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主要成就、历史地位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弹劾”龚自珍

　今年是王国维去世80周年，让我想起了他的一件旧事:一生浮泛情海的龚自珍，极擅借诗词来摹状男女情感纠葛，晚年写有一首轻盈绰约的绝句：“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王国维读后，斥之为：“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每读《人间词话》至此，总不禁莞尔。

　
　龚自珍学究天人，才华宏富，作诗多缠绵悱恻、婉约生姿之句，行事则任兴驰骋，风流不羁。如：当时科举取士，看重方正乌亮的“馆阁体”书法，龚因不善书而不得入翰林，竟教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学“馆阁体”，逢人言及翰林，龚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犹足道邪？吾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龚又嗜冶游，好赌博，晚岁学佛。平居无事时，非访妓，即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一生艳事多多，尤其世传他和当时著名词人顾太清有瓜李之嫌的“丁香花疑案”，更是扑朔迷离，虽然北大名教授孟森钩悬决疑，竭力为龚、顾辩白洗刷，可这则浪漫故事并未因之偃声息语。

　　后人论龚自珍性格诗文，惯采其常用一词品题：“剑气箫心”。“剑气”，指狂侠之气；“箫心”，指怨抑之心。就是说龚一方面以天下为己任，纵议国家兴亡之计；一方面选色谈空，以风怀与禅悦自娱。检索《龚自珍全集》，能体现“剑气”的论、议、表、启、笺等篇章和诗词固然不少，但稍加推敲，便发现不过是漂亮词句包裹的一堆空话而已，那是传统书生勃抒胸臆、慷慨论政的续响遗韵，大可不必过于当真；倒是咂品那些饱蓄“箫心”的诗词文赋，并证之以时人录记的龚平素言谈举止，还真让人想见这位艳骨奇情、独立无俦的诗杰风姿。

　　和勇开风气的龚自珍一样，王国维也是一位领异标新的英才；但与龚的贡献主要在文学创作上不同，王的主要业绩则体现于学术研究中：他精通英文、日文，能够阅读德文版哲学原著，是中国学人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现代西哲的先驱；所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文学界至今仍奉为经典名著；而他的甲骨学、“古史新证”、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和古器物学研究成果，更是当代史坛无法逾越的学术空间——从知识结构上论，王国维真正做到了化合中西，贯通今古。但于人生态度上看，他还是以汉代班固《白虎通德论》中所说的“三纲六纪”为行动指南，而没有选尼采的“上帝死了”作人生格言。正是思想深处固守传统主义，满清被推翻十多年后，他仍应逊帝溥仪之召，充任“南书房行走”，至死以前清孤忠遗老自命，成为革命者一再诟病的话柄。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却处处严谨自持，不营生计，不图享受，潜心钻研学问。晚年虽盛名满天下，仍心无旁骛，甘为一介清白寒士。

　　王国维有一则逸事，研究者大多未予关注，却极能反映其立身处世之风范。在其弃世前数日，他曾受托替时为其学生、后成著名历史学家的谢国桢题写扇面。王书写了唐末韩偓的《即目》和《登南神光寺塔院》两首七言律诗，可题款时，于谢国桢名后，误植一“兄”字。友无论年齿幼长，皆可以“兄”相称，此为旧时礼数。但师称弟子为“兄”，就悖逆礼节了。于是，蹈湖当日，王国维先赴清华研究院，依常处理教务，并用墨笔在为谢题写的扇面上涂改“兄”为“弟”字——如此，既遵行了传统之礼，又融入了王氏待人接物的一贯谦和。做毕这桩事，他才乘车到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徘徊片时，方毅然自沉。其时适为榴花盛开的端午时节，认真而不苟且的屈原也是这个时节自沉的。

　　明了王国维是这样一位事事顶真的粹然儒者，也就不难理解狂放的龚自珍在他眼中是多么离经叛道了。

　　在前几年曾鼓噪全球传媒的“拉链门事件”中，起诉克林顿的美国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和克林顿年龄相同，人生经历相仿，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却迥然相异。斯塔尔凡事坚持深层道德传统观念，为了弹劾克林顿“这个不道德的人”，竟然花费纳税人4000余万美元，搜集整理了约3000页克林顿性丑闻调查报告，包括莱温斯基穿过的一条海军蓝色长裙在内的17箱物证，将“现任总统”克林顿“砸”得灰头土脸，好生狼狈。

