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刘牧遥承刘歆，使“以数明理”的传统重归图书学。他继承和发展了“以数明理”的传统，用数的组合与变化解剖河图、洛书，着重回答了“圣人如何则之”问题，开创了图书学的新时代。其一，他恢复刘歆以《洪范》解洛书的传统，确定“天地五行生成配合图”为洛书。其二，他抽取“天地五行生成配合说”中的“交易”、“生成”、“配合”诸原则，解剖被“天降祥瑞”派作为天降神物的九宫图（河图），完成了从太极，到两仪，到四象，再到八卦、九畴的推演过程，给所谓天降神图以理性解释。其三，他提出“形由象生，象由数设”[10]，作为图书学的理论基础，图书学的理论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这三点当中的第一点，有必要略费笔墨加以说明。首先，刘牧指认“天地五行生成配合图”为洛书，说明他与《遗论九事》继承了不同的传统。《钩隐图·龙图龟书论》设问曰：

《春秋纬》曰“洛书六篇”，孔氏云“洛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一至九”，今代之所传龟书，惟总五行生成之数，未知孰是？

问者引《春秋纬》和《古文尚书传》关于洛书的两说质问道：“以前或以洛书为六篇书册，或以洛书为九宫。为什么今天所传的洛书却是五行生成之数呢？”意谓刘牧指认“五行生成数”为洛书，与以往的成说不同。查《遗论九事》，是以“天地五行生成配合图”作为“大衍之数五十”的图式，没有指出它与洛书的关联。以“天地五行生成配合图”为洛书，是《易数钩隐图》与《遗论九事》属于不同传统的标志。其次，刘牧直接取用由文字构成的“天地五行生成配合图”作为洛书，没有把它改造成后世所传的五十五数黑白点图式。刘牧说：

河图，八卦垂其象也，故可以尽陈其位。

洛书，五行含其性也，必以文字分其类。[11]

意谓，河图为象，可以用黑白点图“尽陈其位”，洛书为形，不能用黑白点图表示之。这是明确宣称洛书不能脱离文字。后世所传黑白点图式的“洛书”不符刘牧本意。

刘牧大大发展“以数明理”传统，从此终结了“天降祥瑞”观念在图书学中的主导地位。

三、《易数钩隐图》的先天学

提起先天学，人们常会想到邵雍，视之为先天学的创始者。实际上，《易数钩隐图》已经建立了一种先天数学，应当是宋明先天象数学的雏形。

“先天”一语，出自《周易·文言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文中天、地对举，天即自然在上之天。所谓先天，即“在天之先”。这一在天之先的东西为天所“弗违”，显然是指天道。大人把握天道，倡始肇物，天亦成之，故称“先天而天弗违”。大人观日月星辰之动，察四时风气之变，顺之而行，则为“后天而奉天时”。所以，先天就是把握天道，后天就是把握天象。就易学论，所谓先天，即追问《易》卦所自来；所谓后天，即发挥《易》卦以应事物。即是说，先天学明《易》卦之体，后天学明《易》卦之用。即此而论，汉代孟喜、京房的卦气学说，以及郑玄的爻辰说、虞翻的纳甲说，是以卦象附会天象、地形、昼夜四时之变，其理论是建立在八卦成立之后，应看作是后天之学。与之相对，刘牧的图书学和邵雍的物理学以追究八卦所自来为标的，应看作是先天之学。

刘牧的先天学，以先天数为基础。在刘牧以前，《左传》提出的“有形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一直是象数学的基点。《左传·僖公十五年》韩简曰：

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

这个“形、象、数”的次序，颇被后人接受。《史记·律书》说“神生于无，形成于有，形然后数”，是延承这一思想。刘歆《三统历谱》直接引用了这段文字。萧吉《五行大义》序曰“象则有滋，滋故生数”，亦脱胎于此。按此说法，形是事物之形，象是事物之象，数是事物之数，形、象、数完全落在物之后。显然，此种象、数观念下的象数学，不大可能具有先天学性质。基于对象、数的低下理解，两汉象数学家关于数的推衍和讨论确实不能摆脱昼夜、四时、十干、十二支、二十四节气、二十八宿等后天事物的左右。

魏晋时期，玄学派易学使数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讨论这一时期的易学，需要提到三个人物，即管辂、何晏和王弼。管辂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卒于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公元256年）。《三国志》有《管辂传》，裴松之注又大量引用了《管辂别传》。从两《传》可知，管辂一生的业绩有三项：官至少府丞，跻身名士行列，以其象数名噪当世。关于管辂跻身当世名士行列，有三件例证。第一件，是其年少时造访琅邪太守单子春，饮清酒三升，“唱大论之端，遂经于阴阳，文采葩流，枝叶横生，少引圣籍，多发天然”，“于是发声徐州，号之神童”[[12]]。第二件，是管辂拜会时任冀州刺史的名士裴徽，“一相见，清论终日，不觉罢倦。天时大热，移床在庭前树下，乃至鸡向晨，然后出。再相见，便转为钜鹿从事。三见，转治中。四见，转为别驾。”[[13]]第三件，是当时玄学领袖何晏公开宣称不解《易》中九事，管辂初见何晏，即“共论《易》九事”，竟然“九事皆明”，何晏叹道：“君论阴阳，此世无双！”[[14]]管辂受到玄学领袖的推崇，俨然为玄学派的重要人物。管辂一生与数结下了不解之缘，《管辂别传》不厌其烦地记载了管辂论数、用数的情况。他不仅从理论角度提高了数的地位，还以占筮的方式实践数，以宗教般的信念宣传数。例如，他竟认为：

夫得数者妙，得神者灵，非徒生者有验，死亦有征。是以杜伯乘火气以流精，彭生托水变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显亦能幽，此物之精气，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数使之然也。[[15]]

管辂一生高唱“数”理，对上层政治人物，学术领袖人物，以及世俗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确立世人对数的信仰做出了重要贡献。

何晏大王弼二十岁，《文心雕龙·论说篇》曰：“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正始初期，何晏的影响要大于王弼。在何晏究心易学时，王弼的易学著作可能还不为世人所熟悉。何晏和管辂的易学，几可说是王弼之前玄学派易学的代表。何晏与管辂以玄谈的方式论阴阳之数，数成为玄学家清谈的内容之一，这无疑会使数的地位得到提升。

