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邵雍
邵雍（一○一一～一○七七）北宋哲学家。字尧夫，谥康节，先为范阳人，后随父迁共城（今河南辉县）。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后人称他为百源先生。屡授官不赴。后居洛阳，与司马光等人从游甚密。根据《易经》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掺杂道教思想，虚构一宇宙构造图式和学说体系，成为他的象数之学也叫先天学。传说他的卜术很准。
　　仁宗皇佑元年（一○四九）定居洛阳，以教授生徒为生。嘉佑七年（一○六二），西京留守王拱辰就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琦宅故基建屋三十间，为雍新居，名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仁宗嘉佑及神宗熙宁初，曾两度被荐举，均称疾不赴。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退居洛阳时，恒相从游。熙宁十年卒，年六十七。哲宗元佑中赐谥康节。有《伊川击壤集》二十卷。《宋史》卷四二七有传。
　　邵雍诗，以张蓉镜、邵渊耀跋明初刻《伊川击壤集》为底本。校以一九七五年江西星子县宋墓出土之《邵尧夫先生诗全集》九卷（简称宋本）、蔡弼重编《重刊邵尧夫击壤集》六卷（简称蔡本），及元刻本（简称元本）、明隆庆元年黄吉甫刻本（简称黄本）、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底本编末之集外诗与新辑得之集外诗合编为第二十一卷。

3.张载（北宋）

　　张载是北宋时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关学的创始人，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著作一直被明清两代政府视为哲学的代表之一，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
　　张载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祖父张复，宋真宗时任给事中，集贤院学士等职，后赠司空。父亲张迪于真宗初携妻陆氏上任于陕西长安。天禧四年（１０２０）生张载。天圣元年（１０２３）年任涪州（今四川涪陵县）知州。后赠尚书督官郎中，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小官吏。张迪在涪州任上病故，家议归葬开封。十五岁的张载和五岁的张戬与母亲，护送父柩越巴山，奔汉中，出斜谷行至眉县横渠，因路资不足加之前方发生战乱，无力返回故里开封，遂将父安葬于横渠南大振谷迷狐岭上，全家也就定居于此，以后张载就生活于此，人称他为横渠先生。

张载从小天资聪明，少年丧父，使他成熟较早，当时西夏常对西部边境侵扰，宋仁宗康定元年（１０４０）初，西夏入侵，庆历四年（１０４４）十月议和。朝廷向西夏“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这些国家大事对“少喜谈兵”的年仅二十一岁的张载刺激极大，他就向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打算联合焦演（彬县人，精兵述）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博取功名。范在延州（今延安）军府召见了这位志趣不凡的儒生，张载谈论军事边防，保卫家乡，收复失地的打算得到了范的热情赞扬，认为张载可成大器，劝他道：“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勉励他去读《中庸》，意思是说你作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须去研究军事，而应从《中庸》学起，在儒学上下功夫。张载听从了范的劝告，回家刻苦功读《中庸》，仍感不满意。于是遍读佛学，道家之书，觉得这些书籍都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又回到儒家学说上来，经过十多年的功读，终于悟出了儒、佛、道互补，互相联系的道理，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
　　庆历二年（１０４２）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在安阳府（今甘肃庆阳）城西北修筑大顺城竣工，特请张载到庆阳，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

仁宗嘉佑二年（１０５７）三十八岁的张载赴卞京（开封）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在候诏待命之际，张载受文彦博宰相支持，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一天晚上，遇洛阳程颢、程颐兄弟，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虚心待人，静心听取二程对《易经》的见解，感到自己学的还不够，第二天，他对听讲的人说：“今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辈可师之”（行状）。于是撤席罢讲，但又对二程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行状），表现了他在学术上积极开拓精神，他的《易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张载中进士后，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县令（今陕西宜川境内）著作佐郎，签书谓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等职。在作云岩县令时，办事认真，政令严明，处理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德政，重视道德教育，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每月初一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会。常设酒食款待，席间询问民间疾苦，提出训戒子女的道理和要求，县衙的规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乡老，反复叮咛到会的人，让他们转告乡民，因此，他发出的教告，即是不识字的人和儿童都没有不知道的。在渭州，他与环庆路路经略使蔡挺的关系很好，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军府大小之事，都要向他咨询。他曾说服蔡在大灾之年取军资数万救济灾民，并创“兵将法”，推广边防军民联合训练作战，还提出罢除戍兵（中央军）换防，招募当地人取代等建议。在此时他还撰写了《经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和《经略司边事划一》等，展现了他的军事政治才能。