　　王国维不是独立检察官，他寻不出龚自珍的那条锦瑟佳人“海军蓝色长裙”作法庭物证，也无法提请国会弹劾龚。于是，只有将自己的弹劾之举，放在《人间词话》中去实施了。

·王国维的学术三变与其它

一、学术三变
　　
　　　　王国维学术研究有以下几个阶段的转折与变化，也可以说王一生有其"史学三变"的经历。以1907年为界，在此前主要是哲学研究。而主要是对康德、叔本华与尼采的介绍与研究。他叙述自己致力于西洋哲学研究情况说：西洋哲学研究开始于1901年春天，读汗德（Kant）（即康德）《纯理批评》（即《纯粹理性批评》写于1871年是康德的代表作），苦其不可解。接着读的是叔本华的书，大好之。结果一直到1904年的春天，皆与叔本华为伴，自称"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他做《红楼梦评论》也全以叔本华观点为立脚点。后来他发现叔本华思想多阐发主观而少"客观的知识"，又回到对康德的研究。显见他思想最早还是康德与叔本华的结晶。
　　
　　　　1903年至1906年是他哲学研究领域收获甚丰。1903年于通州师范学堂任教，时读叔本华与康德之书。是年撰有《哲学辨惑》、《叔本华像赞》、《汗德像赞》。并译有《西方论理学史要》。1904年有《尼采之教育观》、《叔本华之遗传说》、《康德之哲学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叔本华与尼采》。至1906年，三十岁时撰有《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这时写《红楼梦评论》（1904年）所用观点大抵叔本华思想。
　　
　　　　需要说明的他这时将东西方哲学研究做紧密结合。在研究叔本华、尼采与康德同时，还将很大精力倾注于儒学、诸子乃至清儒思想的研究。
　　
　　　　他在1904年28岁时著有《孔子之美育主义》、《国朝汉学派戴阮两家之哲学说》。1905年撰有《周秦诸子之名学》、《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荀子之学说》、1906年三十岁时又有《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原命》、《孟子之伦理思想之一斑》、《列子之学说》等。至1907年又著有《孔子之学说》，另有《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
　　
　　　　他注意将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做比较研究，而获独到心得。在他看来，中国哲学有"实际的倾向"，而此性质于中国北方之学派中尤见其显著。这是一种"生活主义"的哲学，是北方哲学的一大特点与宗旨。他强调理论哲学不适合中国人之个性，而中国人的个性"其彻头彻尾实际的也如是也"。
　　
　　　　也就是这样的原因，中国的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
　　
　　　　1900年至1907是辛亥革命的思想与组织准备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处于动荡与变革中。一方面是西方学术传入中国，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反省与再思考。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大工程已经启动，直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爆发，达其高峰。对此王国维做出思想反应。这方面的文章有《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论平凡之教育主义》、《教育小言十二则》、《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还著有《教育家之希尔列尔（即席勒）传》、《去毒篇（雅〈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参考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2页，《王国维学术简谱》。
　　
　　　　王国维的第二个学术阶段由哲学转向文学的研究。1907年他经罗振玉介绍得到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禄的赏识，此后即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并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他在本年的6月发表《三十自序二》，论己学问已由哲学转向文学，兴趣所致，则主戏曲之研究。这个时期大体延续了4年左右。时间是1907年至1911年。不过这也是一个大致年代的推说，其实早在1906年他已有《屈原文学之精神》，表现了他的民族主义情怀。1906年他已集数年所填词(1904-1906年)61阙为《人间词甲稿》。1907年成《人间词乙稿》。《人间词话》是王重要研究成果。1908年他在《国粹学报》上刊出《人间词话》前21则。1909年中又于《国粹学报》第49期与第50期分别将《人间词话》刊完。直至1910年又将《人间词话》64则作修订，并加附记。王的文学研究直到1913年还余音犹在，并获得新的重要成果。这就是他在此年撰成功《宋元戏曲考》。
　　
　　　　1911年是王学术的最重要的分界线。此年为宣统三年，时35岁。他随罗振玉全家迁往日本，滞日5年之久。从此后他的学问发生了重大转折，学术历程转向第三变化期，将主要精力置于经史小学与历史地理研究。尤在用甲骨文考证古史方面作出里程碑式的贡献。
　　
　　　　1912年罗振玉藏书运到日本，存于京都大学，此为王国维研究创造了条件。1914年，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乃为现代西北古地理研究的重要著作。是年他为罗振玉撰《殷墟书契考释》作校写，作序与后序。1917年王国维于古史考证方面所获最丰。2月，王归国，开始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还酝酿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是年9月又撰成《殷周制度论》。9月8日，致罗振玉信云："《殷周制度论》至今日始脱稿，约得二十纸。此文根据《尚书》、《礼经》与卜辞立说。惟近久不为名理之文，故尚嫌未能畅发，且存此以待后日修补耳"。
　　
　　　　1923年溥仪召王为"南书房行走"（五品）。
　　
　　　　1925年吴宓负责筹办清华研究院，聘王为导师，就任。此后他的研究转以西北地理及元史为主。是年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古史新证》。
　　
　　　　以上是王国维的学术三变的大致路途。从他学术演变的过程将可以对他的学术思想与成就作简单的叙述。而本编则主要叙述他的文化建设观点及在建立中国民族史学方面所做的贡献。
　　
　　　　二、"纯粹哲学"的吸纳，深层文化的忧思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两支基本队伍。一是旧文化的破坏派；一是新文化的建设派。不能说两派所主观点截然相反，在促进中国文化改组，推动中国文化复兴方面，他们目标大体一致。只是建设"工程"中所选择的"工种"不同。一为"破坏"，将旧文化解体，将旧文化的"老房子"平为废墟；一是废墟上建立新屋，即适应时代的中国崭新的文化建筑。旧建筑一旦毁坏，新建筑一旦开工，则又有一个建设新建筑的材料选择的问题。破坏派主张选择西方材料，而建设派则主张将中国传统材料做更新后重新使用。这样，中国现代一切有关于文化建设的争论，大体集中于两个方面：要不要将旧屋撤了,或同意撤，撤到什么程度；建造新屋，是全选西方材料（全盘西化）还是全选中国传统材料，抑或中西合用。假如是一个文化的保守派，首先他不同意将中国封建文化的老屋撤毁，再就是拒绝一切西方文化资料的输入。事实说明，王国维对西方学术抱欢迎态度，决意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以助本土的文化建设。他开展叔本华、尼采与康德研究，在观察与吸收西方文化方面，更具深度。
　　
　　　　王在1905年写有《论近年之学术界》有以下的观点。首先他认为学术与文化是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中的，而在文化进化过程中"外界之势力之影响学术，岂不大哉！"。他将中国文化发展立出一个进化表来，自周之衰，文王与周公的势力逐步瓦解，于内是国民智力的成熟，于外政治纷乱的不断，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社会之需要，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说，于道德、政治、文化上"灿烂"。王将这个时代称为"中国思想的能动时代"。至汉武以降，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也但守师说，无创造之思想，"学界稍稍停矣"。他对佛教的东传，乃是抱持一种肯定发态度，值中国思想逐步走向僵化之时，佛教的出现，使中国学者"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他取得佛教之输入中国使中国进入"思想受动之时代"。他肯定宋儒的作用，在于使中土思想与佛教思想得以调和。中国思想由此走出停滞的低谷，"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总之，中国思想有其能动之时代，有其停滞之时代，外国思想进入中国绝不是坏事，而使其由停滞而受动，由受动复转入能动。"至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也。"
　显然他对西方学说，不是惧怕，不是回避，不是抵拒，而以兴奋之情，一路鼓呼，迎它过来。因为犹如佛教之东传中国，必将使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一个大转化，由停滞而入"能动"。他也看到外域思想传入古则易，今则难。原因就在于"唐宋之前，孔子之一尊未定，道统之说未起"，学者也不似今日，有"入主出奴"的思想，"故其学易盛，其说易行"。然而他还是坚决反对拒斥西学的态度，"疑思想上之事，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此又不然"。何者？"知力人人之所同，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之所不能解也"，因而苦痛，因而怀疑， 因而有于思想真谛之渴求。一种思想毋论来自外国或出自本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故不必去讲求其出自本土还是来之域外，尽管拿来即是。或许外国思想"其观宇宙人生也"，在方法或表述上总有不同，然取来解决人生之问题，是一个最终的目的。不顾此目的的重要，而纠缠于"彼此之见"，"此大不然者也"。
　　
　　　　王国维力主引入西方思想，有他的道理。他总觉得，思想有政治思想，有道德思想，此总是维护帝王的利益，总是对社会发生直接的功利。殊不知在以上两类思想之外还有灵魂的思想，心灵的精神。此类思想与前叙思想不同，看来不是直接为"社会"服务，却绝对是为救度精神的饥荒，充塞灵魂的空虚，护持心神的安住。一个社会既不可少政治与道德的思想也不可无心灵的精神。唯心灵的精神是"纯粹之哲学"。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说到这样的问题。他感叹云，中国的哲学家只是提及前两类的思想，只是为政治服务。"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于此对应，他们虽是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政治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断裂的时代，而他本人又极具敏感的气质，"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对精神的疾患益觉难耐。他对中国哲学不满以至失望，忧结的思绪终与海外哲学相连，灵智的慧目终于投射于康德、叔本华与尼采。
　　
　　　　思想现代化的道路，或者说文化建设的历程大抵是采纳西学，融会中学的道路。就采纳西学而言，又经过三个层面。其一是对西方器物文化的接纳，其二是对西方制度文化的采择，其三是对西方心灵文化的领会。这三个层面呈互为表里，逐层深入的态势。人们对西学的受容过程，工具器械文化的接纳在先，制度文化的采择于中，心灵文化的领会于末。就难容易程度来说，接受西方的工具文化最易，接受制度文化已难，而领会西方心灵文化（即王国维所说的"纯粹哲学"）则最难。在王国维的眼里，西方算术、天文、地理知识的传播于中国，"此等学术，皆形下之学"，即使严复译书，耸动一时，也也只是功利论，"故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即是工具的，非心灵的。此种学说，也仅于"社会"有益，"此其所以不能感动吾国之思想界者也"。也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王国维才在他刚踏进学术已经的领域，就将"纯粹哲学"即心灵文化选为自己主攻科目。也正因为此，王国维可称是最早将西方心灵文化引入国内，进而关注中国心灵文化建设的知识人中的一个。
　　
　　　　对新语言的接受与欢迎，是王国维欢迎新学的又一体现。他有《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表达以下思想：近年来在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言语代表着国民的思想，观语言国民之思想即可知。如影随形，语言因时而变。周秦之语言至翻译佛典时已"苦其不足"。当世之语言，至翻译西籍时也"有苦其不足"者。世事迁移，语言不变是不可能的。就今日来说，中国文化语与西方文化有异，"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故此原因，西方"语言之多，自然之理也"，中国向西方学习原因也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他又指陈："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10年之前，西洋学术之输入仅限于形而下之学，故对中国文学语言的触动不大，而近数年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致使中国语言发生莫大变化也是时势所促成。他肯定日本学界新出之语言传播中国的必要："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国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对此情况，好奇者滥用之固为无益，而"泥古者唾弃之"，也属"非也"。
　　
　　　 1911年2月王为罗振玉创办的《国学丛刊》做《序》提出了"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的观点。从这个材料可以看到，王国维在吸收西学的时候，并不主张全单照收，"学无新旧"说的是搭建中国新文化，要注意新潮之学与传统之学的结合；学"无中西"说的是中国文化改建，需要中西调和；"无有用无用"，固指历史求真考据的必须，联系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经历，则说明他对"纯粹哲学"与文化心灵层次的关注。以上分析是否已可证说本节开头对王国维的评价。王不仅不是文化的保守派，且在中国人传输西方学说方面有过"突出贡献"。不过王国维的思想毕竟有其很大的局限性。他主张吸收西方行上之学，而对西方政治伦理乃至科学论却表现出另类的态度。"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对此他是不满的。他一方面是吸收康德、尼采与叔本华的思想，一方面又反对西方政治伦理思想，他对西学的接受是有选择，有方向的。他在抽象的学问上，倾向于西方，而具体政治态度却明显的表现为后退,后来甚至对前半生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主要指对西方形上思想的研究）也有否定意向。至日本后，尽弃前学，取《静庵文集》悉烧之，又弃宋元文学。此乃王一生不解的精神矛盾，使其陷入极大的思想苦痛之中。
　　
　　　　三、追寻民族的"记忆"，探找种群的根脉
　　
　　　　王国维的内心总有一个求实与求信的紧张冲突。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心冲突，他可能就不会去研究文学，以后也走不到中国古史学的研究道路上去。
　　
　　　　他在《静庵文集》自序二中说：自己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之说大抵"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都是自己所喜爱的，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论理学上之快乐争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为他遇到的最大苦恼。他审视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是做一个诗人，或是一个哲学家，他日以何日终己身体，"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静庵文集》《自序二》。对于哲学研究他有以下的思想：以自己的学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衡量下来，"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由此可见，在王国维写他的《静庵文集》自序时他已经决计离开哲学（或说是哲学史）研究的领域了。他最终走向了"知识论上之实在论"的道路。
　　　
　　　　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关怀，也促成王从事中国古史研究。对于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动态。王以下一段议论很能说明问题："是以欧战之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大学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礼"。
　　
　　　　王从事古史研究有他自己的理论，此即为了两重证据法。他在《古史新证》中对这个观点作了最清晰的解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印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他曾说凡是有大学问出皆有一个大发现与之相伴随。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则有宋以来古器物与古文字之学。晋时的汲冢竹简出土，"同时杜元凯之注《左传》，稍后郭璞之注《山海经》，已用其说。"故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一个史学隆兴的时代大抵是史料丛出的时代。王国维认为中国世纪初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他指出史料新发现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甲骨文字。其二是流沙坠简。其三是敦煌写书。其四是内阁档案。其五是东方文字。而近年以来最大的出土则是甲骨文字。
　民国6年(1917年)王国维写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续考》运用地下发现与地上文献的双重印证，也即他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取得了重要成绩。《史记》中有《殷本纪》记殷祖先名号即所谓王统。司马迁是公元前一世纪的人，他根据什么知道公元前20世纪到前15世纪的事？可信何如？这是萦回在近世史学家头脑中的一个疑问，因此对其求证变得十分必要。王国维通过对安阳小屯甲骨辞的研究证实《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是基本上正确的，又纠正《殷本纪》在殷祖先次序排列上的一些错误。王国维的努力，有力证明甲骨文的史料价值，甲骨学由此成为一门科学。
　　
　　　　王国维有《殷周制度论》。此论认为，周之所以定天下，是因其制度开始的。周人之制度有异于商者，其一是立子立嫡之制度。由是而生宗法与丧服之制，再则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其二是庙数之制。其三是同姓不婚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他说，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这并是附会之语，而是有确切的事实根据的。
　　
　　　 《殷周制度论》论武王时例说，当武王之崩，天下未定。以周公"勋劳最高，以德以长，以历代之制，则继武王而自立，固其所矣。"而周公没有这样做，乃立成王而自摄之，后又返政于成王。其所以摄政，只为时局未稳，为"济变"也。他论定，由是以后"子继之法，遂为百王不易之制矣"。
　　
　　　　王论说传子之制的发生是历史的进步，其达到的目的就是"息"争，可以使社会稳定。"兄弟之亲本不如父子，而兄之尊又不如父，故兄弟间常不免有争位之事，特如传弟既尽之后，则嗣立者当为兄之子欤？弟之子欤？以理论之，自当立兄之子：以事实语之，则所立者往往为弟之子。此商人所以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乱，而周人传子之制，正为救此弊而设也。"
　　
　　　　他考证中国宗法制度的产生原因在于：是故由嫡庶之制，而宗法与服术两者生。商人无嫡庶之制度，故不能有只能国法，纵然有之，也是也不过是合一族之人奉之贵且贤者而宗之。其所宗之人，固非一定而不可易，如周之大宗与小宗。"周人嫡庶之制，本为无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复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于是宗法生。"《殷周制度论》。他又论丧服，其大纲有四：曰亲亲，曰尊尊，曰长长，曰男女有别。无嫡庶则有亲而无尊，有思而无义，而丧服之统发生紊乱，所以殷以前的服制，即使也另成一个系统，但是究竟不如周制之严密。
　　
　　　　王国维的古史研究具有极重要的社会意义，诚如郭湛波所云：王国维继考证学之续，由古籍至古器物。然后至甲骨文，而甲骨文"适为中国社会史之据"。
　　
　　　　上世纪初，活跃于中国古史研究领域中最有影响的是胡适的实证派，与胡适观点相近的傅斯年史料学派顾颉刚的疑古派。这三家实是一家，在批判传统，以实证与存疑论为工具怀疑古史方面思想一致。王国维有《古史新证》，此为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讲义。这部著作阐述研究古史的方法："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拟与疑古派在某些方面观点相近。但也有区别，他有以下一段话："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判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的充分之处理也。"。《古史新证》第四章中更议论云：商之先公先王既见之于殷卜辞，由是观之，《史记》所叙之商一代之世系，虽有小错其"大致不误"，总体可断。由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他进一步推断：而由殷周之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世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他还强调如下的史观，"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
　　
　　　　总述以上，王国维终其一生，学术三变，介绍康德、尼采与叔本华思想于中国、开展宋元文学研究，最终从事中国古史研究，创获巨大。而以二重证据法为指导，从事中国古史研究，成果累累，更誉满学界。历史是民族的"记忆"，文化是种群的根脉。王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根源的探寻、求信与确认，于中国人确定历史认同，维护民族自尊，功莫大矣，也于中国文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石。这是我们纪念王国维的最大的理由。至于王学术思想与政治制度的矛盾，由此矛盾的不解而终至沉湖，也留为永世的话题，启人无尽的深思。