在何晏和管辂稍后，王弼把玄学派易学推到了顶峰。王弼著《周易大衍论》，专门讨论易数。《五行大义》录韩康伯注《系辞上传》“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引用了王弼《周易大衍论》的部份内容：

王曰：谓水在天为一，在地为六，六一合于北；火在天为七，在地为二，二七合于南；金在天为九，在地为四，四九合于西；木在天为三，在地为八，三八合于东；土在天为五，在地为十，五十合于中。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王弼又解释“大衍之数”说：

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系辞上传》韩注引）

王弼从本体角度论数，极大地提高了数的理论地位，为刘牧建立先天象数学准备了条件。

发源于刘歆和左氏派的《周易》数学，在魏晋时期得到提升，到梁隋之际，出现了论数的集成之作，即萧吉的《五行大义》。《遗论九事》可视为《五行大义》的近属。

到宋初，《周易》数学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已经达到突破其自身局限的时候。刘牧遂将《春秋》左氏学派的“形、象、数”次序调整为“数、象、形”次序：

夫卦者圣人设之，观于象也，象者形上之应，原其本则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矣。[16]

其中“象由数设”，可称为“数象论”；“形由象生”可称为“象形论”。在《左传》，形在最上，象、数次之。刘牧的理论则完全倒置了《左传》的次序，数、象皆位于形之上。刘牧给数、象、形赋予了新的内涵。

刘牧对象的理解远远超过了《左传》的“物象”的水平。他对象与形作了严格界分，首先，以两仪为象，以天地为形，认为象的地位高于天地。《钩隐图·太极生两仪第二》说：

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一气所判，是曰两仪。《易》不云乎天地，而云乎两仪者何也？盖以两仪则二气始分，天地则形象斯著。……夫气之上者轻清，气之下者重浊。轻清而圆者，天之象也。重浊而方者，地之象也。兹乃上下未交之时，但分其仪象耳。若二气交，则天一下而生水，地二上而生火，此则形之始也。

其二，又以四象为象，以五行为形，认为象的地位高于五行。刘牧认为，四象之生数为一、二、三、四，它们生出四象之成数六、七、八、九。四象成数又称老阴、少阳、少阴、老阳，它们生出八卦。五行之生数为一、二、三、四、五，成数为六、七、八、九、十，五行之生数生五行之成数。同样是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之数，论象时称为四象，论形时则称为五行，丝毫不能混淆，其关键在于五、十是否参与：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则地六而上谓之道，地六而下谓之器也。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止有四象，未著乎形体，故曰“形而上者谓之道”也。天五运乎变化，上驾天一下生地六，水之数也；下驾地二上生天七，火之数也；右驾天三左生地八，木之数也；左驾地四右生天九，金之数也；地十应五而居中，土之数也。此则已著形数，故曰“形而下者谓之器”。[17]

刘牧批评孔颖达“金木水火为四象”的说法，认为它未能区别象与形：“金木水火有形之物，安得为象哉！”[18]

其三，又以河图为象，洛书为形。《钩隐图·七日来复·论中》曰：

见乃谓之象，河图所示以其象也。

形乃谓之器，洛书所以陈其形也。

河图陈四象而不言五行，洛书演五行而不述四象。

其四，还以八卦为形：

五行成数者，水数六，金数九，火数七，木数八也。水居坎而生乾，金居兑而生坤，火居离而生巽，木居震而生艮。（巳）[四象]居四正而生乾坤艮巽，共成八卦也。[19]

由于金木水火为“形”，则此处所生之八卦为“形”无疑。[20]

综结刘牧的数、象、形观念，结论如下：第一，形由象生，象由数设。第二，数、象在八卦之先。第三，数、象在天地之先。第四，河图为象，洛书为形。一方面，数在天地、八卦、河图、洛书之先，另一方面，数的运动和组合可生成天地、八卦、河图、洛书。一部《钩隐图》，其主要内容是讨论“数”如何生成天地、八卦、河图、洛书。因此，《钩隐图》的数，及其所述由数组合生成天地、八卦、河图、洛书的过程，不论从宇宙论的角度看，或单纯从易学的角度看，都属于先天学范围。

四、附论：《遗论九事》为刘牧以前的图书学文献

《四库全书》所收《易数钩隐图》附有《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仔细对比《钩隐图》与《遗论九事》，发现两者的观点有诸多不同，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遗论九事》应是刘牧传自前人的资料，是《钩隐图》的思想来源之一。郭彧先生《续四库提要辩证》曾论及此点[21]。笔者不揣冒昧，附论如下。

附论之一，《钩隐图》与《遗论九事》是两部著作。《四库提要》说：“《遗论九事》……本别为一卷，徐氏刻《九经解》附之《钩隐图》末，今亦仍之。”清初朱彝尊《经义考》记载了两书分别刊行的情况：

刘氏（牧）《新注周易》宋志十一卷（佚）、《卦德通论》宋志一卷（存）、《周易先儒遗论九事》一卷（存）、《易数钩隐图》宋志一卷（存）。

朱彝尊的记载，与宋绍兴年间《秘书省续编四库阙书目》的记载颇为相近：

刘牧注《周易》十卷，刘牧撰《周易先儒遗事》一卷，刘牧撰《卦德统论》，刘牧撰《钩隐图》三卷。

《遗论九事》单独刊行时，或称为《周易先儒遗论九事》，或称为《周易先儒遗事》。书名中出现“先儒”二字，表明它是后人整理并刊印的前人著作。

附论之二，有种种理由可以判定《遗论九事》不可能出自刘牧之手。例如，《钩隐图》严格区别四象与五行，这是刘牧图书学的基本出发点，是以河图为象，以洛书为形的“图九书十说”的立论前提。《遗论九事》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与《钩隐图》不能一致。《遗论九事》有云：

原夫八卦之宗，起于四象。四象者，五行之成数也。水数六，除三画为坎，余三画而于亥上成乾。金数九，除三画为兑，余六画布于申上成坤。火数七，除三画为离，余四画布于巳上成巽。木数八，除三画为震，余五画布于寅上成艮。此所谓四象生八卦也。且五行特举金木水火而不言土者，各王四时也。然圣人无中得象，象外生意，于是乎布画而成卦，营策以重爻。[22]

其中的部份思想亦见于《钩隐图》：“水居坎而生乾，金居兑而生坤，火居离而生巽，木居震而生艮。”[[23]]但仍有两个分歧。第一，《钩隐图》断言“形由象生，象由数设”，《遗论九事》却以为“无中得象，象外生意”。第二，《钩隐图》严格区别四象与五行，《遗论九事》则以金木水火为四象。《遗论九事》的观点正是《钩隐图》严厉批评过的观点。