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御史中丞吕公著（晦叔）向神宗推荐张载，称赞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可以召对访问。神宗召见张载，问他治国为政的方法，张载说：“皆以渐复三代为对。”（三代即夏、商、周），神宗听了非常满意，高兴的说，你先到二府（中书省枢密院）作些事，以后我还要重用你。张载认为自己刚调入京都，对朝廷王安石变法了解甚少，请求等一段时间再作计议，后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当时王安石执政变法，想得到张载的支持。有一天见到张载对他说：“朝廷正要推行新法，恐怕不能胜任，想请你帮忙，你愿意吗？”（今译）张载回答说：“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熟敢不尽！如教与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张载一面赞同政治家应大有作为，但又含蓄地拒绝参与新政的行为，遂渐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张载拟辞去崇文院校书职务，未获批准。不久被派往浙东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审理苗振贪污案，案件办毕回朝。此时张载之弟监察御史张戬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发生激烈冲突，被贬知公安县（今湖北江陵），张载估计自己要受到株连，于是辞官回到横渠。

张载回到横渠后，依靠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整日讲学读书，“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半夜坐起，取烛以书……。”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著作，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并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的两项实践。为了训戒学者，他作《砭愚》、《订顽》训辞（即《东铭》、《西铭》），书于大门两侧。张载对推行“井田”用力最多，他曾把自己撰写的《井田议》主张，上奏皇帝，并与学生们买地一块，按照《周礼》的模式，划分为公田，私田等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疏通东西二渠“验之一乡”以证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今横渠镇崖下村，扶风午井镇、长安子午镇仍保持着遗迹，至今这一带还流传着“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
　　熙宁十年（１０７７）秦风路（今甘肃天水）守帅吕大防以“张载之学，善法圣人之遗意，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为由，上奏神宗召张载回京任职。此时张载正患肺病，但他说：“吾是行也，不敢以病辞，庶几有遇焉。”意思是说这次召我回京，不能因病推辞，借此机会可行施我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便带病入京。神宗让他担任同知太常职务（礼部副职）。当时有人向朝廷建议实行婚冠丧祭之礼，下诏礼官执行，但礼官认为古今习俗不同，无法实行过去的礼制。唯张载认为可行，并指出反对者的作为“非儒生博士所宜”因而十分孤立，加之病重，不久便辞职西归。路经洛阳见到二程时说：“载病不起，尚可及长安也。”当年农历十二月行至临潼，当晚住在馆舍，沐浴就寝，翌日晨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八年，临终时只有一个外甥在身边。

张载的一生，两被召晋，三历外仕，著书立说，终身清贫。殁后贫无以殓。在长安的学生闻讯赶来，才得以买棺成殓，护柩回到横渠。翰林院学士许诠等奏明朝廷，乞加赠恤。神宗下诏按崇文院三馆之职，赐丧事支出“半”数，宋神宗元丰元年（１０７８）三月，将张载葬于横渠大振谷其父张迪墓南，与弟张戬墓左右相对。
　　南宋嘉定十三年（１２２０）宋宁宗赐谥“明公”，淳佑元年（１２４１），赐封眉伯，从祀孔庙，明世宗嘉靖九年（１５３０）改称先儒张子。

