家,也是实行家,连孔子都很推崇他。现在 管仲与齐桓公所谈的内容,和齐宣王与孟子之间的谈话内容是一样的。而谈话的态 度与方法,孟子与管子也差不多一样。所不同的一点,管子是站在大政治家的立场, 作臣道的建议和提醒,针对现实政治的具体做法而言。至于我们这位孟夫子,则更 偏重于政治哲学的原则,同时带着师道的诱导方式,在境界上当然比管仲更高一层, 可惜效果上,却差了许多。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孟子和管仲所遇到的两个主顾—— 老板,在人格、个性上,也有许多差异。因此,在历史上的成就,也就不相大同了。

其次,我们要讨论的“声、色、货、利”四事,我国历史文化上,几千年来, 都认为是要不得的坏事。直至国民革命成功,推翻清朝以前,大家还是看不起工商 业,尤其是看不起商人。过去习惯上所谓的士、农、工、商,商人被列为四民之末, 这都是中国文化受这些传统观念的影响,致使工商业不发达,科学不进步,而形成 中国文化呆滞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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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 03:2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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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列传》的一斑

中国文化真是如此呆滞丑陋的吗?我们不必归罪于什么理学家、道学家或哪一 家上去,只是由于少数读书人,把观念搞错了,把大家的观念带到歧路上去。中国 文化的本身,并非如此。历史上,汉代的司马迁曾经就“货利”的问题,正式提出 来谈经济思想。当时别人都不大注重经济问题,只有他特别注意,而在《史记》中 写了《货殖列传》,成为中国经济学上的第一篇传记,也是中国讨论经济哲学思想 的好著作。另外,《平准书》也是财政学上的重要资料。

司马迁看法与众不同,在当时大家看不起货利的时候,他却认为货利非常重要。 他提出来的第一位经济专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学生子 贡。接下来还有很多,现在我们择要摘录下他这篇文章,来作个研究。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 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娩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 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 说以吵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 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 出(木丹)、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 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 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进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 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 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 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 则财匾少。”财匾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 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大公 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 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湾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 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会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 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 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

《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日:“天下熙熙,皆为 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 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文中所述范蠡、子夏等人致富之道,从略。)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 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 致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顷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 胜数。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 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 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 技也,而郅氏鼎食。谓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 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辕,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 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史记》作者司马迁及其父司马谈,都是比较偏爱黄老道家的学术思想,尤其 是推崇老子的思想。他写的《货殖列传》,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话,描写社会到了富 强康乐,民主自由的极点,才能真正进入大同的理想境界,也才能达到老子所说的 无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老子前面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比邻的国家,国界相 接,或隔一条路,或隔一条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见,连鸡鸣狗吠的声音都听得 清清楚楚。而各国的老百姓,都能够吃得好,营养足;穿得好,没有穿打补钉的衣 眼;社会风气安定,没有不良分子的骚扰;对自己的事业、职业,都很满意,各人 安守本分。生活在这样安定快乐的社会中,人人都很满足,终此一生,都不会去羡 慕别人,更不会为了生存,而离乡背井去外地谋生。

本来老子的说法,在我看来,和儒家大同思想的说法并没有两样,不过老子是 对理想境界描写,儒家的《礼运篇》则是原则的叙述。二者都是根源一脉相承的中 国古代文化传统,如果一定要以表面的文字,把他们硬分为两派,是一件很遗憾的 事情。

曾经听一位青年人说,现在日子过得好,有了钱,退了休,就该环游世界一番, “到老死不相往来”,不出国门,活着有什么意思。出国走走,这是一种很时髦的 观念,而且也可增广见闻,但对于老子这句话的反驳,则似有断章取义之嫌。先从 近处说起,就在台湾的山区或农林中,还是有一些人,不但没有到过台北,甚至连 他居处的县治所在地也没有去过,一生没有离开家乡一步,但因生活过得安定快乐, 临终之时,心中了无遗憾。而现代许多曾经环游过世界的人,在他临终之际,或对 后代子孙,或对国家社会,或对他自己的一些事情,还是很不放心,带着满腔的无 奈而去。

也还有人说,至美国、或到欧洲,去求学深造,或发展事业又有什么不好?为 什么要“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也是忘记了这句话前面的“至治之极”,以及接下 去的描写。我们要反过来问一句,假如我们今天成为世界上经济力量最雄厚,教育 文化水准最高,科技最发达,军事力量最强大,社会也最安定的国家,那么你还会 想到外国去求深造,求发展吗?再进一步说,全世界,全人类,每个社会都达到了 这个水准,那么又有谁不愿安安稳稳在自己家乡努力,反而到处奔波劳苦,替别人 洗碟子、擦地板呢?现代的澳洲人,位于南半球,一般人过着太平日子,就很少往 外国跑了。不过,在现代也有一种反面的“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那是南北韩 之间的三十八度线;东西德的围墙;我们与大陆之间的一衣带水。由此可见,想要 达到“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类,都富强康乐 了,才能达到这个美好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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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 03:2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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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社会演变的趋势