王国维的诀别

　192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政治风云突变的年份。而对于
王国维来说，这一年同样也不寻常，因为正处于壮年的王国维将他生
命历程的终点定格在了这一年的风风雨雨中。

　　1927年的6月2日，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便去了研究院。
到校后，他先记起自己忘了把学生们的成绩册带到办公室，于是就让
研究院的工友去家中取。此后他遇到研究院办公室秘书侯厚培，便与
侯聊起下学期招生安排的话题，他谈了许多自己的设想和建议，过了
许久才与侯分手。临别时，王国维向侯厚培提出借三元大洋，但侯正
好未带现洋，只能借给他纸币。王国维拿了钱走出校门。在校门口他
雇了一辆人力车，要车夫将他拉往离清华园不远的颐和园。到颐和园
时，大约是上午十点左右。王国维给了车钱，并嘱车夫在园门口等候，
便径直走进颐和园。初夏时节，颐和园青山绿水，郁郁葱葱。不过临
近中午，园内游人稀少。王国维来到排云殿西面的鱼藻轩驻足许久，
抽完了最后一口烟，然后纵身跳入昆明湖。当时有一园工（又有说是
巡警）正距王国维投水处不远，听到落水声后，急忙跑来解救，也不
过约一二分钟的时间，可王国维却已断气了。尽管鱼藻轩前的湖水深
不过二尺，但湖底满是松软的淤泥，王国维自沉时头先入水，以致口
鼻都被泥土塞住，闻声而来的园工们又不懂急救之法，王国维最终因
窒息而死。当园工们将王国维从水中救出时，他的内衣还未湿透，如
果能及时施以人工呼吸法营救，或许还可有救，可是这却被贻误了。
一代国学大师就这样悄然离去。

　　时至中午，王国维所雇佣的人力车仍等在圆明园外，家人等他吃
饭久久不见人归。下午二时许，家人去学校询问。于是侯厚培到校门
口问车夫们，得知载王国维的那辆车去了颐和园，还没有返回。侯厚
培立即骑上自行车，前往颐和园找人。此前，王国维的儿子贞明在校
门口已打听到情况，赶去颐和园，并于中途遇上那个送他父亲去颐和
园的车夫，此时车夫的车上坐着警察，他们正要去学校禀报。因为车
夫在颐和园外等候王国维直至下午三点，听说园内有人投水，进园一
看，死者正是他要等的那个人。等贞明到了圆明园，证实死者就是他
父亲，这时已是下午四点了。

　　噩耗传到清华园，是日晚九时许，校长、教务长、研究院诸教授、
助教及学生约三十余人共乘两辆汽车赶到颐和园，其中有王国维的好
友陈寅恪教授和吴宓教授。但此时园门已闭，守兵不允进入，经过再
三交涉，才准许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和守卫处的乌处长入内探
视。次日，清华园教职员工、学生及王国维家属众多人又齐赴颐和园。
这时王国维的遗体仍停放在鱼藻轩亭内，家人和验尸官从王国维的衣
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
最后落款时间和签名是：“五月初二，父字。”遗书是王国维在死前
一天就写下的，临行前装在自己的衣袋内。随后，人们将王国维遗体
移送到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监下处三间小屋中入殓。当天傍晚七时，
王国维的灵柩被送到清华园南部的刚秉庙停灵。这一天到场送行的除
王国维家属和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外，还有清华的教授吴宓、陈寅恪、
梅贻琦、陈达，北大的教授马衡，燕大的教授容庚以及梁漱溟等人。


　　王国维的自沉之举震惊了清华园，更震动了学术界，人们无不为
失去这样一位卓有建树的国学大师而感到痛惜。王国维自尽的当日，
梁启超已离开了清华，得到噩耗复又奔回清华，亲自参与料理其后事，
并为王国维抚恤金一事向学校、外交部力争。他对王国维之死悲叹至
极，他对自己的女儿这样评价王国维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
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当
时的青年学者顾颉刚感慨地把王国维的死和同年3月康有为的去世相比
较，他说：康长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学问上受他的影响不
亚于静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为什么对于他的死倒不觉得悲伤呢？
因为他的学问只起了一个头，没有继续加工。所以学术界上的康有为，
三十六岁就死了。“至于静安先生，确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
进步的。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
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
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如他能
有康氏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现在他竟“中道
而废”，为学术界着想，他的死是一个极重大的损失，说不出代价的
牺牲。梁启超和顾颉刚的话反映了学术界对王国维之死的深深遗憾。
6月16日，在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举行王国维悼祭大会，人们纷纷送上
挽联，梁启超在挽联中特别推崇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尤其提到了王国
维在甲骨文研究中所作出的突出成就，他写道：“其学以通方知类为
宗，不仅奇字译�樱�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
猜拟�猿�。”陈寅恪的挽联有着更深一层的感情：“敢将私谊哭斯人，
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我侪所学关天
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鸣咽说灵均。”吴宓则
在挽联中表达了自己对王国维自沉的看法：“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
忧，汩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这次悼祭会所收到的数百幅哀挽词联尽诉了人们对王国维的悼念和惋
惜之情。此外北京的《国学月报》、《国学论丛》以及天津《大公报》
等各地报刊还先后刊出《王静安先生专号》、《王静安先生纪念号》、
《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等专辑，以示纪念。王国维的死在海外
学术界也引起了震惊，日本学者在大阪市召开王国维先生追忆会，王
国维的日本友人、学者纷纷到会追忆或著文写诗凭吊。1927年日文杂
志《艺文》（十八卷）的8、9两期全部用来追忆王国维的学术工作。
法国学者伯希和也写有多篇文章，向读者介绍王国维的成就。他在
《通报》第26期上撰文说：作为王国维的老朋友，我经常提到他的名
字，并很多次引用他如此广博而丰富的成果，现代中国从未产生过走
得这般前面又涉猎如此丰富的博学者。这一切都表明，王国维以他那
巨大的学术成就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

　　本文摘自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丛书”——
《王国维：悲情学人》第十章。

王国维的文艺批评思想

王国维（1877—1927）是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200多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我主要阅读了一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2月出版的《王国维文集》，其中又主要对他的文艺著作如《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等著作及《文学小言》、《论古雅在美学上之位置》、《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屈子文学之精神》等论文作了细致的阅读。至于他的金石、考据类文章浏览了，但看不懂。王国维学贯中西，尤其是将西方哲学文学观引进中国文学评论中，涉及了康德、尼采、叔本华的哲学文学思想，读懂他较为困难。这里就我所读所理解的王国维梳理一下他的文艺思想。

一、学术生涯与思想观念

王国维是一个较为纯粹的学者。李泽厚说:“他不是什么宣传家、思想家，更不是政治家，他是一个专门的学者。”（《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他在1898年至上海任《时务报》书记，后来进入罗振玉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受业于藤田丰八等，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62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1923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为家人的阻挠没有死成。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同称清华国学四大师。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

这里王国维有几件事引人注意：

一是王国维与清王室的关系，1906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等。1923年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并对清的灭亡感到耻辱，打算为之殉难。他广泛学习西方哲学文学思想，政治思想上却以遗老处世，身上传统士大夫思想表现明显。这是一个矛盾。

二是他的沉湖自杀。1927年6 月2 日在他的学术如日中天的时候，他自杀了。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这引发人们对王国维思想研究的兴趣：

　　一为“殉清”说。

二为“逼债”说。王国维曾与罗振玉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陈寅恪：“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三学者身份。王国维一生不从政，坚持学术。一生著作宏富，在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在引进西方文学哲学理论进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领域方面，成绩斐然。在转换批评观念，形成新的审美范畴和以中西文化融通的眼光更新文体概念，重新解释传统文学经典方面给后较大影响。

四、一生对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研究运用，在理论思维方面突破中国传统学术的藩篱。在他身上表现出中西会通的文化特点。正如他在《国学丛刊》中所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 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二、文艺理论批评体系

1、境界说：王国维文学理论批评中最核心，最具体本体的概念是境界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境界说。根据《国粹学报》1908—1909最早刊行的《人间词话》64则，虽然以残丛小语的散漫方式辑成，但还是有理论框架。概而言之，理论部分1——9则，具体批评部分10——52则，结论及延伸部分53——64则

在第一则开篇就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在第九则说“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也就是说境界是具有根本性的概念。

   他又具体解说境界，从造境、写境；“理想”、“写实”； 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优美、宏壮考察境界内涵。造境、写境，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从创作方法而说的，对应于理想派和写实派，认为有境界的大作家，则不以理想写实为疆界，“故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理想家亦写实家也。”优美、宏壮是从审美效果谈境界的，“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境界标准是：“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就是说境界必须与真联系在一起，还要自然。“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娇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 ” 诗词高致是要有宇宙人生意识，境界不是传统意境、神韵概念的别名，而是有宇宙生命意识，与王国维的悲剧说一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在具体批评部分和结论及延伸部分，作者以境界为批评标准，从各个角度，依时代顺序论评历代著名诗词。还以境界为标准探讨诗词风格体式流变的，认为宋以前，从《楚辞》五言诗开始，诗渐繁茂，至宋而衰落，宋词却为一代文学。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文体有盛衰，所以文学要不断创制新体。“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

境界有三种形态：意与境浑、以境胜、以意胜。“ 文学之事, 其内足以滤已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 上焉者意与境浑, 其次或以境胜, 或以意胜, 苟缺其一, 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 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 意余于境； 而出于观物者, 境多于意, 然非物无以观我, 而观我之时, 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 能有所偏重, 而不能偏废也。文学之工与不工, 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深浅而已。（《人间词乙稿序》）”