程颐
程颐（1033～1107），教育家。

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北宋洛阳人。为程颢之胞弟。历官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元佑元年（1086）除秘书省校书郎，授崇政殿说书。与其胞兄程颢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幼承家学熏陶，其政治思想颇受父程的影响，推举其父反对王安石新法乃“独公一人”，又说其兄程颢对荆公（王安石）之说，“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极加称许。与其兄程颢不但学术思想相同，而且教育思想基本一致。24岁时曾在京师（今河南开封繁塔之左）授徒讲学。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偕兄于嵩阳讲学。元丰元年（1078）知扶沟县，“设庠序，聚邑人子以教之”。元丰五年，文彦博将其鸣皋镇（今河南洛阳伊川县境）之庄园赠给程氏，乃自建伊皋书院，讲学其中几达20年。同程颢一样，主张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圣人，“圣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圣人以天地为心，“一切涵容复载，但处之有道”，因此，教育必须以培养圣人为职志。在教育内容上，主张以伦理道德为其根本，“学者须先识仁。仁者蔼然与物同体，义、智、信，皆仁也。”《宋史》称他“学本于诚，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指南，而达于‘六经’”。教育以德育为重，强调自我修养，其途径为致知、格物、穷理。“致知则智识当自渐明”，致知乃在穷理，即尽天理。致知的办法是“格物”。“格，至也”，“格”是内感于物而识其理。“耳目能视听而不能远者，气有限耳，心则无远近也”，因此认识事物的关键乃在“心”。心“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故致知重“内感”而不重外面事物。在学习方法上，强调求其意，“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另外，主张读书要思考，“不深思则不能造其学”。或曰：“学者亦有无思而得其乎？”其教育主张和思想对后世教育影响极大。后人曾在他讲学之地设书院以为纪念，如河南嵩阳书院、伊川书院等。另外，全国各地亦有纪念他之书院，意在追踪继轨，以示其思想绵长。其著作被后人辑录为《河南二程全书》、《程颐文集》、《易传》和《经说》。

5.程颢
程颢
程颢 （1032～1085），教育家。  

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宋洛阳人。与程颐为同胞兄弟，世称“二程”。其家历代仕宦，曾祖父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程遹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程珦官至太中大夫。自幼深受家学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父程珦影响，以非王安石新法著称。举进士后，历官京兆府都县主簿，江宁府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神宗初，任御史。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宋史》本传称：“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人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与弟程颐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在教育上，先后在嵩阳、扶沟等地设学庠，并潜心教育研究，论著颇巨，形成一套教育思想体系。程颢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养圣人，“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己。不至圣人而自己者，皆弃也”。孝者所当孝，弟者所当弟，自是而推之，是亦圣人而已矣”即认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爱物，谨守封建伦常。学《论语》、《孟子》则为“知道”，“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大学》、《中庸》亦不可不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而《中庸》“天理也，不极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中庸”。总之，教育必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之基本内容。程颢还提出，读书以期“讲明义理”，注重读书方法，“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不可“滞心于章句之末”，为此者乃“学者之大患”。同其理学思想一样，程颢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为求学统渊源，于他讲学之处立祠或书院以为纪念。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于京师讲《易》处（今河南开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明成化二十年（1489），河南巡抚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书院，祀二程于讲堂。另嵩阳书院亦为纪念两程所立。《嵩阳书院志·序》称：“嵩阳书院，宋藏经处，两程夫子置散投闲与群弟子讲学地也”。其著述后人辑录为《河南二程遗书》，其中包括杨时编辑之《粹言》、朱熹编辑之《遗书》（即《二程语录本》原本）、《外书》和程颢之《文集》。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句話，是宋儒張載所說的。整句話是在期許自己或當代的士人，要通達經典中所存的「義理」，掌握自然與人世社會的奧秘與問題，以建立一個安和樂利的有禮的社會。

宋儒自我期許非常的高，往往「以天下為己任」，所以他們「通經」是為了「致用」，而這也是宋代理學最基本的精神。其實早在范仲淹時，就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感慨，而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如歐陽修、富弼、韓琦、司馬光等人，也都有同樣的心聲。然而，理學的正式成立，一般學者認為，是從胡瑗、孫復、石介開始的、他們三人都注重修養，提倡儒學，以師道自任。學術雖未入精微，但已樹立了理學的典範。

理學，一般人又稱為「新儒學」、「性理學」、「道學」或「宋學」。

稱為「新儒學」主要原因在於，理學興起主要在於知識分子希望以儒家思想為主體，恢復民族主義，建立君臣上下關係，使社會恢復安定。然而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就要先革新知識分子受老莊、禪佛的影響而導致的思想腐敗。知識分子雖然希望在思想上戰勝佛、老，但卻仍不能免於受佛、老的影響，因此理學雖然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卻揉和了佛、道。因為它與原來的儒學已經不同，因此稱為「新儒學」。
而稱為「理學」或「性理學」，是因為新儒講學的內容事重義理，以性、命、天理為問題的中心。
稱為「道學」，是因為新儒自認承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的道統，講的是「內聖外王」之學，與秦、漢以後專重章句訓詁的儒者有別。在宋史中，更因此另外立了「道學傳」，以別於傳統的「儒林傳」。
稱為「宋學」，是因清代乾嘉年間考據之學大興，研究典籍推尊漢儒，號稱「漢學」。他們攻擊宋代新儒解經空疏的弊病，因此相對於「漢學」，稱宋代新儒為「宋學」。
此外，理學發展到明朝，以王守仁為首的一派學者，又特別以「心學」稱呼。這是因為陽明學說提倡「心即理」，也就是天理自足，不待外求，一切以本心為重，因此稱之。