所以司马迁说,人类最好往这种美好的理想去努力。但是近代(司马迁当时的 近代),一般人都只图声色耳目的享受。、已经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境界了。

接着他又发表他史家立场的意见说,神农以前的情形怎样我不知道。我所知道 的,像《诗经》、《书经》这些书上所记载的事迹、自虞、夏两代以后,由于社会 的演进,人们都偏好物质生活的享受,喜欢追求声色之娱,以及口腹之欲。身安逸 乐而汲汲名利,人人都如此,没有什么稀奇。这种风俗的演变,不是一天形成的。 自从虞夏时代开始,就逐渐转变成近代这个样子。社会风气到了这一步,你即使以 最高的哲理,挨家逐户地去劝他们,放下物欲,寻求精神生活的趋脱,也是没有用 的。

因此,自上古以来,最高明的为政方法是“因之”。依着百姓的本质和禀赋, 在立法行政上,很自然地把他们引到好的方向。

如果这样行不通,退而求其次,顺着他们的兴趣嗜好,针对他们重视现实的心 理,“利道之”,以利为引导,导致他们走到良善的路上。

“其次教诲之”,如果还是不能,于是用再次一等的方法,也就是用比较强硬 一点的方法,教育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对的,是不 可以做的。

如果仍然没有效果,这就只好用更次等的方法,“整齐之”,以法令来纠正了。 纠正不了的话,等而下之,“与民争利”,和百姓对立相争。

从这套理论来看,几千年的历史,都是等而之下,在与民争利之中。达尔文的 进化论“物竞天择”,也同样认为人类文化,是在竞争当中发展的。

司马迁这几句话,把人类社会演变的程度,以及人心不可挽回的超势,全都说 完了。我们无论研究政治、哲学,或者经济、历史,对司马迁这里所说,和孔子 《礼记·礼运篇》的叙述,互相参合研究,便可成为一部中国文化历史演进哲学的 专书。

其次,司马迁举出当时中国所发现的资源情形,也相当富饶,很有利用价值的。 但是现在我们新发现的资源,在质与量上都增加了许多,在这里不作详细的介绍了, 且看他对于物资利用的观点。

“待农而食之”,在当时的农业社会,许多资源技术还没发掘,社会经济的必 然趋势,当然是要依赖农业生产,才有饭吃。“虞而出之”,还要开发山林和畜牧 的资源。“工而成之”,然后将农林、畜牧的产品加工制造。“商而通之”,最后, 再由商业的经营,来流通农林畜牧和工业的产品,于是才能达到有无相济,各获所 需,不虞匮乏的地步。

接着他又说,这种经济形态的发展,是顺着人类社会的需要,而自然演变出来 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规定而来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 成的。而是大家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发展出来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各 尽自己的能力,换取自己的需要。

在商业的经营上,是“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也就是中国商业一句传统的 成语——“贱物不可丢,贵物不可收。”一样货品,价钱跌了,不要赔本卖掉。储 存在那里,将来一定回涨,甚至还可以加工制造,再卖出去,很可能还会赚大钱。 一样东西涨价了,贵了许多,千万不要一窝风地跟着去买,因为不久的将来,很可 能会跌价。所以,“贱价不卖,贵不买”。

“各劝其业,乐其事”。各人安于本分,敬业乐群。这种趋势,像江河的水往 下流一样,是很自然的发展,用不着特地订立法令规章,自然而然就来了。一切物 资的生产分配,也用不着刻意去营谋,社会上自然会有妥善的调配。这不就是老子 “自然”之道吗?