2、优美宏壮的审美范畴

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以康德理论为根基探讨审美范畴，康德认为审美判断有四个契机：无利害的愉快感；非概念的普遍性；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共通感的普遍可传达性。美显示了主体的自由。康德倾向于美的形式主义。为此王国维提出美的性质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王国维正是从美的无利害超功利方面考察美的本质，并从形式方面思考审美范畴。“而美学上之区别美也．大率分为二种：曰优美，曰宏壮。……要而言之，则前者由一对象之形式不关于吾人之利害。遂使吾人忘利害之念，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于此对象之形式中。自然及艺术中普通之美，皆此类也。后者则由一对象之形式，越乎吾人知力所能驭之范围，或其形式大不利于吾人，而又觉其非人力所能抗，于是吾人保存自己之本能，遂超越乎利害之观念外，而达观其对象之形式，如自然中之高山大川、烈风雷雨，艺术中伟大之宫室。”

3古雅：

古雅说是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提出的。王国维遵从康德的天才说，“‘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此自汗德以来百余年间学者之定论也。”但他看到了康德关于美与现实无利害关系的缺陷，尤其是自由美之外还有依附的美的存在。王国维在天才创制之外独出心裁地提出古雅说。这是他最具独创性的地方。

首先什么是古雅？古雅是在天才之作与非艺术品之间的一种状态。它既符合“可爱玩而不可利用”的美的标准，又在程度上低于优美与宏壮。“然天下之物，有决非真正之美术品，而又决非利用品者。又其制作之人，决非必为天才．而吾人之视之也．若与天才所制作之美术无异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古雅’。” 古雅与人力和经验相关，是对于优美与宏壮的补充， “古雅之性质既不存于自然，而其判断亦但由于经验，于是艺术中古雅之部分，不必尽俟天才，而亦得以人力致之。”“…此等神兴枯涸之处，非以古雅弥缝之不可。而此等古雅之部分，又非藉修养之力不可。”

其次古雅表现形态是第二形式。王国维首先从康德理论中发现美即形式美。一切形式又必须经第二形式即古雅表达出来。“故亦可谓之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故除吾人之感情外，凡用于美之对象者，皆形式而非材质也。而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无他形式以表之，惟经过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之所谓古雅．即此第二种之形式。即形式之无优美与宏壮之属性者，亦因此第二形式故，而得一种独立之价值，故古雅者，可谓之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

   最后古雅的价值。在优美与宏壮之外，提出了新的美学范畴。王国维提出“古雅”一说，正是针对康德把美分作“宏壮”与“优美”，在立足中国审美的基础上，提出的“新学语”，在审美范畴上加进了在中国审美中极具普遍意义的“古雅”审美，从而弥补了仅把美分为“宏壮”与“优美”的不足。另外提出艺术才能的后天可教育性。王国维认为：“古雅之性质不存在自然亦但由于经验，于是艺术中古雅之部分不必尽俟天才而亦得以人力致之，苟其人格诚高，学问诚博，则虽无艺术上之天才者，其制作亦不失为古雅。”旗帜鲜明的提出了艺术才能的后天教育性。虽然他认为“古雅”只是一种低度的美，与天才创造出的“第一形式”之美有差距，但他在“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此自汗德以来，百余年间学者之定论也。”的情况下，提出了“非天才者”可以通过后天习得，创造出“古雅”美，不能不说是一大贡献。他提出的古雅是对康德理论的不足的补充。“然古雅之性质，有与优美及宏壮异者。…后者先天的，前者后天的、经验的也。优美及宏壮之判断之为先天的判断，自汗德之《判断力批评》后，殆无反对之者。…此汗德所以于其美学中，预想一公共之感官也。若古雅之判断则不然，由时之不同而人之判断之也各异。”

境界说是王国维的根本性概念，而优美宏壮及自创的古雅是其理论中的范畴。温儒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说境界说是王国维理论中最顶峰的概念，古雅是最基础的概念。那么优美和宏壮就是二者之间的概念。这样就构成了他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

三、批评的具体实践

  王国维不是纯粹的理论家，他更多是一个批评的实践家，在《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等著作及《文学小言》、《论古雅在美学上之位置》、《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屈子文学之精神》。

1、《红楼梦评论》的里程碑意义

　《红楼梦评论》是1904年6月至8月间在《教育世界》杂志连载。当时王国维正沉迷于叔本华哲学，他在《红楼梦》中找到了共鸣，于是便进行了以西方哲学理论观照中国小说的可贵尝试。它是中国学术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论文，它代表着传统红学到现代红学的转变，同时又开启了学术论文理论化系统化的写作法门。
　《红楼梦评论》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即：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和余论。

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提出欲望是人的本质，解脱之道必须是超脱现实利害之物。美术能使人超脱利害。“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这是用叔本华理论谈艺术和人生关系。

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认为《红楼梦》的主旨在“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 “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其中惜春、紫鹃的解脱是“存于观他人之苦痛”，而贾宝玉的解脱则是“存于觉自己之苦痛”，是“自然的”、“人类的”、“美术的”、“悲感的”、“壮美的”、“文学的”、“诗歌的”、“小说的”。因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娟，而为贾宝玉者也”。
　　 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这种悲剧是属于那种“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的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红楼梦》具有“厌世解脱之精神“，而且其解脱与”他律的”《桃花扇》不同，《红楼梦》的解脱为“自律的”。《红楼梦》的价值正在于其“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

　　第四章《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也符合“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 认为《红楼梦》与《创世记》相同“所述人类犯罪之历史”，即原罪说。“则夫绝弃人伦如宝玉其人者，自普通之道德言之，固无所辞其不忠不孝之罪，若开天眼而观入，则彼固可谓干父之蛊者也。”
　　 第五章余论。批判旧红学的索隐观念，“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之为谁”与“作者自写生平”的观点皆是错误的，因为“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

   文章整体框架：文章五个部分之间有着较为明确的逻辑关系，层次分明，说理透彻，即先确立基本理论和批评标准，然后再谈其和《红楼梦》的契合关系，并从美学、伦理学的角度给予说明，最后对研究状况进行评述，点出将来的研究方向。从表述方式上看，这是一篇十分规范的学术论文，相对于传统的点评式的片段印象式表达，无疑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具体而言：每一章也以理论穿透，层次分明，逻辑性强。如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先从人生欲望切入，欲望失去人聚群、立国、择君和立法，“相集而成一群，相约束而立一国，择其贤且智者以为之君，为之立法律以治之……使人人各遂其生活之欲而不相侵害。”接着说欲望无穷，痛苦不断，为求解脱痛苦推动了人的文化和知识的进步。接着又从寻找解脱之道入手，认为能解脱痛苦必是超脱现实利害关系之物。因为“吾人之知识遂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自然界之物，无不与人有或直接或间接有利害关系”。只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最后谈到美的优美和壮美，“夫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他还指出眩惑与优美及壮美相反，沉浸于欲望中，鼓舞欲望。这里以叔本华理论贯穿始终，逐层深入，推出艺术的超脱现实利害关系正是解脱人生痛苦的法宝的结论。

第三方面：自觉以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王国维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来解读《红楼梦》，与当时政治、伦理式的功利性解读有着明显的不同。对此，他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说道：

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

2、《宋元戏曲史》文学专史的范例

《宋元戏曲史》写成于1912年底1913年初，主要版本是民国四年(1915)的《文学丛刻》本。它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戏曲发展史的专著，材料相当丰富，治学态度谨严，颇有影响。对于文学专门体裁研究，它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堪称双壁。

序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著有《曲录》六卷，《戏曲考源》一卷，《宋大曲考》一卷，《优语录》二卷，《古剧脚色考》一卷，《曲调节器源流表》一卷。

第一章上古至五代戏剧：认为戏剧发于巫，男曰觋，女曰巫。“是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商代人好鬼，至周，礼仪制，巫风减，但余习在，楚国巫风浓。《九歌》即祭祀曲。春秋时期俳优出现。最著名的是晋国优施，楚国优孟。“要之巫与优之别：巫以乐神，而优以乐人；巫以歌舞力主，而优以调谑为主；巫以女为之；而优以男为之。”至汉武帝时角抵戏出现，倡优不仅以歌舞戏谑，还扮人表现竞技。晋时参军戏不演故事，而演时事，也以滑稽戏谑为主，唐宋以后戏中有参军的角色。古代俳优以歌舞戏谑为事，间或演故事，后来至北齐合歌舞演一事，但事至简。这是戏剧的起源。至魏齐周，西域诸国音乐进入，影响了内地戏剧发展。这里巫重舞蹈乐神,优以歌舞乐人,角抵戏歌舞中表演竞技,参军戏演时事.后来歌舞演一件简单的事.

第二章宋之滑稽戏：宋之滑稽戏又叫杂戏或杂剧“杂剧全用故事，务在滑稽”，虽全以戏谑滑稽为主，但角色比较分明，布置比较复杂。演说不以歌舞。托故事以演时事，但故事性不强。

第三章宋之小说杂戏：《武林旧事》、《都城纪胜》《梦梁录》小说，以演一朝故事，小说中有说经、小说、说史书。演史与小说结合，专讲事不演史是小说。后来戏剧仿小说结构，重事。傀儡戏出自周朝末年，宋时演故事，具体表现或演事，或演史或演戏剧。它胜于滑稽戏，以演故事为主。还有影戏也演故事。小说、傀儡、影戏都演故事，但都不以人演。

第四章宋之乐曲

第五章宋官本杂剧段数“  由此观之，则此二百八十本中，其用大曲、法曲、诸宫调、词曲调者，共一百五十余本，已过全数之半。则南宋杂剧，殆多以歌曲演之，与第二章所载滑稽戏迥异。其用大曲、法曲、诸宫调者，则曲之片数颇多，以敷衍一故事，自觉不难。其单用词调及曲调者，只有一曲，当以此曲循环敷演，如上章传踏之例，此在元明南曲中，尚得发见其例也。”106宋代戏剧综合种种杂戏，其戏曲则综合种种乐曲。

第六章金院本名目：两宋为杂剧，金始叫院本，行院之本，行院为倡伎居所。

第七章古剧之结构：古杂剧常常是瓦舍演出和家宴演艺。艳段、杂扮、正剧。角色有按男女和年龄设置的，有按职业和人生位置设置的，有按性情举止设置。

第八章元杂剧之渊源：“皆字句不拘，可以增损，此乐曲上之进步也。其二则由叙事体而变为代言体也。宋人大曲，就其现存者观之．皆为叙事体。金之诸富调，虽有代言之处，而其大体只可谓之叙事。独元杂剧于科白中叙事，而曲文全为代言。虽宋金时或当已有代言体之戏曲，而就现存者言之，则断自无剧始．”

第九章元剧之时地：

第十章元杂剧之存亡：录元杂剧116本

第十一章元杂剧之结构“元剧以一宫调之曲一套为一折。普通杂剧，大抵四折．或加楔子。”杂剧合动作、语言、歌唱三者而成。“杂剧之为物，台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故元剧对此三者，各有其相当之物。其记动作者，曰科；记言语者，曰宾、曰白；记所歌唱者,曰曲。”“元剧每折唱者，止限一人，若末若旦；他色则有白无唱，若唱则限于楔子中。”