理學的代表人物，北宋有所謂的「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頤、程顥為代表，南宋則以朱熹、陸九淵為代表。

北宋五子中，首先對理學的理論有重大貢獻的學者，是周敦頤。

周敦頤(1017～1073年)字茂叔，湖南道州人(現在湖南省道縣)，學者稱他為濂溪先生。周敦頤一生沒有當過大官，當時也很少人了解。跟著他學習的只有程顥、程頤兩兄弟。周敦頤主要的貢獻，有三點：

(1)著《太極圖說》；利用道教的圖式，融會自古相傳的陰陽、五行、動靜等觀念，將宇宙、萬物的生成，及人如何安頓自己，作個非常簡明的解說；
(2)著《通書》，以「誠」為萬有的本體。係根據易與中庸之論，強調德性之原與生生之理，成己順而成物，進而「贊天地之化育」。由內聖而外王，是自然而然的；
(3)明確地說出內聖外王的內容。主要是「學顏子之所學」、「志伊尹之所志」。

第二位，是邵雍。邵雍(1011～1077年)，字堯夫，諡號是「康節」。

邵雍早年，曾在河南共城(輝縣)西北的蘇門山百源之地讀書，後人遂用「百源」稱他的學派。邵雍一生沒當過官，三十八歲左右遷居到洛陽，四十五歲才娶妻。當時一些住在洛陽的政府退休官員，像富弼、司馬光，都是他的好朋友。邵雍稱自己的住處為「安樂窠」。他喜歡飲酒賦詩，《伊州擊壤集》是他吟詠性情之作。

邵學的特色，是數術。邵雍認為，宇宙無非是物質和時空，物質的運動和時空的長短，都可以用數目表現出來。數與數之間的關係，便代表宇宙間的關係，而天理就存在其間。

而利用數加以推算術，可以知道未來和未知的事物。邵雍以元會運世和日月星辰相配，製成一個宇宙年表，再將中國歷史配入年表中。又利用這個形式架構，將律呂、聲音、天地萬物，都包含進去。這便是《皇極經世》書的主要內容。邵雍對理學的主要貢獻，是在形上學方面。他根據陳摶、种放、穆修、李之才一系傳下來的先天易學，使整個易學理論有了重大的創新，而易是理學家形上學的根本。

第三位，是張載。張載(1020～1077年)，字子厚，世稱橫渠先生。後人稱呼他的學派，為關學。張載為人極嚴毅，做學問極努力。往往整天坐在房裡，苦思冥索，一有心得，立刻取筆寫下。《正蒙》、《理窟》，都是有名的著作。而他的著作中，以《西銘》最受學者推崇，程顥、程頤兄弟就專以《西銘》一書內容，開示後學。《西銘》一書，最能擴揮仁者天地萬物為一體的思想。而《西銘》中，天地萬物一體的思想，是建立於張載以「氣」為原質的一元論上。

張載認為，宇宙間只有「氣」而已，「氣」凝而為物，「氣」散則為空。萬物的生滅，就是「氣」的聚散。因此，人與物本來一體，人雖死而實未嘗死。至於鬼神，則為此氣之「良能」，往而屈者為鬼，來而伸者為神。

除了形上學之外，張載還提出「變化氣質」這個重要觀念。張載認為，宇宙間既然只有氣，照理來說應無所謂「惡」的存在。但氣有清濁，氣清則靈通，氣濁則壅塞。人因而具有形質，因此「至善之性」就不免受到形質的限制。而教育的功能，便是在「變化氣質」，使限制「天地之性」的氣質變清變靈，亦即得以良心作為主宰。「為天地立心」，與「去人慾，存天理」便是同一回事。

北宋五子最後兩位，是程顥、程頤兄弟。程顥是心學的始祖，而程頤是理學的正統。一般而言，認為理學的真正成立，應從程氏兄弟開始。程氏兄弟是周敦頤的學生，邵雍的晚輩，張載的姻親。由於他們居住在洛陽，因此後人便以「洛學」稱呼他們這一學派。二程在思想上，沒有多大差異，不過因兩人個性不同，而各具特色。

