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什么晚年喜欢《易经》


　　关键语词：孔子也有形而上学
　　这使人想起牛顿晚年专注于神学的故事。牛顿虽专注于神学，但在神学上却无大成就。这似乎也类于孔子。孔子在形而上学上也没有太多的论述。
　　后世认为，孔子只谈人伦之道德，而不谈形而上哲学。老子道：“大道隐，有仁义。” 庄子认为儒家乃小道，后世喜欢佛道学说及哲学的学者都认为，孔子讲的只是人道（人伦），没有天道之论述（形而上学），中国形而上先由道家后由佛家来承担。
　　但笔者以为，一般人只知其《论语》（其弟子所为），而不知其深意所在。何况《论语》乃前期所为，后期则不然。《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大概是从孔子积极入世的精神出发，后人认为孔子晚年喜易，也是专注于“小道“，即人道。柳诒徵之《中国文化史》孔子一章中举了这样一段话：“《易》经中孔子所明，第可曰伦理学，或曰伦理的解释。”但是，紧接着又道：“孔于圣人，决非不解《易》象之哲理。第孔于一生志向，专以对人宣明伦理一门，作人世法，至孔子之真实本领，哲理一门之出世法，始终未欲与世人道之，此正是孔子之高大处。故至今儒家所知之孔于，第知孔子本领之半而已。”
　　他是道出了孔子不为人知的另一半。孔子对《易》的解释如下：
　　《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系辞》：“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
　　黎鸣也说：“孔子的一生，实际上是受易经思想的影响逐渐展开的。最明显的是孔子自述的一生六段、编选‘六经’、‘六纬’，以及孔子本人的精通‘六艺’等等。什么都与‘六’有关，这明显与周易六十四卦的六个卦位相关。”
　　但是，我们知道孔子行教是早年就开始了，并非老了之后。如果说孔子中年编六经和六纬只是在形式上合于易的话，可晚年就不同了。孔子“作《春秋》”时，是有强烈的冒天下之大韪的勇气和悲愤，《春秋》不能流传下来也是因为耳不顺，对时弊臧否太多。但在他对一生进行自述时就不同了，他说：“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孔子自述时已到晚年，正是孔子喜易之时，按他对时弊的认识，和他强行在天下推礼的态度，五十岁是不可能知天命的，六十岁更不可能“耳顺”的。这种对天命的认识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当时盛行的巫术，即敬鬼神，孔子也敬；另一个大概来自于易经。而“耳顺”完全是对世间万事万物有一种通融的态度，即不再固执了。至于“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更是对易经的深切认知和践行。
　　我们总以为“中庸”之道是孔子的发行，其实是易经的思想。老子的《道德经》中关于易经这一思想的发挥是以辩证的方式出现的，虽与中庸不同，但与中庸有同样的意蕴。在《道德经》中，诸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的句子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孔子说“过犹不及”其实也是这个道理。老子的哲学求静，而避难；孔子的哲学求动，而立行。看起来是背道而驰，实则道的不同方面而已。
　　现在我们有些人把老子的哲学称为“真理”，而把孔子的哲学却看得很低，其实是知其而不知其所以然。
　　柳诒徵认为：孔子“其于形而上之原理，与老子所见正等。《易》之神妙，正赖孔子发明。”《论语》称“子不语怪、力、乱、神”，而《易?系辞》却屡言神，如“阴阳不测之谓神”，“蓄之德圆而神”，“神以知来”，“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鼓之舞之以尽神”之类。
　　难道是孔子晚年对自己的思想有大的波动？
　　这极是可能的。就像牛顿始终不能得出地球是怎么动起来的，他晚年虽然皓首穷经，却也难以找到答案，于是他只好低首于造物者。孔子也如此吗？
　　孔子一直称道不可知，道不可言。他还教导自己的弟子说，初闻道，夕死可矣。这并非说他不懂道。孔子晚年对易的研究，使他萌发修订易经的意念。易经既经他修订，还受他补充。谁能说他不懂易经？
　　老子的哲学发端于易经，易经乃中国文化的玄牝之门，也乃中国文化形而上之标志。但孔子对易经的修订与补充，还是贯穿了中庸之道。至于这中庸之道，是否就是子思等所说的中庸之道，就是另一回事了。孔子认为，中庸之道是难以达到的。《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似乎孔子的中庸也与易经之精神一致，是有玄机存在的。
　　这样说，是不是孔子否定了他早年的思想和行动呢？按中国一般学者之尊老贬孔的说话，孔子若有形而上学，就不会有这样的人伦观念。这种认识其实是非常浅薄的。苏格拉底是形而上的代表，但他仍然强烈人的实际行动；柏拉图也一样，他始终强调的是美德，这与孔子的一些论述极其相近；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孔子是极其近似的，他们都是传统的集大成者，即知识与技艺的传承者，同样也是新文化的开创者，是古代教育的先行者。西方所谓的这些行而上学者其实从本质上更注重现世人生的实践，这是西方哲学精神的重要取向。西方哲人重要的是实践，苏格拉底宁愿坐穿牢底，也不愿放弃自己的真理（其实上与孔子所持的仁与礼是共同的），这一点似乎与孔子更为接近，而老子更为遥远。今天有很多学人尊重西方的文化，过分地崇拜西方的哲人，却又极力贬损中国的孔子，对孔子没有深入地研究就武断地下结论，是不明智的。  
　　试想想，如果孔子没有形而上学的支持，他怎么能够“吾道以一贯之”呢？稍稍懂点哲学的人应该知道，形而上学是形而下的道，若只有形而下而不懂形而上学，其行动怎么会“以一贯之”呢？其实何为形而上学？不就是超越自我，达到世界与自我共体的认识吗？孔子的大同世界，孔子的道，孔子的仁，难道不是形而上学吗？
　　所以，当我每每看到人们说“孔子晚年喜易”这句话时，心里便一动，似乎看见孔子被人冤枉后仍然无所谓的从容模样，似乎又听见他说：逝者如斯夫！