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改，而莫著于元曲。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阜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被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佩写景则在入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元曲分三种，杂剧之外还有小令、套数。

第十三章元院本

第十四章南戏之渊源及时代：“一剧无—定之折数，一折(南戏中谓之一出)无一定之宫调；且不独以数色合唱一折，并有以数色合唱一曲，而各色皆有白有唱者。”元末始出现南戏，其渊源比杂剧为古。

第十五章元南戏之文章：南戏好处是自然，有意境。与北戏的悲壮沉雄相比，南戏清柔曲折。

第十六章余论“由此书所研究者观之，知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台；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惭借歌舞以绿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而体制进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姑有纯粹之戏曲；然其与百戏及滑稽戏之关系，亦非全绝。”

《宋元戏曲史》论述中国戏曲形成过程，全书共16章，以宋、元两朝为重点，征引历代有关资料，说明其源流演变。书中介绍了古代巫者的装神和娱神；春秋战国时代倡优的戏谑和讽谏；汉代的角抵戏；唐代的歌舞戏、滑稽戏、参军戏等。书中认为，宋代滑稽戏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小说与讲史的故事结构，傀儡戏和影戏的人物造型，舞队的形体动作，乐曲的成套唱腔，都促进了宋杂剧的形成。书中提出，宋杂剧尚兼有竞技游戏，还不是纯正的戏曲。与宋杂剧时间相近、体制相仿的有金院本。元代充分继承前人成果又加革新，诞生了体制严格的元杂剧，是为中国戏曲的真正开端。书中对元杂剧论述颇多，也论述了南戏的起源和成就。

意义：一为人们以为不足观的宋元戏曲作史，提高了戏曲文学地位；

     二以境界、意境和自然标准大力推崇元杂剧，反映了王国维一以贯之的文学理论；

     三以特定的理论框架勾勒宋元戏曲史，材料丰富，论证严密，结论使人信服；

     最后提供了文学史的范式。

3、《文学小言》、《论新学语之输入》、《屈子文学之精神》（《人间词话》）开放融通的文学观念

   1）《文学小言》十七则

以叔本华学说阐述文学的非现实功利性，批评餔缀文绣的文学，说“文学亦然；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故模仿之文学，是文绣的文学与餔錣的文学之记号也。”又以席勒游戏说阐发文学是成人对游戏精神的运用，“此其所以但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崇尚天才，但又认为天才要济之于学问、德性人格。“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从抒情文学上说，他推崇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的诗，词方面苏轼、欧阳修、秦观是一代雄主。诗到唐中叶后无足观，五代和宋词大为兴盛。南宁以后词又衰落了。

    从叙事文学说，“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诗史、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 “抒情之诗，不待专门之诗人而后能之也。若夫叙事，则其所需之时日长，而其所取之材料富。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能。此诗家之数之所以不可更僕数，而叙事文学家殆不能及百分之一也。”

认为戏曲文学价值很高，与梁启超遵从政治改良而从新民角度倡导小说和戏曲革命不同，他从文学关乎人生兴味的非现实功利性角度说的，认为《三国演义》写关羽释放曹操，《水浒传》写鲁智深，《桃花扇》写柳敬亭、苏昆生“彼其所为，固毫无意义。然以其不顾一己之利害，故犹使吾人生无限之兴味，发无限之尊敬，” “吾人谓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诗人，非谓其以文学为职业也。……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

此篇阐明了王国维关于非功利性的文学观，并从这一文学观出发对我国抒情文学、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作出历史的评价。对于往常认为不足观的小说戏曲作了中肯的评论，也对于我们叙事文学的落后状态提出批评。

2）《国学丛刊序》

在重国学的同时他更从中西、古今的融通方面论述学术要义，“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白：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他以西方学术分类方式对学术分类界定，认为学术主要是科学、史学和文学三科，这三科又是互相支撑，互相依赖的。“学之义广矣。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文学；至出入二者问，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这种融通眼光和分类标准有利于救助中国学术之弊端。他在《论近之学术界》说：“其稍有哲学之兴味如严复氏者，亦只以识力及之，其能接欧人深邃伟大之思想者．吾决其必无也。即令有之，亦其无表出之之能力，又可决也。况近数年之留学界，或抱政治之野心，或怀实利之目的，其肯研究冷淡干燥无益于世之思想问题哉!即有其人，然现在之思想界，末受其戋戋之影响，则又可不言而决也。”批评实利的目光短浅的学术行为。在《论新学语之输入》更明确指出我国学术界理论思维的缺乏。“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持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ceneraf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

可见王国维从纠正我国学术弊端入手引入西方理论，看待学术古今中外的融会。

3、《屈子文学之精神》

从历史文化环境、诗人人格与创作心态、作品的审美特质三方面论述屈原文学精神。尤其是对屈原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与他创作关系的考察，视野开阔。王国维特别重视战国时期南北文化的交融对文学影响。他说南北方学派不同，文学不同。“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思想。然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分析产生不同的原因是社会环境。“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造，皆当日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持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他还看到南北文学的互补性，包容性。“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投比类，而害处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那么屈原的成功是兼容了南北文学特点，即“北方人的感情”和“南方人的想象”。

四结论：王国维是近代以来以西方文学哲学理论深入探讨中国文学的重要人物，他与此前的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不一样，纯然以一个学者的眼光融通中西方文化，古今文化。他在《红楼梦评论》中特意以西方理论误读《红楼梦》，是对考据索隐或其他功利性研究方法的反驳。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价值，坚持文学艺术超出现实利害的观点。在其学术生涯中一方面建构系统的理论体系，从境界说到优美宏壮，再到独创古雅说，他的理论在借鉴中有发展，尤其中以古雅审美形式的非先天特征，丰富了中国文论内涵。另一方面他又以丰富批评实践不断阐释他的文学观念。以现代的理论框架为核心，以中国丰富的文学对象为材料，探索现代学术路径，建立现代文学批评规范。他给我们提供的启示是：