接着他又引据《书经》上的话,强调农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这些来自农林、 畜牧,以及工商业的产品,是富国富家的基础。虽然各地的气候、土壤、人力不同, 资源的储藏与开发也不一样,但经营得好就富足,经营不好就贫穷。上天是不会厚 此薄彼的。

像齐国的姜太公初被封到营丘时,那里靠海边,土里的盐份很重,老百姓很少。 当地的土质根本就无法耕种,简直无饭可吃。可是姜太公不为地理环境所困,他教 导妇女发展手工业。直到现代,山东烟台一带的刺绣、抽丝等工业还是很有名的。 在台湾具有这种技术的人,也在生产从事外销,可能就是从古老的姜太公时代所流 传发展下来的。除此之外,他又设法开发盐业和渔业,外销他国。齐国就此繁荣富 庶起来,“冠带衣履天下”,各国闻风相望,连服饰都以模仿齐国为时尚。不论是 靠山或临海的国家,都希望能到齐国去见识见识,一如今天世界各国的人,一窝风 地往美国跑一样。

后来齐国到了中叶,国力曾经一度衰落,直到齐桓公的时代,用了现在大家都 知道的,以经济政治为主,并以经商出名的管仲为辅相,把齐国的国势再度复兴起 来。他设立了九个有关财经的行政机构,设置掌财务的官员,行“轻重法”,而使 齐桓公完成他的霸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个人亦有富埒王侯的“三归” 建筑,爱好豪华,也相当奢侈。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国君近于朋友的关系,财 富可和其他诸国的国君相比拟。可是他使得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的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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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 03:23 | 显示全部楼层
八字终身运程详批


经济、文化、道德的连锁关系

司马迁引《周书》的话,并举出齐国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说明经济财富对政 治功业的重要以后,又引用“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名言,讨 论财富和德业的关系,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主张。因为礼节、仁义这些德 性,是以安定的生活与财富为基础的。一个君子富有了,就更乐于行善积德;而普 通的人有了财富,也就安守本分,不会作奸犯科。接着他又把财富比作高山大泽, 把品德比作山泽间的生物。水深了,自然有鱼,山高了,各种兽类自然繁殖其中。 沟里水浅是养不活鱼的;小山也隐藏保护不了大的兽类。换句话说,贫穷就难有高 超的道德修养,也难做出对人有益的善行。所以,有了财富,才能发挥出仁心义行。 一个人有了钱,如果再得权势,就更容易彰显善举。反之,既无势力,又无钱财的 他乡游子,自身难保,更何况其他。这是对有文化根基的中国而言,在文化低落的 边疆来说,财富对德性的影响就更严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都是为了一个“利”字。不论千乘之 国,或者万户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们都一个个唯恐受到贫穷的困扰,更何况一 般老百姓!

接着,他又继续举出范蠡、子贡、猗顿、卓氏、程郑、宛孔氏、师史、任氏等 十几位历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来强调财富和德业事功的 关系。同时他强调说,所举的这些人,还只是少数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继承祖业, 或世袭俸禄而来,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经营,把握了时机,去规规矩矩地发展, 以最平实的方法来赚钱,而以最高明的原则来守成。至于其他,以发展农林工商而 富可倾城的,或者富甲一县,或者称富乡里的,这些就多得数不清了。

结论说,靠自己的劳力,从小生意做起,一点点积蓄起来,这是谋生发财的正 道。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发大财也要靠机运。同时司马迁又强调,发大财, 还要有头脑,譬如用兵,要出奇制胜。于是他陈列出一些历史资料说,像秦扬这个 人,以种田起家,他的财富居然盖过了一州,等于现在富过一省。照理说,挖人家 的坟墓,偷盗葬物,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这样起来的;**说起来也是坏事情, 但桓发却因此致富;至于行贾,类似我们现在所说跑单帮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 意的行业,而雍乐成由此起家;卖油脂,当然也是低贱的行业,一身油垢,不受人 尊重,而雍伯就在这个行业中,聚积了上千金的财产;叫卖浆汤、油条,是小生意, 但张氏以此赚了千万的资财;磨刀,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技术,但郅氏以磨刀闻名, 人人找他磨,到后来发了大财,养了一大家的人,吃起饭来都是鼎食,气派大得很; 卖猪肉干、牛肉干,也只是小本生意,浊氏却因此发财,养了几十匹马。在现代说, 就是拥有几十辆汽车了。还有马医,古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不像现在这么高,兽医更 是如此。可是有一个兽医张里,家里开饭的时候还要敲钟,可见其富庶的程度。以 上这些都是因为专精一业,勤奋努力而来的。

最后他的结论说:从这些事实看来,致富并没有什么一定的行业,财富也不是 说一定永远属于谁的。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发财,懒惰的人就是站不起来。富有了自 然就显贵。一个富有千金的人,就像士大夫般地被人敬重。至于巨万富翁,就和王 侯一样享受。这不是上天所赐,也不是祖宗所给,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他这篇文章里,介绍那些商业巨子和大富翁的妙论很多。谈到好货的心理时, 曾经举出,像秦始皇这位暴君,对于财富也很重视。当时在四川有一个名字叫“清” 的寡妇,拥有大量的丹砂矿,富有得不得了,秦始皇还特别邀请她到咸阳,待以上 宾之礼二同时为她建筑了一座“女怀清台”。由此可见财富的重要。不但个人如此, 他也说到,国家非财富不能强盛,社会非财富不能繁荣。