孔子与《周易》


　　孔子学《易》之前只把《周易》看作占筮之书，并且他不主张占筮。针对“夫子老而好《易》”的情况，子贡批评道：“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这说明子贡和“它日”的孔子都仅仅把《周易》看作卜筮之书。“它日”当然指孔子学《易》之前。在当时的孔子看来，没有德行的人才趋向神灵的保佑，缺乏智谋的人才去频繁地占筮。子贡在“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之后说：“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这个“今”字说明“逊（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也是孔子的“它日”之教。就是说，只要“孙（逊）正而行义”，人们就不会感到疑惑，因而就没有必要进行占筮了。
　　孔子曾一度热衷于占筮，并且非常频繁。从孔子“吾百占而七十当”一语可以看出他的占筮准确率为70%。不主张占筮的孔子为什么一下子变得笃信占筮了呢？我认为这和孔子周游列国期间诸事不顺有关。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异常复杂，就连足智多谋的孔子也显得力不从心了，所以到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不得已搬起了《周易》，通过占筮来决定未来的吉凶祸福。这正应了“知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它日”之教。
　　频繁地占筮，很自然地使孔子对《周易》的文字细加玩味，以至于“不安其用而乐其辞。”他如此喜爱《周易》的文辞，甚至连其占筮之用都忘记了。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形成了对《周易》的全新认识。他发现，《周易》有“古之遗言焉”。此“古之遗言”，当指文王遗教。因为在孔子看来，“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这和孔子“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之叹，若合符节。在这“古之遗言”里，孔子发现了《周易》所蕴含的深刻哲理：“故《易》刚者使知瞿，柔者使之刚；愚人为而不忘，灵人为而去诈。”这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周易》之“德义”。
　　孔子发现《周易》的“德义”以后，当然把“德义”放在首要的位置：“我观其德义耳也。”尽管如此，他并不因此而否定占筮，只是把占筮放在次要的地位，即“我后其祝卜矣”。从而，孔子将《周易》的内容分为三个层次：“赞”、“数”、“德”。三者的关系如何呢？孔子认为：“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O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德”是最高层次，是《周易》本质的体现。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则为“史巫之筮”，皆未得《周易》之真谛。
　　孔子学《易》后，虽然不否定占筮，但也不主张占筮，强调以德行仁义来求福求吉，而占筮只是最后的选择：“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这和“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它日”之教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孔子学《易》之前和学《易》之后是一以贯之的。其实，在孔子看来，没有德行的人，神灵也不会去帮助他，所以这种人也不必占筮：“‘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
　　由于孔子晚年特别喜好《周易》以至达到着迷的程度，所以他留下了大量关于《周易》的言论，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存到现在。它们和其他西汉以前古书中连续记载的有关孔子的文献一样，并非假托，当为《论语》类文献。孔子晚年（很可能在六十八岁返鲁之后）曾对成于他之前的几种《周易》文献进行过系统整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