又例如，《钩隐图·大衍之数第十五》与《遗论九事·大衍之数五十第十三》都是讨论“大衍之数”的专章。两者都认为“大衍之数”是由“天地之数”减五而来，但各有不同的解释。其一，《钩隐图》则认为“天五退藏于密”；《遗论九事》则认为，五十减五，是由于“五位父母密藏五子之用”。其二，《钩隐图》则认为，“天五”藏在七九六八四象之中，四象均含“天五”；《遗论九事》则认为“五子”藏于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五行各藏“一”。其三，《钩隐图》以点画图，作为“大衍之数”的图式（见图四）；《遗论九事》则用“天地之数生合五行图”，为“大衍之数”的图式（见图五）。





图四                                图五

又例如，《钩隐图》与《遗论九事》关于“其用四十有九”的认识也有分歧。《遗论九事》以“虚一不用”释之：

大衍之数五十……虚天一而不用，象乎太极，而神功不测也。[24]

其说合乎西汉以来的传统意见。《钩隐图》则不同意“虚一之数为太极”的成说：

韩氏注以虚一为太极，则未详其所出之宗也。……若以太极为虚一之数，则是大衍当用五十有四也。[25]

并且阐述自己的意见说：

天地之数十有五居其内，而外斡五行之数四十也。今止用四十有九者何也？盖由天五为变化之始，散在五行之位，故中无定象，又天一居尊而不动，以用天德也。天一者，象之始也，有生之宗也，为造化之主，故居尊而不动也。[26]

《钩隐图》与《遗论九事》在“数象”、“象形”、“大衍之数”、“大衍之图”、“太极”等方面的分歧，说明《遗论九事》与《钩隐图》的理论基础有明显差别，具体意见相龃龉，绝非出自刘牧之手。

附论之三，刘牧与《遗论九事》的关系。《遗论九事》保留了前人的“金木水火为四象”说、“虚一之数象太极”说，以及“天地之数生合五行图”，这些观点已被刘牧批判和发展，所以《遗论九事》也不大可能是刘牧后学所制。《遗论九事》虽非刘牧著作，但它是《钩隐图》的直接思想来源之一。《遗论九事》第一章即《太皡氏授龙马负图》，即为刘牧《钩隐图·龙图龟书论》所谓的龙图。《遗论九事》第三章《大衍之数五十》的“天地生合五行图”，被刘牧取为洛书。《遗论九事》第六章《复见天地之心》说：“子午相去隔亥上之六则六日也，六乃老阴之数，至于少阳来复，则七日之象明矣。”这个思想也被吸收在《钩隐图》第四十六章《七日来复》中：“天有十日，阳上生也，至七为少阳。”此外，《钩隐图》的《七日来复》图来自《遗论九事》的《复见天地之心》图，《钩隐图》的《乾为阳》图、《坤为阴》图、《离为火》图、《坎为水》图、《兑为金》图、《震为木》图，则来自《遗论九事》的《辨阴阳卦》图式。《钩隐图》汲取了《遗论九事》的精华，同时舍弃了其中的杂说，是对《遗论九事》的继承和发展。从《遗论九事》到《钩隐图》的承和变，反映了图书学形成期的部份历史，也体现出刘牧个人对图书学的贡献。

参考文献：

两宋时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增订版）

――试论河洛文化涡漩运动核心中衰之衰变裂变

                           龚 忠 武



目录



破题

一、序言

二、前提示性假设



上篇：中原河洛势衰，江南塞外代兴



一、从河洛到江南

二、从鄂尔多斯到长山白水（白山黑水）（1）

1、草原生态，得天独薄

    2、从牧场到田园



中篇：文治当道，积弱挨打



一、郁郁乎文哉

1、何谓文治

2、文治当道

二、胡人也成了汉家天子

    1、积弱挨打

    2、胡人天下



   下篇：笔杆子也会亡国            



一、题旨

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得君行道，共治天下

2、胸怀天下，放眼宇宙

   三、笔杆子性格的塑造

     1、文风南移

     2、寒门士人

     3、从豪迈的士人到儒雅的文人

四、笔杆子的能耐（本事）

1、中国求善的教育宗旨

胡瑗的苏湖教法

  朱熹的白鹿洞学制

2、西方求真的教育宗旨

     古希腊三哲求真的教育宗旨

     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理性思辩教育

五、吃人、亡国、亡文明

       1、愚字弄人

   2、义字惑人

       3、言善行伪         

   4、舞文弄墨

   5、辣手著文章

    六、结语：河洛文明走上穷途末路



       1、亡得窝囊――靖康之难中的伦常浩劫

       2、後提示性假设

一、序言



在〈寻根问祖――试论河洛文化涡漩运动〉（以下简称〈寻根〉）一文（2）的结论中，曾经提到河洛文化涡漩运动之中衰是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并且假设性地提出了几个导致其中衰的具有根本性的物质和精神因素。本文是其姐妹篇，将继续根据其主旨，放在当时汉胡文明激烈的碰撞、较量、互融的框架下，进一步深入论述导致其中衰之衰变、裂变（3）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此外，还涉及同样重要的唐宋以来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性变动和中国人的「近代心态」(modern mind)（4）的形成与定型。

这些因素的综合历史伟力或合力将源远流长的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强力地推出了河洛地区。其中衰的标志性特征是，华夏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出中原河洛地区，首先转移至其邻接的接替区关中平原。秦汉（西元前221－西元後220）、隋唐（581－907）的四个大帝国均在此开国建都，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因此就河洛文化本身的中衰过程而言，秦汉是一衰，中经魏晋（220－420）南北朝（420－581），到了隋唐是再衰。然后到了北宋时期（960—1127），中经五代十国（907－960），作为汉族政权的赵宋使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又回到河洛地区，是其短暂之中兴；但纵令如此，都城不再是洛阳而是汴京（今开封）（5），这是不变中之小变。

毋庸置疑，宋代是一个多种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互动、较量、激荡、分裂、融合的大时代，以致其间三百多年的宋代历史呈现两极化的发展；一端是中国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文化思想和科学工艺，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展现出华夏文化「郁郁乎文哉」的恢宏博大气象，甚至走在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前列。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另一端却是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却自开国起一直是处于积弱不振、屈辱挨打的弱国地位，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富弱的典型范例。（6）北宋末叶，塞东的女真人攻灭北宋（960－1127），迫使一个华夏的朝代或政权――不是指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心――从中原河洛移至江南，史称南宋（1127－1279），都于江南之浙江杭州（古称临安），是为三竭。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传统政治中心仍然在北方徘徊流连，寻找新的落脚点、根据地。（7）