大程為人隨和親切，與他相處如沐春風，在學說呈現出活潑的生機且較為圓融。

小程嚴肅方正，後世所謂「道學臉孔」，就是由小程而來的。小程在學說上，有板有眼，因此較易遵循。

二程在理學上最重要的貢獻，是在「天理」的發現。「天理」兩個字，在《樂記》中有提到，張載、邵雍的著作中也有論及，但需到了二程時，「天理」才成為脫離現象的純粹世界。意思是說，任何事物的形成，都有其所依照的「理」，此理不因事物之有無而增損，所以是超越實體而自然存在的。此理既是超越實體而自然存在，所以稱為「天理」。人秉人之理而生，此理即是人之性，所說是「性即理」。但天理不能自己表現出來，必藉適當的物質和形式來表現，也因此使得原本具備的天理，受形質的限制無法全部表現出來。就人的氣質而言，天理受限制主要表現在人的情慾上，於是為懲忿至慾」便成為「變化氣質」的重要工作。

大程的〈識仁篇〉和〈定性書〉，是理學中兩篇極重要的論文，提出「以誠敬存之」的觀念。小程的貢獻，在於提出「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做為修養的要領。這種敬的工夫，類似於佛家的定學。「敬」是什麼呢？小程又用「主一」作為解釋。主敬所明白的天理，便是有時不假見聞的德性之知。此外，小程又主張「致知在格物」。所謂格物即窮理，但所指的是窮究內在之理，因此主張「性即理」。

北宋五子中，周敦頤之學傳程氏兄弟，「主靜立人極」，大程改為「主敬」，小程又加上「致知」，成為後世理學的正統。邵雍的學術偏於數術，不被認為正統，傳他學術的人很少，到兒子邵伯溫時已無可觀。張載一派講事功，門下多豪傑之士，而三呂(呂大忠、呂大均、呂大臨)尤詳於禮制，他們對於軍事、政治、社會都努力奉獻心力，風格與其他家不同。

五子中，只有程氏兄弟門庭最盛，但程顥早卒，因此元祐以後，便是程頤一系獨盛的局面。

宋室南渡後，將理學的香火延續到南方的，要屬楊時、胡安國兩人。到了孝宗年間，南宋的政局穩定下來後，社會再度繁榮，這時理學才又發展到另一個高峰。當時最主要的兩位學者是朱熹和陸九淵，此外還有張栻和呂祖謙、薛季宣、陳傅良、葉適、陳亮等。

朱熹，字元晦，安徽婺源人。婺源古時候屬新安郡，所以朱熹常自己署名「新安朱熹」。又因他寓居福建，所以他的學術有「閩學」之稱，學者稱他晦庵先生。朱熹早年遵從父親的意思，跟從劉勉之、胡憲、劉子暉學習。到二十七歲，又拜李侗為師。後來又與張栻、呂祖謙為友，與陸九淵相切磋，於是形成博大而又精微的思想體系。

朱熹在學說上，並沒有什麼創新，只是把北宋五子的學說加以融會貫通，使之更精密、更有組織。理學在朱熹以後，成為學術思想的正統，在對佛老的爭衡上，得到壓倒式的勝利。朱熹講學，最重循序漸進。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作基本教材，而後再進一步研讀經書。四書在朱熹的認定下，地位遂在五經之上。同時，朱熹對宋代理學影響非常深刻的是，他使理學生活化和宗教化。理學生活化，才能在民眾生根落實，才不會只是少數高級知識分子的事。而理學宗教化，才能滿足人類的宗教情緒，可由禪佛手中奪回教席。

朱熹本人言語、行動、居家、處事都有規矩，因此成為當代新的師表或「教主」。朱熹晚年，受韓侂冑的迫害，他的學術被政府宣布為「偽學」，而嚴加禁止。直到朱熹死後(1205年)，韓侂冑因伐金失敗被誅，偽學才除禁。

陸九淵，字子靜，江西金谿人，學者稱象山先生。陸九淵比朱熹小九歲，但早朱熹八年卒(1192年)。陸九淵的學術無淵源可尋，可算是兄弟間自為師友。陸九淵的四兄陸九韶，學者稱梭山先生，曾與朱熹辯論《太極圖》。五兄九齡，學者稱復齋先生，也是有名的理學家。陸九淵自稱「因讀《孟子》而自得之」，很符合陸學的精神，且《孟子》一書確實是陸九淵最得力的書。簡易直截，是陸學的特色。