   一、要想超越传统学术规范，建立现代的学术规范化，必须坚持文学和学术的独立性；

二、要建设现代的民族的文学学术规范，必须有融通古今中外文化胸襟和眼光；

三、学习西方理论必须立足民族化的目的。



参考书目：《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2月

陈鸿祥著《王国维传》，，团结出版社，1998年8月

          温儒敏著《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

王国维与上海

一 引言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他的名字由于政治原因,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又成了
研究者所关注的对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王国维自身的价值和学术地位,以及他生平中始终未
能让人琢磨透的那一面,这是激起学者们研究热情持续不衰的关键所在.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一,他在一生的学术研究中做了许多前人没有做过的,而后人又难以企及的事,他是
中国传统学术走向近代的重要奠基人;二,他在学术上的勇于开拓与他后期保守的政治倾向形
成的鲜明反差;三,他晚年原因不明的自沉.因此自80年代开始,王国维便逐步成了中国近现代
学术史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学术界发表了大量有关他的文章和书籍,其中既有对他学术和学术
思想的研究,也有对他的生平和死因的探讨.然而,无论是对其学术思想的探讨,还是综合性的
传记研究,都没有把王国维与上海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来看待.在已出版的有关书籍中,特别是那
些传记类著作都写到了王国维在上海的经历,但却没有把这一内容作为重点加以说明,并以此
来审视上海对王国维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王国维与上海的联系.因此笔者想就此问题做一番学
术上的讨论.
上海在王国维一生中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上海是王国维学术事业的起步之地,在这
里,他深受新文化的影响,并且在他最初的学术之路上就留下了不平凡的足迹.他发表于《教育
世界》上的一系列文章集中体现了他这一时期学习西方文化的心得.当人们说起二三十年代作
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上海,以及此时上海的人才荟萃,当然会提到王国维的名字.应该说学术研究
意义上的王国维是伴随着上海成长起来的.然而其中的问题并非那么简单,上海在王国维的前
期生活经历中所起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后期学术倾向大变,有论者认为,他这时所做的
学术工作显现出北方人做学问的风格,言下之意,王国维已与早年的学术影响告别了.的确,王
国维一生的学术之路多有变化,这成了他作为一个学术大家的重要特点.可以这样说,如何来看
待王国维一生中的这种变化也就成了认识王国维的一个重要关键点,正因为如此,他与上海的
联系及其所包含的意义就更值得我们去说明.那么,上海在王国维的一生中究竟产生了什么样
的影响和作用呢 晚年王国维真的与他早年所受的影响彻底告别了吗 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问题.
二
从东文学社的学员到学术界的后起之秀,这是王国维在上海最初的学术经历.此外,到上海
也是王国维独立生活的真正开始,他在这里经受了人生的锻炼.
上个世纪末的上海已不是昔日的乡村了,已成为远东重要的港口城市,中西文化的交汇之
地,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正由于此,王国维于1898年满怀热情地来到上海,因为在家
乡时他就渴望去海外留学,苦于没有旅费,迟迟未能如愿,到上海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
一缺憾.他最初在《时务报》馆工作时的思想倾向与这家维新报馆的宣传宗旨颇为合拍.在他
父亲王乃誉的日记中就有初到上海的王国维借来《读西学书法》,《农务新法》等书籍阅读的
记载.同时在他给朋友的来往书信中也清楚地表现出他倾向于维新的思想.他曾针对当时的局
势这样指出:"常谓此刻欲望在上者变法,万万不能,惟有百姓竭力做去,做得一分就算得一分."
⑴他希望大家都能为改革维新出力.
从他的学业来说,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东文学社较为系统地接受了新式教育.这
所学校是罗振玉主持开办的,其办学的目的就在于培养日语翻译人才.在两年半的学习过程中,
王国维不仅在东文学社学了日语和英语,而且还学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目,尽管所学的内容
很浅显,但这开阔了他的眼界,对他树立科学的思想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当时,王国维初显的
才华已深得在学社中任教的日籍教师藤田博士的赏识,他认为王国维头脑极清晰,善读日文,英
文程度也很好,将来会是极有前途的.从学习爱好来说,此时的王国维已对研究西洋哲学表现出
浓厚兴趣,并且在此后的数年中将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作为自己主要钻研的对
象.
1902年,他曾短暂地赴日本留学.在此后的几年中,他尽管来往于江苏,浙江,上海等地,
但与上海的联系仍然十分密切,因为这时他又帮助罗振玉编辑《教育世界》杂志(杂志社在上海),
并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译著和论著.就译著而言,除了译有《教育学》《算术条目及教授
法》《教育学教科书》《哲学概论》《心理学》《伦理学》《哲学小辞典》《西洋伦理学史要》
《动物学》等书籍外,在《教育杂志》上还发表了大量有关欧洲哲学家,文学家的生平和著作
的翻译文章,表现出了很强的翻译能力.与此同时,他发表的一系列论著更值得我们关注.他的
第一本文集《静安文集》主要收入了他这一时期发表在《教育世界》上的一组文章,其中有:《论
性》《释理》《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红楼梦评论》《叔本华与尼采》《国朝汉学派戴,
阮二家之哲学》《书叔本华之遗传说后》《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说之输入》《论哲学家
及美术家之天职》《教育杂感》《论平凡之教育主义》.稍后,他又写了《原命》《人间嗜好
之研究》《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论古雅在美学上之位置》》((屈子文学
之精神))((文学小育)等文章.此外登载在同一时期的《教育世界》上的文章还有:《哲学辩惑》
《论教育之宗旨》《孔子之美学主义》等.这些文章集中体现了他接受新式教育和训练,以及
钻研西学之后的新境界.由于王国维的文字学术性强,而且持论新颖,在上海的学术界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他在1905年写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就充分体现了他对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的
自觉意识.他说:"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
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及分析之二法,故言语
之多自然之理也."他在这里强调了抽象和分类,综合与分析的研究方法,因为这正是我们传
统文化中特别薄弱的.他进一步指出:"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
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也."⑵在这里,他比出了中西方
的差距,并指出了我国学术的不成熟.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就注意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比
如,他就用广义和狭义,主观和客观的区分来对"理"这一传统的哲学命题加以解说,这与传统
的那种模糊的论说明显不同.这一时期留下的文字是王国维一生中第一个学术高潮的真实记录,
与后来不同的是,他这时的行文蕴含着青年人所特有的朝气,带有明显的思辨色彩.归结起来,
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表现出了融汇中西方文化的学术倾向.王国维认为,在学术上,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
国人,他们都试图去解释宇宙和人生问题,只要"具有解释此问题之一者",能满足我们知识上
的要求,为我们解惑,那么它无论出于中国还是外国,其作用都是一样的.所以应当破除"中外
之见"⑶.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王国维在强调大学应该设哲学科,应当学习哲学的同时,还指
出不仅要学习中国哲学,还要学习外国哲学.因为西洋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如同先秦的诸子
哲学与儒家哲学的关系一样.他说:即使不去论西洋哲学自身的价值,如果要深刻的认识本国的
哲学,那么也不可不研究外国的哲学.将来能促使我国学术发扬光大的人,必然是兼通世界学术
的人,而不会是那些持一孔之见的"陋儒".在他的眼里,学术是没有国界的,是彼此联系的.
因此他后来才会进一步指出:"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彼鳃鳃焉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
有学问事者矣."⑷在当时的中国,能如此看待这个问题的人还不多见.王国维的这种认识与
他同期的学术实践也完全相符.他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尽管涉及了哲学,美学,文学,教
育学等多个不同的领域,但其思想基础却是共同的,即这几年专心于康德,叔本华,尼采学说的
学习所得.由于他运用了西方的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来论说中国文化,常常能发前人所未发.
他所写的《论性》《释理》《原命》《红楼梦评论》等文章就是如此.直到他于1908年在北京
发表的词学名著《人间词话》,也还是以中西文化的融会为基础的.
其二,追求学术的自身发展,提倡学术独立.这是王国维在这一时期多次论述的重要议题,
同时也是他力图去做的.他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指出:中国没有纯粹的学术
家.他说,翻开中国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为政治家",历代诗人也大都从属于政治,而小说,
戏曲,图书,音乐诸家,更以"侏儒倡优自处",历来定位低下,于是他感叹说:"呜呼!美术之
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
上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他认为这是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的一个重
要原因.在王国维看来,"政治上之势力"是有形的,是可以带来切生利益的;而"哲学,美术
上之势力"是无形的,是"生后的",它的作用会是在很久以后才显现出来.通过长时间的研究,
而一旦豁然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理,这将是极为快乐的,其价值也是崇高的,"决非南面王之所能
易也".他最终归结到这样一点:哲学,美术家应该牢记自己的神圣职责,保持其独立的位置.
联系到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现状,王国维掩饰不住自己的强烈不满,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
中特别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例,指出:康有为"之于学术非有固有之兴味,不过以之为政治上之
手段"谭嗣同的书,人们读它,也并不是为了书中的学术,而是"其在政治上之意见".
因此他们"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在王国维看来,
这决不是学术的正途,而是学术的异己.他在联系哲学,文学的实际状况后指出:把学
术视为政治的手段,"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欲求其学说之
有价值,安可得也!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王国维
此时正沉浸于康德,叔本华的学说学理中,他发表的这些议论显然是以西方的学术发
展为参照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空谷足音.后来顾颉刚也提出
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严格说来中国向来没有研究学问这回事,人们读书.是要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要经世致用.正是这种二千年来不变的观念,使得学术界受到
了很大的影响和创伤.⑸他言语中的含义与王国维所说的基本一致,但前后时间却相
距达24年之多.王国维的这种认识对中国学术事业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有着直
接的针对性.就学术自身的发展而言,这些议论无疑是极有价值的.(笔者曾在《史林》
1998年第4期上发表的《王国维与梁启超》一文中对政治与学术关系的另一面有所论
及,这里主要是从学术角度立论,因此对这一问题不再赘述.)
其三,显示出很强的论辩性.他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不少文字反映出一种强烈愿
望,尤其是对那些在他看来是错的观点和认识,他更要予以辨明,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
这与他后来为人处世的风格有着很大的不同.上述关于他对学术从属于政治所表示的
异议可以说就是这一明显的表现.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他针对张之洞等人轻视
哲学,认为哲学有害无益的观点给予严厉的批评.王国维认为不把哲学列入新拟的经
科文科大学章程中是不合理的.他在《哲学辨惑》一文中强调哲学是有用之学,并从
"哲学非有害之学","哲学非无益之学","中国现实研究哲学之必要","哲学
为中国固有之学","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这五个方面来加以论辩,言之凿凿.在
文章的末尾,他说:"余非欲使人人为哲学家,又非欲使人人研究哲学,但专门教育中,
哲学一科必与诸学科并立,而欲养成教育家,则此科尤为重要."此后,他在《教育偶
成》《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对此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辩.
在具体的教育问题上,他同样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那时有人针对教育所面临的问
题提出:当务之急是要多办小学,而中学,大学可以迟一些,即使在小学普遍设立之后
再办中学,大学也"未为晚也".对此,王国维予以坚决反对,他指出:"且欲兴小学,
则不可无小学之教师,非受中等之教育不可为也.欲兴中学,不可无中学之教师,而中
学教师,又非采高等教育者不能为也."所以他认为,初等,中等,高等教育都不应该
有所偏废.在一面兴普通教育的同时,还要召集人才"授以专门之学术,庶足以理万端
之新政,而供中学之教员".当时,他把自己所反对的这种观点称之为"平凡教育主义",
后来他又认为这样称还不适当,应该将其改称为"苟且主义","颠倒主义".我们
且不论这些论辩的双方究竟谁是谁非,明确的是,这些辩论性的文字反映出了青年王
国维满怀激情的一面,而在这激情中所凸显出的则是他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晚年王
国维曾为《学衡》杂志转载他早年发表的《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写了一个
说明,附在文后.他说:"此文对辜君(鸿铭)批评颇酷,少年习气,殊堪自哂.案辜君雄
文卓识,世间久有定论,此文所指摘者不过一二小疵.读者若以此而抹杀辜君,则不独
非鄙人今日之意,亦非二十年前作此文之旨也."在这里,王国维以其老成的笔调点出
了他那时的年少气盛,而这种年少气盛对青年王国维来说却是是极为可贵的,因为他
在这一阶段所闪现出的很多思想火花可以说都离不开这年少年盛.
总而言之,通过对王国维这一时期著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王国维在他学术之
路的初期就显现出了很强的学术个性.而他的这种学术个性正是在上海,更准确地说
是在《教育世界》上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同时又与在上海所受的西学影响密切相
关(其实王国维不只是在上海的时候才受这种影响的,在他还在家乡时就已通过上海
的杂志来观察社会,接受新学的影响了,因为他与他父亲都曾是《时务报》的热心读
者).可以这样说,上海是这一时期为王国维提供新思想的一个重要基地.同时这个基
地也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极佳场所.
当然,王国维在上海取得的学术成果决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当他只身来到上海
之后,就肩负起了生活和学者这两副担子,一旁在《时务报》馆工作,一旁在东文学社
学习.由于报馆工作的繁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他的学习,使他的学业一度举步维
艰.他在给好友许家惺的信中这样写道:"弟学东文,势难间断,已成骑虎之势,馆中可
谓计之得矣.弟所办事除删东文,校报外尚须写信,或代作文及复校书籍,现在除读东
文三点钟外,几无暇晷,于学问丝毫无益.....现在弟已进退两难,有如何可以设法之
处,祈筹之."⑹数个星期以后,他在另一封信中为难地说"弟学东文不能熟读,恐致
半途而废."⑺王国维如此的向朋友求助,向朋友倾吐,可见已是碰到了很大的困难,
但是他最终没有放弃,而是通过更加刻苦的学习以使自己的日语水平达到了很好的程
度,这其中有罗振玉的帮助,但更在于他自身的努力.对于一个日后成为大学问家的人
来说,这样的困难只能是对其意志和人格的一种磨炼.