此后近千年来，只有明代初年短暂地以江南的南京为首都，明成祖又迁往北方的北京，此後再也没有回到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河洛地区。于是，河洛地区作为华夏文化涡漩运动中心的传统地位至此成为历史，其流辉余韵，只有载诸史册，留待后人追忆惋叹了。

所以，两宋是中国史上另一个大的分水岭，为其后的中国史开启一个崭新的局面；一个华夏民族的衰世，代之而兴的是塞外草原文明的胡人游牧民族（辽、金、西夏、蒙古）的盛世，饮马黄河、长江，逐鹿中原，进而入主中原河洛。（8）华夏历史在这两三百年期间，发生了相当于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动荡、大调整，绝非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感染了马克思主义狂热的中国史学界所称的「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古代中国宛如一滩死水的情况（9）。两宋既然在国史上起着这样由盛而衰的关键性的分水岭作用，所以我在《寻根》中主张将河洛文化的下限划在北宋。(10)

    那么，是什么样的历史伟力竟然大到支撑河洛地区成为数千年河洛文化涡漩运动核心的巨大物质和精神力量都无法抗拒的地步？

这实在是国史中许多谜团中的一个大谜团，本文试图在《寻根》中所提出的

文化涡漩运动说的基础上，辅之以本文提出的「塞外草原文明涡漩运动说」，来初步解答这个千古大谜团。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个大胆的尝试，有待先进高明的确证或否证。

      还有，这个问题为我们今天传达了什么时代信息？北宋适处于西元第一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交的过渡时期，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个千年和第三个千年之交的过渡时期；鉴往知来，现在反思一下一千年前两宋时期河洛文化总体上由盛转衰的千年历史循环大周期的轨迹，也许对在二十一世纪甚至在这一个千年内振兴华夏文化和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文明，有所启发，有所助益。

二、後提示性假设

   

为了破解这个千古之谜，本文特设定下列七点提示性的假设以便进行论述：

    1、两宋时期也即第一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交的数百年间，在东亚历史场景（或简称史场historical field） (11) 上存在着四大涡漩运动的中心地区：（12），汉人农业文明中的河洛涡漩运动中心和江南的涡漩运动中心；塞外胡人草原文明（13）中的鄂尔多斯（广义的包括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涡漩运动中心和塞北的西辽河平原（14）与东北的松嫩平原（15）的涡漩运动中心。最後分析起来，主要由于东亚史场上这四股大力量这时日趋活跃和激烈的双重和多重的互动、交融、撞击、裂变与整合，最终导致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河洛文化涡漩运动中衰的衰变、裂变，终至移出河洛中原地区。

这种东亚历史结构上的革命性变化，好比天文学上从托勒密（Ptolemy,100-170)的地心说变成了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的日心说一样，其对华夏民族的心理和历史造成的冲击和影响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不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言过其实。较其有过之无不及的，就是将近千年後西方海洋文明的冲击了。

2、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由于其本身内在的衰变，其生态的质量和旱耕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自唐代中叶至宋代，不断退化下降，无力再承受华夏帝国庞大的物质需求；这时南方的水耕农业应时而兴，致使经济重心和文化中心发生裂变，逐步南移至资源丰裕的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江南，以拓展新的生存空间。

3、与此相应地，塞外草原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鄂尔多斯高原特别是其毛乌苏沙地以南的横山平原也发生衰变，其生态质量，自西元前二世纪的汉匈争霸以来，中经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到了宋初时，已因天灾人祸而严重退化。恶劣的生存条件迫使塞外胡人草原文明涡漩运动的方向或南移，（16）寇扰侵夺中原；或东移，将其政治和经济中心东移至资源相对丰裕的西辽河平原、松辽平原一带，以拓展新的生存空间。

4、汉胡生存空间的大开拓，激化汉胡文明内部的衰变裂变，特别是汉胡两大文明之间的碰撞、矛盾、冲突；胡人铁骑南下，逐鹿中原，猛烈冲击河洛涡漩运动的核心，造成政治中心的裂变，以致赵宋政权――但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被迫转移流亡江南。

汉胡文明的碰撞是一种「力」的较量；（17）形象地说，就是草原马背上（18)牧民的「铁骑强弓」同中原牛背上（19）农民的「刀矛弓箭」的较量。宋代政治和军事上的积弱不振，以及胡人汉化而融入中华民族，是这种历史伟力产生的必然结果。此後，这种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裂变形成了北方为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南方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基本格局，规范了此后一直到今天的中国历史的发展。值得特别突出的是，汉胡两大文明交融所形成的新帝国的涡漩运动中心不可能再是中原河洛，而是两者合力交汇之处，即幽燕地区，而其核心即当时的燕京今天的北京。（20）

5、两宋时期在汉弱胡强的「天下」大势之下两者的外交关系，是在一种华夏儒家宗法化的朝贡制度下进行的；宋强夏弱，夏人称臣纳贡；宋弱辽金强，则宋人称臣纳贡。两宋时期的汉人屈辱挨打是历史的悲剧，但汉人却未因此丧失文化和经济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胡人仰慕中原文化，倾心汉化，也是他们的历史悲剧，但也没有因此自卑而丧失自己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意识，特别是对自己的「铁骑强弓」的战斗力充满自豪和信心。总体来说，汉胡虽各有所失，但换来的却是新的「文武合一」的中华民族文明，更大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大喜剧。

6、两宋时期，汉弱胡强，外王已不可求，于是专注内圣；并且鉴于唐末五代的礼崩乐坏，藩镇的武治当道，以及唐中叶以来儒生文士成为新兴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乃顺时应变，确立文治国策。文治国策固然促进了文化学术思想的创新、经济贸易的繁荣，科技工艺的发达，但也启动了文明内在衰变的伏因；具体而言，在胡人「铁骑强弓」严峻的致命威胁下，武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却反而大为低落，儒生文人主政带兵，背离了汉唐文武合一、出将入相的优良政治传统，从而强化了宋代国富兵弱、积弱不振的趋势。（21）      