他認為天地間充滿了理，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便是順此理而無私。天地之理發露在人心上，故理即心。人只要恢復本心，便與理不隔，故心即理。理為人所固有，不假外求，所以學問之道無他，在於把固有的理發露出來而已。要發露固有的理，只要把蒙蔽於本心上的私慾意見去掉就行了，這就是孟子所謂的「求放心」。

陸九淵認為人之所以會失去本心，而與天理乖隔，普通人主要是因陷溺於利慾，而聰明則又陷溺於意見。人應該要從利慾和意見中超拔出來，成為一個能擔當、撐得住的人。因此，他提出一個「減」字訣，作為恢復本心的方法。他說：「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凈盡方是。」剝落淨盡了，本心自然就恢復了。本心恢復了，尚須加以涵養使其具足一切。本心萬理具足，讀書便不過是一種印證的工夫而已，所以有「六經皆我註腳」的話。

陸九淵的學術以開發本心為主，又認為「心即理」，後人因此有「心學」之稱。明代王守仁就是順著陸九淵的路，而發展得更為精密。陸九淵與朱熹在思想上的異同，後人爭論了七、八百年，成為理學最大的公案。
  　

後人爭論朱陸異同，成為理學的最大公案。然而，朱熹與陸九淵是同時代的人，他們兩人是否曾經爭論過呢?

在中國思想史上，有一場很著名的辯論 ～ 「鵝湖會」，就是朱熹和陸九淵兩人正面交鋒的一場辯論。這場辯論，是在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四月，在江西省鉛山的鵝湖寺舉行的。朱熹當時年紀是四十六歲，剛完成他的主要著作之一《近思錄》。陸九淵年僅三十七，當時名氣還不如朱熹。

「鵝湖會」的爭辯，長達三天，沒有留下什麼特別的記錄，因此無法得知當時辯論的詳情。但是，根據陸九淵的門人所記錄下來的語錄來看，陸九淵在爭辯開始時，首先送了一首詩給朱熹。朱熹看見詩中有一句「支離事業竟浮沈」(一心專注於知識學問的鑽研，未必就能自覺德性本心，而產生道德的實踐履行。)後，臉色為之大變。隔天，兩人便展開了一場議論，一直爭辯到隔天仍不罷休。最後，在兩人互不相讓的情形下，這場爭論不了了之地收場了。

「鵝湖會」後十三年，朱熹與陸九淵間又藉著書信往返，再度引起一場爭辯，等於再展開一場「鵝湖會」。這一次的爭論，由於兩人是以書信往返，因此爭論的論點得以保留下來。

這一次辯論的主題，主要在討論「太極」和「無極」的關係。在整個辯論過程中，朱熹始終堅持「無極而太極」的觀念。換句話說，因為朱熹把「理」的實體化存在稱為「太極」，所以就把「太極」視為普遍存在於世界的「理」的終極或根源的實體，也就是天地是因為人類遵守著「理」的秩序而存在的。

但是，陸象山卻認為「理」比天地還要大，「理」是充塞於宇宙之間的。陸九淵認為，「理」就是把天、地、人包容為一的宇宙生動的自體，因此宇宙生動的「理」與躍動的人類的「心」，是互為一體的。既然人類的心是「理」，人們就不必再為朱熹所提出的，對於自己內心的「理」、「氣」、「本然之性」、「氣質之性」而做「天理」與「人欲」的纏鬥，自尋煩惱。

陸九淵哲學的核心，是人類只要隨心之所趨，即能與宇宙的原理合而為一。陸九淵的說法，即所謂的「心即理」，與朱熹的「性即理」正好是對立的。因此，即使有了第二次的辯論，兩人仍是各擅勝場，各自堅持所見。

北宋五子指北宋哲学家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他们对北宋哲学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开创宋代理学，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认为，延续好几个世纪的“宋明理学”就是从他们开始的。

周敦颐作《太极图说》，揉合道家无为思想和儒家中庸思想，提出“无极而太极”等重要命题，实为宋代理学开山鼻祖，其理学思想传播较广，创濂溪学派。

邵雍代表百源学派，以“象”和“数”来理解宇宙的生化过程，创立北宋先天象数学。

张载著《正蒙》等众多著作，倡“气本论”，门人遍布四方，创横渠学派，学者称“关学”。

程颢，程颐为胞兄弟，合称二程，他们分别是明道学派，伊川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洛学”。