我们看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的议论,再来看看明人冯梦龙的一段小文, 相互比对,倒是别有一番兴味:

人生于财,死于财,荣辱于财。无钱对菊,彭泽今(陶渊明)亦当败兴。倘孔 子绝粮而死,还称大圣人否?无怪乎世俗之营营矣。

究竟人寿几何!一生吃着,亦自有限。到散场时,毫厘持不去。只落得子孙争 嚷多,眼泪少。死而无知,真是枉却;如其有知,懊悔又不知如何也。吾苏陆念先 应徐少宰记室聘,比就馆,绝不作一字。徐无如何,乃为道地游塞上,抵大帅某, 以三十锰为寿,既去戟门,陈对金大恸曰:以汝故获祸者多矣,吾何用汝为!即投 之涧水中。人笑其痴,孰知正为痴人说法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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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 03:24 | 显示全部楼层


寡人好色

再来看齐宣王讲到好货时,孟子不朝这一方面多作发挥,只是又把重点引向了 王道仁政。其实在孟子之前的管仲的思想与理论,乃至在孟子之后的司马迁的思想 与理论,孟子都了解,不过他不讲,不走这个路,而始终诱导人君们向“道德”这 个方向走,这就是圣人之为圣人也。他告诉齐宣王,你好货没有关系,只要扩充你 好货的境界,做到了“藏富于民”,这不是很好吗?其实,他这句话的内涵,已经 包括了比他迟生四百年的司马迁一篇《货殖列传》的精义了。可惜的是,齐宣王听 不懂,这一句话头,无法接受。

这时候,齐宣王的下一招又来了,刚才一招没有推成功,他再来一个太极拳的 “野马分鬃”。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歧下。 是及姜女,幸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齐宣王说,孟先生,你有所不知啊!我不只爱财,我还有一个大毛病,我好色。 孟子说,不要紧,好色有什么关系。他又提出周朝的太王——文王的祖父——古公 亶父的事迹,他也有好色的档案,在《诗经·大雅·绵之篇》里就有记载,当年太 王为了躲避狄人的攻击,要迁往歧山,通宵整理行装。第二天一早,骑马出发,沿 着漆水、沮水,到了歧山的下面。带着他喜爱的外国太太姜女,到这里察看未来定 居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大王的国境之内,家家户户都是成双成对的,没有嫁不出 去、找不到丈夫的怨女,也没有娶不到太太的旷男。每一个家庭,都幸福圆满。现 在你齐宣王好色,有什么关系,只要和大王一样,把你好色的心理,扩而充之,使 全国百姓都能有美满的家庭生活,这岂非是大好事!你怎么还耿耿于怀呢?

这时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周朝七百多年的天下,诚然是肇基于太王在西歧的 仁心德政,而后才有武王伐纣的成功,同时在文化方面也发展出灿烂的成果。周朝 的根基,扎得很深远,很巩固,如果我们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穷本探源的话,那就 还要追溯到公刘迁自的生聚经营。自公刘又传了九世,到大王——古公直父的手里, 因避狄乱而迁到西歧,于流离播迁之际,又以百姓的宜室直家为要务,奠下了稳固 的政基。

因此,我们也可说,公刘开始了周代后来的工业,而太王更为这已开始的工业, 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如果拿建筑作比方的话,公刘就好比一个垦荒者,开拓出一块 建地。而太王则是架地梁、筑地基的人。文王、武王则负责盖起了这栋美仑美美、 坚固耐用的巍巍大厦。所以对于周朝,对于后世几千年来直到今天的中国文化,公 刘与太王都有很大的贡献。他们不但在政治上、私生活上,乃至其他方面,也都有 很好的德性,并不像一般只顾个人私欲的庸主。孟子在此举他们为例,而谈好货好 色,只是一种权巧方便,借此诱导宣王向他们的功勋德业看齐而已。

眼看孟子被宣王的一招“野马分鬃”,又推于千里之外,可怜兮兮的。但齐宣 王这一招,又被孟子破了,推也推不开,又落了下风。而且,齐宣王也不是什么好 色的人,为了逃避孟子,而硬把自己说成是好色之徒,这也是他的可怜之处。