7、帝王之学理学化，汉武帝「独尊儒术」，宋理宗则「独尊理学」。理学作为心防的思想和理论武器，外可以抗拒胡人的入侵而图存，内可以排拒佛学和抵制因工商业蓬勃发展而流行的「全民皆商」的社会风气（22）和重利轻义的功利主义思潮而自固。但是理学心性的空疏学风背离了河洛文化的经世务实精神，以及汉唐文治武功并重、儒法杂用的帝王之学的经世政治文化传统，以致丧失了中原华夏民族刚健自强的尚武精神，无力卫家保国，严重削弱了支撑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精神思想力量。（23）因为理学化的帝王之学日趋空疏迂腐，脱离现实，显然起了精神上丧失斗志甚至求生本能的内因作用。（24）

此外，理学的终极人伦关注，固然继承并发扬了儒家思孟一系仁学求善的思想和精神，但也起到了强化儒家一贯忽视对客观世界的知识和真理追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扼杀了发展出最终击败胡人「铁骑强弓」的「坚甲利兵」的近代先进科学技术的可能性，所以根本开不出外王（民主的因素暂且撇开不谈）。两宋理学使帝王之学一脉相承的内圣外王之学严重失衡了，断裂了。

下文将根据上述七点假设，论证河洛文化涡漩运动中衰的衰变裂变过程。

上篇：中原河洛势衰，江南塞外代兴



一、从河洛到江南

   

在拙文〈寻根〉中曾经详细论述河洛地区之所以形成华夏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归因于其丰裕的物质因素，「得天独厚」的优越生态条件。所以其中衰也必然同这些基本的物质资源的退化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也正是如此。

    先说水与植被吧，水是大河文明兴起的物质基础，是河洛文明涡漩运动中心形成的必要物质条件。黄河、洛水、伊水的水文情况，至北宋大致维持稳定状态，没有明显的重大变化。比较重要的变化就是水患的增加和植被的严重恶化，而这两者又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例如，就植被而言，西元前2700年前後，河南省境内的森林覆盖率为63％，到了南北朝末年也即西元後五六世纪，则大幅度降低了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到了北宋末期，仅为七分之一至六分之一。此期内，河洛地区的豫北、豫中一带的山林，由于人为的砍伐过度（日常家用、炼铁和制陶）和长期的战争破坏而消失殆尽。(25) 至于作为河洛接替区的关中平原，唐宋时期几乎已经看不见森林了，(26)可见砍伐之严重。

至于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洛阳－开封轴心的开封（汴京），本有「北方水城」之称，植被遍地，林木成荫，（27)但是由于作为北宋首都，对木材的需求十分惊人，宫殿陵墓、皇室富商私宅、僧寺道观，以至河防工程，在在都需要大量木材，到了宋仁宗时达到高峰，(28) 以致林木砍伐殆尽。于此可见，北宋对汴京的经营达到了城市资源利用的极限，生态环境因而急剧恶化。（29）

    由于植被退化而严重地减弱了蓄水、保水的能力，以致水旱频仍。唐代河南道、都畿道已经成为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到了621至741的一百多年间，河南道旱、涝、蝗灾的发灾率高达32次，居全国之首。（30）洛阳在唐代一共遭受水灾22次，洛水共泛滥16次，均居全国之首。（31）还有一个不利于北方农业发展的人为因素是，北方统治者以农养兵，以农济军，因此竭尽全力生产马料军粮，不惜以破坏天然植被为代价。于此可见，这时河洛地区生态环境之恶化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其次是土壤。拙文《寻根》中曾经提到黄土层有利于干旱农作物粟稷等的生

长，但是黄土层也有其弱点，就是表土易于遭受水土流失和风蚀，从而丧失养分。但是最严重的破坏来自黄河的频繁泛滥改道，导致土壤盐碱化、沙化，以致导致沈括所形容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土壤已十分贫瘠。（32）

就拿关中平原为例吧，汉代关中由于拥有《禹贡》中被称为全国最肥沃的黄壤，而以「陆海般」的富庶著称于时，所以成为秦汉隋唐四个大帝国的政治中心。但是到了中唐以後，关中黄壤的土质肥力已经明显下降，据史载同州、华州、陕州「地迫而贫」（33）、「土瘠民贫」（34）。到了北宋，水土流失进一步恶化，形成了今天随处可见的沟壑纵横的残破情况。（35）。同时，由于数千百年的垦殖，草木根茎尽除，黄壤自然肥力必然随时间而下降。其结果是，粮食单产下降，人民无法温饱，日子越过越穷。（36）这是自然的衰变，还有战争造成的衰变，就是自安史之乱（755年）以来，关中、河西、豫西等地，也即广义的大河洛地区，历经藩镇之乱，再经五代时期胡马铁蹄的蹂躏，残破不堪，早已胜景不再。（37）

于此可见，河洛的水文植被、土壤，已经是不堪负荷了，关陇也是每况愈下，自顾不暇。华夏帝国的资源只有日益转而依靠江南了（38）。事实正是如此。（39）

江南的水文植被之得天独厚可谓甲于华夏。首先是水，长江中下游的水源要比河洛地带丰富多了，除了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之外，长江中下游的湖泊、水泽遍地，尤其是长江下游苏杭一带以水乡泽国闻名于世，太湖流域自古就有「三江五湖之利」（40），加上远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开始修凿、後经隋（41）唐两代大事扩修的苏杭大运河，这那里是河洛一带的水运条件可以相提并论的。

其次是气候与农作物。江南地区一般要较江北气候温暖，雨水充沛，不但生长季节长，而且有利于多种作物生长，特别是主要农作物水稻的生长。江南水耕的稻米作物日益取代旱耕的粟麦成为帝国的主要经济作物，供应北方帝国政治中心所所需的粮食。例如安史之乱後，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晚唐政府对江南经济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唐初转运东南之粟不过20万石，开元天宝年间剧增至250万石，至德宗时更是到了江南漕运已攸关帝国安危的地步了，成了帝国的生命线。（42)

到了宋代，江南地区的稻作农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民已经培育出早、中、晚等不同品种的水稻。（43）除稻米之外，还可以生产麦、杂粮、茶等作物。所以宋朝就流行一句谚语「苏湖（太湖）熟，天下足」、「苏杭熟，天下足」，过去被贬为「沮枷下湿的泽国，而今成为大粮仓」。（44）于此可见，江南物产之丰饶已经超出中原地区了，而且潜力不可限量！