理学共有四大派别，即濂洛关闽，北宋五子占了三席，闽学代表是朱熹，他们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宋明理学：为往圣继绝学
今天讲会的题目是“宋明学案”。学案就是录载学术的传承、发展、演变，“宋明学案”就是把我们国学的宋元明这个时代的国学的主要形态和发展作一个大概的介绍。这里“宋明学案”的学是指儒学，而儒学在宋明时期是以理学为主，其中又包含各个派别。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宋明学案”，是要从“宋明理学”来看看国学的发展在这个时期有什么特色和它的发展演变。

一、宋明理学的起源

　　理学发端于11世纪，但是发展的苗头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复兴运动。韩愈的儒学复兴运动有一个明确的背景，排佛。大家可能都记得几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法门寺的佛指舍利被迎到香港、台湾，当时凤凰卫视做了全程实况转播，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行程，受到上百万人的欢迎，后来这个佛指舍利又到泰国。懂一点历史的就知道，这个佛指舍利正是和韩愈有关，这个佛指舍利在唐宪宗的时候曾要把它迎到宫中做一个短期的供奉，结果被韩愈知道了，韩愈写了一个《谏迎佛骨表》，劝诫皇帝不要这么做，不要迎这个佛骨到宫里面来。韩愈认为佛教的进入，让人们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佛教的教义和它的僧侣实践违背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因此任由其发展就会破坏这个社会的伦理秩序，使社会无法维持。所以韩愈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把《大学》提出来，高举《大学》旗帜，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来打击和压制标举出世主义的佛教，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儒学影响，开始了儒学复兴运动。

还有一个人是我们必须提及的，范仲淹。从唐代末期到北宋，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为主的经济形态出现，他们的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到国家政权队伍里面，成为士大夫的主体，成为儒学学者的主体，这成为这个时代的特色。因此这种社会出身的知识人，在伦理观念、文化态度和思想倾向方面，跟中唐以前、魏晋时代，尤其士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想法大异其趣。范仲淹两岁时父亲死了，困穷苦学。这样的经历在北宋理学很多重要人物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冬天学习困了的时候，用冷水洗面来刺激精神，没什么吃的就喝很稀的稀粥。范仲淹不仅有很多讲学的成就，更是代表北宋前期儒家知识群体的精神人格，他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感论天下事，时至泣下”，关心国家大事，以国家大事、以民生为己任的那种情怀，可以说感染了当时一代知识分子，“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这影响了士大夫风气的变化，也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北宋儒家人格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范仲淹这样的人物出现，没有这种道德精神出现，那宋明理学的出现应该说是没有前提的，也就是没有可能的。讨论理学，按照《宋元学案》的讲法，得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讲起，而其中两位重要人物，一个是胡瑗，一个是孙复，都是由于范仲淹的亲自推荐才得以在朝中做官，才得以从事讲学事业。

二、宋明理学的真正发端

　　我们先把这个发端追溯到周敦颐。因为周敦颐做过二程的老师，二程又是北宋道学真正的建立和创立者。周敦颐号濂溪、字茂叔，湖南道县人。二程在回忆跟周敦颐学习时是这样讲的：“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就是说孔子跟他的弟子颜回他们即使很贫困地生活，在颠沛流离中也保持了一种精神快乐，“所乐何事，所乐何处？”这就是周敦颐让二程兄弟经常寻求的问题。兄弟两个就开始琢磨这个问题，当时有没有琢磨通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问题对他们后来的发展很有影响。“寻孔颜乐处”后来变成整个宋明理学一个内在的主题。

　　理学的发端的第二位，我们来看张载。张载号横渠。张载对《易经》、《易传》，特别是对《系辞传》的解释发展出一种气本论的哲学，特别讲“太虚即气”。为什么“太虚即气”在这个时候要被强调起来呢？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最初的动机是对佛道哲学，特别是对佛教挑战的一种回应。佛教讲“空”，有的时候也用“虚”这个概念，道教里边更多的讲“虚”“无”，从魏晋到隋唐，佛教、道教的思想影响很大。张载为了反对佛老的这种虚无主义，首先建立了一个以“气”作为主要载体的实在主义的本体论，回应佛道本体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