三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的思想日趋保守,他的研究方向也越来越古,学术风格大变.
尽管如此,他坚持科学研究方法的态度始终未变,而这其中西学的影响仍然存在.如果
我们要追溯其源头,那么这个重要的源头应该在上海.
1911年11月,他随罗振玉再次赴日本.此时的王国维已没有了当年第一次东渡时
所怀有的那种追求新知识的迫切心理和情怀,有的只是对革命的不满,以及对旧王朝
的怀念.时隔9年,人同此人,地向此地,但是王国维的心境却是大不一样了.1912年他
为日本友人,著名汉学家狩野直喜赴欧洲写了一首饯行诗,其中写道:"谭深相与话
兴衰,因首神州剧可哀.汉土由来贵忠节,至今文谢安在哉 "诗中所提到的"文谢"
指的是文天祥和谢翱,他感叹为什么没有像文天祥,谢翱这样的人来为清王朝尽忠尽
节呢!这颇能反映他当时悲哀的心境.与这种怀旧心理相一致,他的学术研究开始转向
中国的传统之学(其学科范围包括古史,古文字,古器物,古地理等方面,但其中心仍
然是古史),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就.
与他转向哲学,转向文学的前两次学术转向相比,这次转向(1913年)可以说是他
在中年之后的学术定型.因为直到去世,他一直都在这相对固定的领域内耕耘.最为
引人注目的是,与此前不同,经历过这次转变之后,他似乎完全与西学告别而专治中国
的传统之学,他过去业已形成的那种用西方学术观点来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学术
风格一去而不回,这使他的学术生涯看起来分成了互相孤立的前后两截.然而与他同
时代的人,其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以及后人在整理他的学术遗产,评价他的学
术成就时,往往都不约而同地使用"科学","新"等字眼来论说他的学术贡献,而且
其大部分主要是针对他后期学术而言的,这与他后期在政治上的保守思想形成了鲜明
的反差.梁启超说他的研究方法极新极密;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说他不仅为中国小
说和戏剧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在他从事的所有其他领域中也都开创并经历了
崭新的路程;郭沫若认为:王国维用科学方法来治旧学获得了辉煌的成就;顾颉刚则
说:我对于他的学问,不承认他是旧学,承认他是新创的中国古史学.从这些话语和言
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王国维前后的学术工作中自有一贯不变的东西在, 那就是求
真,求是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并没有因为学术转向而有所改变.
当谈到以科学的方法运用于中国的传统之学时,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起五四时期
那个曾响亮一时的口号"科学整理国故",胡适是这一口号的主要倡导者.那么,胡适
为整理国故提供了哪些科学方法呢 在胡适看来,古代的学术书,缺乏历史进化的眼光,
也从来不去讲学术的渊源和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因此通过科学的整理,从这些杂乱
无章,毫无头绪的材料中探寻出一条脉络来,从错误的解说中寻出一个"真意义"来.
在这个整理的过程中,胡适所提供的方法可以称之为实证主义的方法,也可称之为实
验主义的方法,这主要是从他老师杜威那里学来的.其主要内容包含两个方面:第一
个方面的内容与其说它是方法还不如说它是一种指导思想,即:不要只是把制度或学
说看作是孤立的东西,还要关注它发生的原因,指出它的历史背景,并得以了解它在历
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第二个方面的内容,胡适称之为实验的方法,提出:从具体的事
实出发,一切学说思想,一切知识都是待证的假设,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经过试验,"实
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⑻以后,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上,提出了从三个
方向来进行国学研究;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
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与解释.他的这些
论说对当时的学术青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顾颉刚的《古史辨序》在谈到自己研究古
史时,曾写到他得益于这种科学的方法.国学家,著名报人曹聚仁在他的自传中也说,
他深受胡适科学整理国故的影响.
胡适所说的正是王国维已经做的.作为一种比较自觉的意识,王国维在1911年写
就的《国学丛刊序》中已经把科学与史学联系起来加以阐释,他说:"凡事物必尽其
意,而道理以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z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
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就学理而论,王国维的
这番话与胡适之说相比并不逊色.而王国维以下的话则是胡适没有说的,却包含着更
深一层的思想.他说:"自史学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之研究而已,即今日所
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
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在这里,王国维认为,史学不仅要研究那些真实的符合
事理的事物,而且还要去研究那些在后人看来"不真"和"不是"的事物,因为这些事
物之所以会出现,一定还有它当时存在的理由.话语间体现了一种辩证的思维.其中
所说的"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则强调了历史的因果关系.这些文字表达了
王国维对探求历史事物演化过程的明确要求,而从他自身的认识来说,这正是王国维
所受到的历史进化论和实证科学洗礼的重要表现.其实在时间上,王国维的这番话要
比胡适的上述言论还早了七八年.此外如前所述,他还特别注重逻辑,以后又翻译过
《辨学》,这使他的著述严密而有条理,为他的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尽管在第
三次学术转向之后,他再也没有明确地去阐述西学思想,但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以及
科学实证的思想却融入了他具体的学术工作中.比如,他在((译本琵琶记序)中说:"欲
知古人,必先论其世;预知后代,必先求诸古.欲知一国之文学,非知其国古今之情状,
学术不可也."⑼他在与同道讨论古代成语时说:"古今言语文章,无不根据于前世之
言语. 今之成语,我辈得求之于元明以上之言语中:汉魏六朝之成语,我辈得求之于三代言
语中.若夫《诗》,《书》为三代言语,其中必有三代以上之成语,然今日所存言语,无更古于
三代者,其源既不可求,其语亦遂不可解,然犹可参互求之."⑽这些言论与他此前强调历史的
演化及其因果关系都是一脉相承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把考察制度的演变作为自己研究
工作的重要内容,他的《殷周制度论》《汉魏博士考》等著述都体现了这种思想.
总的来说,王国维后期主要做的是实证性的研究,这正像他自己所提出的那样,"要以事实
来决事实".他的这种实证研究表现得较为突出的是他的综合性.他考虑问题,解决难题总是
从多方面入手,而决不会只从一个角度去独立地思考问题.以考释毛公鼎铭文为例,王国维就是
这样通过多种途径来进行具体考释的,他认为,现在的人之所以对今日通行的文字都能理解,能
阅读,而对《诗》《书》及那些出土实物上的文字感到难懂,是因为他们对古代的了解不如对现
代的了解那么深.所以他在《毛公鼎考释序》中说:"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
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
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他在这
里提出的方法是多重的,既要了解时代背景,还要通过文字学,音韵学,以及出土实物上的文字
变化来互相参证,从而得出较好的认知结果.其中所说的"以验其文字之变"体现了一种动态的
眼光,抓住的还是历史的演化.他提出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也是如此.此前人们历来偏重
于文献资料的研究,王国维提出用地下发现的新材料与纸上的材料互相参证的"二重证据法",
为古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陈寅恪对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所做的三点归纳其实也正是针对这种综
合性而言的.另一方面,由于王国维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历史的演化,他的研究体现出了明显的系
统性,他先前写的《宋元戏曲考》是这样,随后写的《殷周制度论》等著作也是如此.此外他在
完成《史籀篇疏证》后,为了进一步澄清古文字发展史上的误区,他相继发表了《战国时秦用籀
文六国用古文》《史记所谓古文》《汉书所谓古文》《说文所谓古文》《说文今序篆文合以古
籀说》《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两汉古文学家多小说家说》《科
斗文字说》等文章,不仅解决了一系列具体问题,而且也使这些文章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王国维之所以能在中国传统之学的研究中获得很大的成就,并有着开阔的研究视野,除了
他中国学问的功底深厚,并吸取了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之外,也与他曾研究过西方学术是分不
开的.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学者狩野直喜讲得最好.作为朋友和同行,狩野深知王国维学
术研究的价值.他说:
作为一个学者,王君伟大卓越之处我想是凡中国的老一辈大儒才能做的事,他都做了.
晚年他绝对不提自己会外文,可是因为他研究过外国学问,他的学术方法比以往的中国大
儒更加可靠.也就是说,他对西洋科学研究法理解很深,并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这
是作为学者的王君的卓越之处.当今中国,因受西洋学问的影响而在中国学中提出新见解
的学者决非少数,可是这种新涌现的学者往往在中国学基础的经学方面根柢不坚,学殖不
辱,而传统的学者虽说知识渊博,因为不通最新的学术方法,在精巧的表达方面往
往无法让世界学者接受.也就是说,他们的表述不太好领会.而王君既没这两者的毛病,
又兼有两者的优点,这确实是罕见的.⑾
狩野的论说是对王国维后期学术的基本概括.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在北京的最后几年,王国维
对西学的态度是极为复杂的,甚至有一种敌对的情绪,这特别表现在他于1924年给溥仪的那封
信中.他认为:中国这十余年来,"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原因多半由
于西学的影响.他在论及科学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
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
他为什么会如此说呢 因为他认为西方在科学的应用上存在着很大的弊端,"西人兼并之烈与工
资之争,皆由科学为之羽翼".但是他说:"史地诸学"倒未受影响.⑿这里他以科学仅供少数
人"消遣岁月斯可矣"来形容科学的应有作用近乎刻薄,但他也承认科学的高度发展,其中至少
反映出他后期作为一个以考证史实见长的学问家与他所说的"科学"之间的联系.
本文在这里做反复的论证,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后期的王国维并未完全摆脱西学的影响,只
不过这种影响是以研究方法的形式在起作用罢了.如果说王国维最终没有放弃科学的研究方法,
而这首先又得益于他早先所受的新式教育的话,那么上海对他的影响就仍然存在.在这个意义
上,我们可以说,代表新学的上海仍然与王国维的学术活动存在着某种联系.
四
王国维与上海的直接联系,从时间上来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从1898年他到上
海,至1906年前去北京,在这八年时间里尽管他还辗转于其他地方,在上海的时间约三至四年,
但是他在完成了东文学社的学业后所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主编《教育世界》杂志(这个杂
志于1908年1月停刊),因此他这时的学术活动重心仍在上海.后期,从1916年由日本回国直至
1923年去北京任南书房行走,这七年时间基本住在上海,其主要工作先是在哈同花园编《学术丛
编》后在哈同所办的仓圣明智大学教授经学,前后他在上海住了十年多的时间.他的许多重要
著作也都在这个城市发表刊印,前期刊印的著作已有述及,后期的重要著作有很多发表在《学术
丛编》中,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毛公鼎铭考释》,
《史籀篇叙录》,《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等.他的学术集编《观堂集林》也在上海印
行.应该说王国维与上海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正因为如此,探究他对上海究竟有什么样的感
受就是本文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在王国维所留下的著述和书信中没有多少直接议论上海的文字,但在他的言行中我们能体
味到他的真实感受.前期因为他向往新学,所以渴望去上海.其间因脚气病发作,他一度离开上
海,但一旦病好之后,他就立刻返回上海.即使在家乡养病期间,他仍关心着《时务报》馆的工
作,并特意写信给报馆同仁,提出应该多订一些日文报纸,以增加《时务报》的新闻量.这颇能
说明问题.后期,他与上海当时的主流文化明显存在距离,即使他有相当一段时期就身在上海,
但是他的心态却是复杂的.比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出对上海那时的一些不良社会现象的
强烈不满,他说:"永居上海二年,于此间社会情形乃稍详悉,无论公私皆腐败颟顸至无可言.如
吴下曹君者,蒋孟平延之校书,乃终年未有一字.编《通志》者亦大半如是.若商务印书馆者,
其中办事督责可谓认真矣,乃终年孜孜矻矻作无用有害之物,非徒于是无益,即以其公司之经济
言,亦失计之至.至于政局,则系此种腐败局面之放大而又极端者,不知我载黄之子孙,周孔之后
裔乃有此现象."⒀信中对当时上海的整个社会状况表现出的不满情绪是十分明显的,他说当
时的那种腐败现象要是"在二十年前,则尧香所见此等人当有彭刚直,沈文肃者处以极刑."
言语中怀念的仍是那个旧王朝.其实民国初年,中国的局势恶化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情,王国维
之所以有这种看法也还是有现实原因的.从文化的层面看,信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他对商务印书
馆的评价,说商务出版的书无用也罢了,为什么要说是有害之物呢 从商务印书馆发展状况来看,
在"五四"之前,其出版物主要集中在学校用书,包括中外辞书,以及外国文学作品;至"五四
"后,为了适应社会需要,增加了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和影印中国古籍两大方面的出版内容.一般
的评论认为,自1918年9月开始出版的《尚志学会丛书》《北京大学丛书》,以及此后《世界丛
书》《共学社丛书》《新文化丛书》《世界文学丛书》的陆续出版,显示了商务印书馆出书的
层次有了较大的提高.可是,王国维的这封信写于1918年初,此时正是商务印书馆处于创业以来
的低谷,不仅经济上出现了亏损,而且在稍后的一段时间里,因出版中的一些问题,又受到来自
多方面的批评.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商务印书馆在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多年里,对中国文化事业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仅以出版的教科书为例,商务印书馆自清光绪二十八
年(公元1902年〉至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的十数年间共出版各类教科书达290多种.⒁从而推
动了本世纪初的中国教育事业的向前发展.从王国维的政治倾向来看,他一定不会希望看到早
先商务出版的反映辛亥革命的《大革命大写真》《中国革命史纪要本末》《革命文牍撷要》等
书籍,同时也未必会愿意看到那些强化共和公民意识的教育读本,以及1916年出版的《戊戌六君
子遗迹》这样的书.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上海正兴起着新文化,新思想的浪潮,正是在这种新思潮的激荡中,
上海随之成了全国新文化的中心.当时身在上海的王国维不仅与日渐成型的市民文化存在着距
离,更与新思潮,新文化无法相容.他书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新思潮之祸必有勃发之日",
这话倒是言中的,因为在他这封信写出的不久几个月之后,就爆发了"五四"运动.而其中的那个
"祸"字,正表达了他的立场.
不过与主流文化存在着距离的王国维,生活在上海却并不孤独,自从清王朝瓦解之后,朝延
的皇公贵族,以及原朝中的官僚大都流向沿海的租界城市,其原因在于租界的特殊地位与制度
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上海也正是他们的重要聚集地.与王国维在上海有着密
切交往的沈曾植,蒋汝藻等人都曾是旧王朝的官僚.仅管王国维不曾做过官,但他却与他们有
着同样的感情与好恶,并结下了友情.随后,北京大学慕名而来,想聘请王国维担任教授,罗振玉
的意思以王国维受聘为好.但是,王国维却不愿离开上海,他对罗振玉提及此事时说:"马叔翁
(衡)及大学雅意,与公相劝免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沪日久,与各处关系甚多,经手未了之件与日
俱增,儿辈学业多在南方,维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⒂他其中列出的数条原因,第一条
就是"与各处关系甚多".而这甚多的"关系"其实是很有局限性的,因为这时在上海与他交
往的人,大都是一些怀旧心态很浓重的人.
但是,1923年4月,逊帝溥仪的一道"谕旨"命他入直南书房,王国维却不能再顾及"怀土之"
和那些"关系",立即前往北京赴任了.直至他去世,王国维只有在他的长子潜明生重病时回过
一次上海.与王国维一生50年相比,他在上海的岁月仅占五分之一,而真正对他产生影响的前期,
时间就更短.然而从王国维的学术发展之路来看,这种作用却是不容低估的.
________________
⑴《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⑵《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以下未标明出处者,均引自《王
国维文集》
⑶《论近代之学术界》.⑷《国学丛刊序》.
⑸《国立中山大学历史语言所周刊》第62,63,64合刊序.
⑹《王国维全集·书信队第5页.⑺同上.第6页.
⑻《杜威与中国》,《胡适文存》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版,第200一201页.
⑼《静安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⑽《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33页.
⑾《回忆王静安君》,见《追忆王国维队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4-345页.
⑿ 引自《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2页.
⒀《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37-238页.
⒁张召奎:《中国出版史概要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201页.
⒂《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17页.