当然，如果纵令自然条件再怎么优厚，没有人才技术也是空谈。江南自汉代以来至宋这七八百年来，一直地广人稀，资源丰腴，只是由于生产技术落后无法大规模开发，但是随着北方动乱，经过永嘉之乱和安史之乱後，中原华族人口不断大量南移，为江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以及急需的熟练技术人才和劳动力，（45）因此开发江南的条件日益成熟，到了唐末宋初更趋成熟，致使江南经济蓬勃发展。

综上而论，一系列自然生态、土壤的变化，自唐中叶以後使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前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在立足于北方黄河中下游的旱耕农业，此后则移至长江中下游，特别是长江下游的西湖、太湖的水耕农业。由于

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生产力的变动，于是河洛文化涡漩运动所需的资源也不得不被迫依靠江南了。

所以，帝国的经济中心拓展到长江中下游，使华夏文明赖以存立发展的农业基础，不但其范围较在河洛地区广大，其生产力也大为提高；(46)简言之，移出河洛中原，转移江南的中国农业经济或小农经济的基础，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加坚实了。所以，江南――再加上後来的岭南――的优越生态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雄厚经济基础，对华夏农业文明的存续繁荣的重要性，不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言过其实的。

这就产生了两个显明彰著的长远影响：一是华夏民族获得了新的更广阔、更为优越的生存空间，不必像西欧滨海的几个小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一样，为了生存发展，被迫向不可知的大海去找活路（当然因此却发现和开拓了比其本国领土要大上好几百倍的生存空间南北美洲，这是他们始料不到的）；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儒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两宋以前，体现了干旱农业的意识形态，此後则体现了水耕农业的意识型态。由于江南丰饶的生态条件，儒家作为哲学思想和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地位不是被削弱了，而是更为强化了。南宋时理学盛行江南一带，不能不部分地归因于这种丰厚的物质条件。

所以从近程来看，华夏农业文明是更加充实、更加发展了；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小农经济的巨大惯性，却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和海洋的远略。

二、从鄂尔多斯到长山白水（白山黑水）



自然生态的物质条件是人类文明本身的存续和彼此之间的互动、碰撞、冲突、融合的最基本的、最具有决定性的物质条件，其变化直接攸关文明和政权的盛

衰消长，存亡绝续，对生态脆弱的草原上的文明和政权尤其是显而易见。

由于要比较大河文明及其民族性同海洋文明及其民族性的源起和发展的生态条件，〈寻根〉一文中曾经将河洛农业文明的生态环境同希腊海洋文明的生态环境作了对比。现在再将其同中国边陲胡人草原文明（47）的生态作一对比，因为在近代欧风美雨从东南沿海猛烈冲击中华文明之前的中国对外历史，几乎全部是一部汉胡互动冲突的历史；特别是自宋代以後，汉胡两大文明的碰撞冲突，日益迫近中原河洛地区，从本来的肌肤之患变成了腹心之患，直接攸关华夏农业文明的兴衰和中原政权的存亡绝续。所以，对于边陲胡人草原文明赖以存立发展的草原生态的特点和变化，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1、草原生态，得天独薄



首先要界定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草原文明的涡漩运动。《寻根》中提出了涡漩运动的概念，并且明确指出，在华夏大地上，除了河洛大河文明的涡漩运动核心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地区文明的涡漩运动核心，河洛只不过是脱颖而出的一个核心而已。这种满天星斗的文明发生现象也适用于塞外辽阔的草原文明。但是，主要的不同之点是，草原文明得天独薄，其核心的生态基础是依托冰川雪水或短促河流、湖泊的、面积狭小的沃洲或绿洲，不可能形成像河洛这样依托大河的干流和无数支流而形成的盆地或平原式的核心。所以，其辐射和消纳的能力，先天上就有很大的局限性，绝不可能同河洛地区相提并论。

其次是，草原牧民，受干旱气候和严酷生态条件的制约，逐水草而居，飘泊不定，先天就患了资源的饥渴症；而河洛大河文明的农民，得天独厚，得以世代定居务农，安土重迁。这两大差异，决定了河洛文明的涡漩运动和草原文明的涡漩运动，遵循不同的自然规律运行，从而使草原文明和农业文明分道扬镳，不断碰撞、冲突。（48）

在这样的意义之下，并且为了本文的目的，将集中论述两宋时期对河洛文明的中衰造成影响的边陲胡人文明，就是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等胡人文明，而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就是鄂尔多斯高原（49）、西辽河平原和东北的松嫩平原。而其中，在两宋时代，鄂尔多斯高原成为宋、辽、金、夏、甚至後来的蒙古人争霸角逐的主要战场。所以战争直接或间接地对其「得天独薄」的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文论述的一个重点了。

狭义的鄂尔多斯高原南北介于榆林至阴山之间，北靠阴山，东有太行、吕梁山脉，右依贺兰山脉，面积广达9万平方公里；三面环（黄）河，面向黄土高原上的万里长城，遥望中原腹地，纵连大漠南北、横跨草原东西；介於中原农耕汉人和漠北游牧胡人两大民族之间，是中原通往大漠的一条宽广的走廊，防止和控驭胡人的前哨，但也是胡人进犯中原的跳板和根据地。所以古代一直成为胡人草原文明和汉人农业文明长期频繁对抗、胶着纠缠的冲要地带。因此地略位置，极端重要。不过，本文所谓的鄂尔多斯草原，是广义的，向西延伸至西夏赖以立国的粮仓河套平原（50）。因此，其地略位置在汉胡文明的盛衰消长的历史中，具有关键的重要性，构成挑战中原文明的雄厚物质基础。（51）

再就汉胡文明的发展而言，如果说河洛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核心，那么鄂尔多斯高原似乎也可以称之为胡人草原文明的主要核心之一；形象地说，鄂尔多斯是塞北草原马背民族的故乡，而河洛是中原牛背民族的故乡。（52）河洛地区既形成了农业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同样地，鄂尔多斯也形成了草原文明涡漩运动的核心。这只是便于论述的类比，两者对汉胡两大文明的磁吸和辐射作用和内涵当然并不完全一样，不能等量齐观。

其次就其自然生态来看，古代的鄂尔多斯，相对于戈壁荒漠而言，曾经是块水

草丰美、林木繁茂、秀丽富饶的土地。（53）早在春秋时代，这里住的是游牧民族林胡人，林胡者就是树林中的人（54），可见当时这里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还有，西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当卫青将匈奴人逐出漠南，因失掉阴山以南的肥美草原牧场，而流露出「过之未尝不流泪也」的哀伤！（55）