奈何后世的人,读了这段书,发生了误解,以为太王和齐宣王真是好色之徒。 乃至一般好冶游的人,往往引齐宣王这句“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话来自我解嘲, 这真文过饰非了。

其次,有一点要附带声明的。诸位看了孟子引用的这段《诗经》,或许以为太 王专宠了一位妃子。其实不然,因为在夏、商以前,并没有分别后妃的明文规定。 国君的太太,都称作妃。所以黄帝、帝誉都有四个妃,而不见有后。一直到了周朝, 武王平定天下以后,才确立制度,天子立后,正嫡称后,其他的叫做妃。所以孟子 这里所说的“大王好色爱厥妃”,不能视为他冷落元配,而专宠一个姨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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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 03:2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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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与美

刚才说过,齐宣王的好色,不一定是真的,他只是用“好色”来打太极拳,企 图把孟子推开。事实上他娶了一位历史上最著名的丑女人作夫人,如果他真的好色, 怎么会娶那么难看的女人?这五女人就是我们常听说的“无盐”。其实无盐不是她 的名字,而是一个地名,她是在这个地方的人。她复姓钟离,单名春,用现在南方 习惯的叫法,应该叫她“阿春”。这位阿春丑到什么程度呢?依照书上的记载,可 真有得看的了。她的前额突出,而且特别宽,当然就形成了倒三角脸。眼睛深陷下 去,鼻梁又长得很高,倒似乎有点像现代的西方人。但那时代西方人还没有来到中 国,这深目高鼻的样子,在人们的视觉上就很不习惯,太别扭了。还有,一个女人 家,居然长了个大大的喉结,鼓鼓地突出来。很可能还缺乏碘质,脖子特别粗大, 衣领都包不住。背又是驼的,手指特别长,脚也特别大,头发又黄又乱,像秋天的 一堆枯草,皮肤像黑漆似的。假如把这些特征画出来,可真是不堪入目。当然,这 副长相是嫁不出去的,当她四十多岁的时候,还是“小姑居处尚无郎”哩!

一天,齐宣王在他曾经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乐乎”的雪宫里,大摆筵席,招待 天下的美小         姐们,正在兴高采烈地饮酒作乐时,我们这位奇丑无比的阿春小         姐,穿 了一身又脏又破的衣服,来到了雪宫,求见齐宣王。宫门口的警卫们看到她又丑、 又脏、又破,当然伸手一把拦住,不让她闯进去。她却理直气壮地说要见齐宣王。 雪宫的卫队长看见她这副样子,居然要求见齐宣王,也许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蛮 好玩的。同时,因为太违反常情了,也许真的是什么异人,也不敢怠慢,原原本本, 去报告了齐宣王。齐宣王听到报告,也感到奇怪,正是雪宫里美女如云的时候,一 个丑女子求见,总该不会来赛美的,于是也好奇地召见了她。见面后,齐宣王问她, 你一普通老百姓的妇道人家,今天要来见我,难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大本领吗?你 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本事呢?阿春说她会打哑谜。于是齐宣王要她打一个哑谜给 大家猜猜。阿春就做了九个动作,把眉毛眼睛斜斜地向上一翻;咧开厚嘴唇,露出 一排凹凸不平的牙齿;举起一只手指与手掌长度不相称的手,另一只手拍拍自己的 膝盖。做了这么些个怪异的动作,可以说丑上加丑。她还问齐宣王,懂不懂她这几 个动作所表示的是什么意思。齐宣王当然不懂。

于是阿春解释说,我翻眼睛,是告诉你敌国快要打来了,你危险得很;露牙齿, 是告诉你,左右大臣都要不得,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她又建议齐宣王不要用王(马 雚)、驺衍这班人。她最后说,你好色是要不得的,你应该娶我,表示你好德不好色, 而且我非正宫娘娘不干。奇怪的是齐宣王果然娶了她,并且封她为无盐君。这是很 尊贵的封号,像当时的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等等,都是不得了的人物。阿春虽 然反对驺衍这一派的人,但却尊敬孟子。总之,从这段丑夫人的记载可以证明,齐 宣王并不好色。他自称好色,只不过是和孟子打太极拳使用的招术而已。

在我们中国历史文化上,素来是反对好色的,但很妙的是,却允许帝王好色, 三宫六院,甚至更多也无妨,愈多愈好,而且建立制度规章,法令也明文规定。儒 家讲了几千年的不可好色,但却没有改变了哪一个帝王这种好色的生活。想来帝王 也是教化之民吧?英明的帝王好色,美色只是生活的点缀,并不会影响他的事功。 差等的皇帝,一沉迷美色,就昏天黑地去了,亡国灭家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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