王国维40岁以前作为：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

“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1911年，辛亥，宣统三年，三十五岁。

1月，为《百川学海》本《晁氏客语》题跋。2月，为罗振玉创办之《国学丛刊》作《序》，提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

1911年，辛亥，宣统三年，三十五岁。

     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2月，罗振玉、王国维各率全家避居日本，居京都田中村，侨居日本达五年之久。从此，其治学转而专攻经史小学。

1913年，癸丑，民国2年，37岁。

    5月，着手草《明堂寝庙通考》。10、11月间，撰《秦郡考》、《汉郡考》（上、下），又草《两汉魏晋乡亭考》二卷（稿本）。


1914年，甲寅，民国3年，三十八岁。

    岁末，为罗振玉撰《殷虚书契考释》校写，并作序和后序。是年又作《邸阁考》。


1915年，乙卯，民国4年，三十九岁。

     2月，撰《殷虚书契前编》，一、二卷释文，作《洛诰解》。3月，写成《鬼方昆夷〈犭严〉狁考》（初名《古代外族考》）。中旬，携眷返国扫墓，4月13日罗振玉亦归国扫墓，二人会于上海。中旬，经罗振玉介绍与沈曾植相识于上海，多有往还，商磋古音韵之学。下旬，携长子随罗振玉往日本。撰《不期敦盖铭考释》、《三代地理小记》，其下包括《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毫》等数篇。8月，撰成《胡服考》。10月撰《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又撰《古礼器略说》，其总题下分《说俎》、《说盉》等数篇。11月，作《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12月，撰《生霸死霸考》。

     1916年，丙辰，民国5年，四十岁。

     1月，作《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决定春节后返国，《国学丛刊》停刊。王国维认为其寓居日本期间，乃"成书之多，为一生冠"。2月，携长子回国，至上海，应哈同之聘，主持《学术丛编》。3月，撰成《史籀篇疏证》及序、《流沙坠简考释补证》及序、《周书·顾命考》及序、《国学丛编序》。4月，撰《殷礼征文》、《释史》、《乐诗考略》（含《释乐次》、《周大武乐章考》、《说勺舞象舞》、《说周颂》、《说商颂》。《汉以后的传周乐考》），草《毛公鼎考释》。5月，作《大元马政记跋》，校《水经注》，《毛公鼎考释》定稿，并作序。下旬，始草《魏石经考》。8月中旬，酝酿作《汉魏博士考》。9月，《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写定。10月，撰《周书·顾命后考》及序，重订《汉魏博士考》成三卷。11月，撰《汉代古文考》、《彊村校词图序》、《元秘书监志跋》、《隋志跋》。12月，草《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

王国维41岁以后作为：

1917年，丁巳，民国6年，四十一岁。

始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3月酝酿《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及序。5月，撰《古要竹书纪年辑校》，并作《自序》，又撰《殷文存序》、《乡饮礼席次图》。6月，撰《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及序，编就《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及序，作《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释旬》、《释昱》。7月撰《周代金石文韵读》。9月，草成《殷周制度论》、《商三勾兵跋》。11月，汇集近年间所撰文，成《永观堂海内外杂文》。12月，撰成《古本尚书孔氏传汇校》（稿本）。

1918年，戊午，民国7年，42岁。

1月，校《尚书孔传》、《方言》等。去年底，北京大学蔡元培托马衡与王国维联系，欲聘其往北大任教。经与罗振玉商量，今拒绝之。7月，再次辞谢北京大学邀任教授之聘。9月，作《释环玦》、《释珏释朋》、《释礼》、《重辑苍颉篇》及自序、《释由》。

1919年，己未，民国8年，43岁。

1月，撰《书郭注方言后》（一、二、三）、《书尔雅郭注后》。2月，撰成《书契后编》上卷释文、《齐侯二壶跋》。8月，《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敦煌石室碎金跋尾》（含《唐写本残职官书跋》）等十数篇跋，

1920年，庚申，民国9年，44岁。

    作《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

1921年，辛酉，民国10年，45岁。

    年初，马衡受北京大学委托，再次来书邀王国维出任北大文科教授，为其所拒。5月，将数年间所写经史论文，删繁挹华，集成《观堂集林》二十卷，

1922年，壬戌，民国八年，46岁。

    年初，王国维允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以"无事而食，深所不安"，未受酬金。5月，顾颉刚来访，后多有书信往还问业。12月，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拟就《研究发题》寄沈兼士。不久，又致书马衡，建议大学开设"满蒙藏文讲座"并建议遣送有史学根基者出国深造。致书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何之兼等同学，条陈所询事宜，是年校阅《蒙古秘史》、《龙龛手鉴》。

1923年，癸亥，民国12年，47岁。

    4月16日，受命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7月初，撰《殷虚书契考释序》，同时，始校《淮南鸿烈》，历时三月余。11月，受溥仪命，清理景阳宫等处藏书。12月初，《观堂集林》二十卷样本印成，文二百篇，诗67首。

1924年，甲子，民国13年，48岁。

4月，与蒋汝藻书，言及北京大学友人欲请其出任国学门研究室主任，而自己不愿就任。9月，罗振玉入直南斋，至京，住王国维家，后又与罗氏共检理内府藏书。近年，与胡适往还书信，商讨学问。11月，冯玉祥部"逼宫"，命溥仪迁出紫禁城。王国维随驾前后，并因此而有“艰难困辱，仅而不死”之言。

1925年，乙丑，民国14年，49岁。

2月，清华委任吴宓筹办研究院，并拟聘王国维为导师。王国维在请示溥仪后就任。此后治学转入西北地理及元史。4月18日，移居清华园之西院。研究院同时还聘请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世称"清华四大教授"。另，聘李济为讲师。4月23日梁启超到校，6月12日，赵元任到校，住清华园之南院。7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录取新生，正取30名，备取2名。暑期，应学生会邀请向留校学生讲演《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现之学问》。9月8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办第一次教务会议，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李济到会。会上公布各教授普通演讲的讲题（即所开课程）与指导研究学科的范围。王国维任经史小学导师，普通演讲讲题有：古史新证，每周1小时；《尚书》，每周2小时；《说文》练习，每周1小时，指导学生研究范围有：《尚书》本经之比较研究（含句法比较、成语比较、助词比较），《诗》中状词研究（含单字、连绵字、双字、双声字、叠韵字、其余），左礼器之研究，《说文》部首之研究，卜辞及金文中地名或制度之研究，诸史中外国传之研究，元史中蒙古色目人名之划一研究，慧琳《一切经音义》之反切与切韵反切之比较研究。9月14日，国学研究院普通演讲正式开始，王国维讲《古史新证》。10月15日，加授《尚书》课程。是月，草《鞑靼考》及年表，《元朝秘史地名索引》。11月，撰《蒙文元朝秘史跋》。

1926年，丙寅，民国15年，50岁。

2月，撰《黑鞑事跋》，校阅《亲征录》。21日，赴天津，为溥仪祝寿。4月，撰《圣武亲征录校注序》，26日，清华批准印其丛书，即《蒙古史料四种校注》，发表《耶律文正年谱余记》、《黑鞑事略序》。5月，写定《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及序，刊出《圣武亲征录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