到了公元後五世纪初叶，十六国中大夏国的缔造者，赫连勃勃，对今天毛乌素沙地南缘红柳河（蒙古人叫做萨拉乌苏河，意思是黄色的河）一带的景致盛赞道：「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  还有六世纪初，东魏高欢的部下斛律金，有感於阴山南麓草原之肥美，即兴作了一首流传至今、人们还朗朗上口的优美、动听的草原民歌〈敕勒歌〉：（56）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卢，笼罩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甚至数百年後到了十三世纪初，余韵犹在；当马背天骄成吉思汗晚年，亲率二十万大军，行至今天的伊金霍洛旗地方时，竟为那里迷人的山水草原美景，深深地陶醉了。

他戎马一生，从没有掉转过马头，这次竟不自觉地掉转马头，绕了一周。然後，在马背上呆呆地发楞，竟然入神到把手上的马鞭，掉落地上。身边侍卫，正要伸手捡起地上的马鞭时，他方如梦初醒，挥手传谕道：（57）

   

此地非凡：土如黄金，水清如翠，牧草流油，马壮羊肥；此地可头枕黄河，身卧高原，手握天柄，眼望苍天，恰是葬身之地。

  

於是，他在马背上感叹地吟道：「太平之时，应在这里设金帐：故去以後，应在这里世代安葬…」（58）这两句诗却引出了两个名字。他所看中的这个地方，蒙古人本来叫做「浩特格尔」，后来改称 「伊金霍洛」，意思是 「圣主的陵园」。另一个是鄂尔多斯，蒙语的意思是「圣主的金帐」。秦汉以来，汉人一直将阴山至榆林这个广阔地带泛称为漠南或河南（春秋时称为胡地）的，没有专称，此后便称之为「鄂尔多斯」了。

还有，内蒙的两个大城，呼和浩特和包头，都与源自古时当地的自然景观有关；呼和浩特，蒙古语的意思是青色的城；包头，蒙古语的意思是盛产鹿的地方。

还有，阴山的主峰叫大青山，都表示这一带曾经山青水秀，野兽成群。

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足证古代的鄂尔多斯高原曾经是一块神奇、美丽、富饶的宝地。丽质固然照人，但却红颜薄命，「得天独薄」，其地质和生态条件先天就有致命的弱点：她大部分地区的地表物质，由灰绿色和紫红色的砂岩和砾岩的水平岩层组成。这种地表物质，质地疏松，极易风化为沙地、沙漠。不幸的是这里多的是强劲的风源，而她正是地处温带半乾旱的季风区气候带，冬春雨季盛吹强劲寒冷的西北风，侵蚀脆弱的地表植被。（59）这种先天不良的荒漠化基因，一旦出现了有利於荒漠化的天灾人祸，土地势将迅速退化成沙地，进而恶化成生命禁区的荒漠。

由此可见，鄂尔多斯高原「得天独薄」的生态条件较之「得天独厚」河洛地区的生态条件，不逮远甚。所以，在汉胡文明的长期较量中，由于生态恶劣，资源匮乏，后继无力，胡人注定最终必然失败，纵然在一段时期内是个胜利者。

这点可以从战争同自然生态的恶性循环中得到证明；战争对生态造成严重的、甚至致命性的破坏；生态恶化，迫使胡人向外掠夺侵略，如此恶性循环，周而复始。战争是草原文明涡漩运动向外辐射的一个主要形式，好战、善战的胡人，不仅是侵扰中原汉族，也经常彼此为争夺资源、财富和土地而相互杀戮。早至秦汉的匈奴，晚至两宋的西夏、辽、金，均在不断寇扰侵犯中原之同时，彼此之间也进行着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战争。（60）战争、冲突、侵扰，对中原的农业文明而言是异态，但对边陲的胡人来说，则是常态。

鄂尔多斯高原上残存的赵长城和秦长城、直道、烽火台的遗址，显示两、三千年来，这一带长期成为汉胡之间无数次激烈斗争的战场，这些遗址就是中原和北方华夏民族为了防御胡人而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一种遗迹。（61）

下面将列举三个颇具典型性的战例，即汉匈之争、北魏同赫连夏国之争和宋蒙（西）夏三国之争，作为证明。

首先是汉匈的争霸战。汉初，中国出了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匈奴也出了个雄才大略的冒顿单于。单于的王庭设在今五原县境内，（62）也就是说，匈奴大帝国的政治中心和心脏地带即在鄂尔多斯高原北边同河套平原的结合地带，也即当时以匈奴为代表的草原文明的涡漩运动的核心所在。

所以，当汉武帝决定放弃和亲政策，北伐匈奴时，这里便成为主攻目标，虽然战线从东至西，绵延数千公里，从今天的山西北部一直延伸到河西走廊。

汉匈争霸战，同远古时期皇帝、炎帝和蚩尤逐鹿中原的典范战争一样，是汉胡争霸的典范战争，为此后的汉胡战争确立了基本模式。详情容下篇中论述，这里只涉及战争对生态的影响。

汉朝名将卫青，於西元前127年率精锐骑兵，由东向西，穿过鄂尔多斯高原中西部，成功地压迫匈奴右部放弃漠南，退回漠北。匈奴曾经霸占鄂尔多斯高原长达八十多年之久，俨然成为匈奴人的故乡。从此「漠南无王庭」，首次成为汉家天下（秦朝非汉家，而是华夏）。这是汉匈两大帝国争霸战的第一回合决战，汉朝赢得了决定性的辉煌胜利。

但是，这只是个开头，仅仅揭开了序幕，整个争霸战打了80年（西元前129――西元前53年）之久。其间，汉朝一共发动过九次大规摸的远征，主要的战场就是鄂尔多斯高原。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套地区又成为塞外胡人政权争夺拼杀的战场。

其次是五世纪初叶（ 401―430），北魏和赫连大夏在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展开长达二十多年的争霸战。当时，北魏出了个英明的君主太武帝，赫连大夏也出了个野心勃勃的赫连勃勃。赫连将都城设在毛乌素沙地南缘、今陕北横山县境内，并命名为统万城，意思是他要以此为基地，征服天下，「统治万邦」；可见其不自量力，真是一个名符其实、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两国争霸的结果是，最後赫连大夏被北魏消灭。（63）

最後一个史例是宋、夏、辽、金、蒙之间没完没了的混战。先说宋夏的横山之战，自1042年一直打到1119年，历时77年，算得上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64）位于鄂尔多斯南端的横山平原，不仅生态条件优厚，而且战略地位重要。其境内山岳绵亘，河流错综，如无定河、大理河、吐延水、白马川等，故水利发达，宜农宜牧，粮产颇丰。西夏入侵宋朝的军队多就食于此，人民繁庶。此地羌人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夏人失去横山，就失去东方之粮仓。宋朝则视横山为阻止西夏入侵之门户，不得不守，而且丰富之粮产可供驻军所需，所以是宋夏两国的必争之地。（65）

再就是辽夏之间的战争同样激烈频繁，尤其是1044年，西夏李元昊在鄂尔多斯河曲之地（泛指河南地区），佯装后撤三次百余里，每退30里，则放火纵烧沿途野草，坚壁清野，以使辽军战骑断绝草料。（66）就是再丰美的草原也经不起这样自杀性的人为破坏。

最後是蒙夏之战。成吉思汗为了解除西面的牵制，而于1205、1207、1209三次讨伐西夏。然后又于1218、1226两次大举进军西夏，攻下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长驱直入。1227年春，进攻西夏首都兴庆城，西夏军民协力抵抗达半年之久，终于粮尽城破而亡。兴庆陷落时，由于屡攻不下，蒙军痛恨之极，乃屠城泄愤，以致白骨遍地，惨绝人寰。攻夏之时每破一城，必大肆劫掠财宝子女。（67）

上述自汉匈的争霸战至宋代汉胡之战与胡人内部的混战，断断续续地在鄂尔多斯的高原上打了一千多年；这些只是典型的战例，如果再加上不计其数的小规模战争冲突，可以想象，使山河变色的战争烽火不仅使「耕地荒芜，居民穷守沙漠，衣食并竭，不能自存」，更使生态环境遭受多么严重的破坏。有诗为证，诗圣杜甫在《兵车行》里写道：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元代大诗人元好问在〈癸已三月北渡三首〉里写道：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似龙沙。

       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虽然两位大诗人，一个是唐代人，一个是元代人，虽然诗中描述的不是直接发生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战後惨象，但是他们诗中所刻画的「边庭流血成海水」、「禾生陇亩无东西」、「几年桑梓似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的战争残迹遗祸，完全可以反映宋代鄂尔多斯高原上汉胡战争和胡人混战所造成的民生凋敝、生态残破的景象。

像鄂尔多斯大地上这样脆弱的草原植被，如何能够这样长年累月地承受敌我双方，数十万铁骑大军的纵横奔驰，践踏破坏？所以，这里战後的残破，一定要比杜甫和元好问所形容的严重得多得多。

此外，与战争烽火，以及同战争直接有关的军屯、驻军、大规模修筑防御工事，导致鄂尔多斯高原上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退化，以致沙化，最终成为一片片荒漠。一般来说，战争结束後，经过休养生息，有再生能力的草原植被，会有所恢复。但为了维持边陲庞大驻军的给养，绝对无法单靠中原内地的供应，所以必须移民屯垦，开荒种地，就地给养。就拿秦朝来说，统一中原後，秦始皇派蒙恬率十万大军将匈奴逐出河套，迁徙３万户到那里戍边，设云中、九原两郡。西汉时（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出云中击败匈奴的楼烦、白羊二王，占领「河间」，即河套後，大臣主父偃上疏建议在河套筑城以屯田、养马，作为防禦和进攻匈奴的基地。汉武帝接受这一建议，当年即置朔方郡和五原郡（今包头西）。（68）

根据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研究，汉朝为了防御匈奴，在阴山设有三道国防线：第一道是阴山北麓的峪口和更远之处；第二道是阴山南麓的峪口；第三道是黄河渡口和鄂尔多斯高原东北一带。沿著这三条国防线建了许多城堡。当然，这些城堡，不是为了要发展商业贸易，而是为了囤积军需物资。（69）

这麽多驻军和后勤人员驻守在这里，需要吃饭穿衣，所以不得不移民垦荒，发展农业。（70）北京中国林业部的专家和兰州沙漠研究斫的专家认为，这类与国防军事有关的大规模农业生产活动，是造成这个地带沙漠化的罪魁褐首，竟然超过了战争直接造成的损害。

上述三条国防线大致同今天库布其沙漠由西而东、成带状的走向相同，看来并非巧合，而是有力地说明了，军垦与荒漠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正是如此，有史为证，东汉建武22年（西元46年），河套以北地区「连年乾旱，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71）这样大的旱灾，固然同气候的周期变化有关，但地表植被遭到人为的长期破坏，以致土壤沙化，显然也是重要原因。（72）

  沙化加剧了旱灾，旱灾又加剧了沙化过程。虽然东汉以後，鲜卑等游牧民族又进入鄂尔多斯高原，将大片荒芜草原转为牧场，使草原植被有所恢复，但沙漠的肿瘤已经出现。北魏年间（446年），从今鄂克托旗西部到杭锦旗北部，已经是「道多沙深，轻车来往，犹以为难，役车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深涉沙必致陷。」（73）这表明在五世纪时，在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黄河东岸，已经出现了积沙。这可能是库布其沙漠的雏形。

  到了唐代，同秦汉一样，为了防御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唐代在鄂尔多斯高原实行民垦和军垦，扩展农业。虽然因此取得了短期的经济效益，但过度的农业开垦，超越了鄂尔多斯草原的承受能力，因而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在其北部，也即今库布其沙漠区域内，已陆续出现了叫做「普纳沙」、「库结沙」的沙丘地带。（74）

这是鄂尔多斯高原北部的沙化情况。至於南部，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但这不是由於军垦，而是由於大规模的土木工程营建，也会造成沙化。根据权威史地学家侯仁之教授的研究，北魏赫连夏时期（407－431年，版图大致涵盖鄂尔多斯高原全境和今天的陕北地区），其首领赫连勃勃好大喜功，413年时在仅有的六、七十万人口中竟然调集十万之众，在今毛乌素沙地南缘的红柳河（萨拉乌苏河）北岸营造统万城，因为这里是一片广阔丰美的大草，有一条清澈的河水穿越，使他不禁发出「临广泽而带清流」的赞叹！（75）

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层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於此可见，该城是多麽的宏伟！多麽的富丽堂皇！北魏太武帝攻陷统万城後，见此豪华建筑，也不禁感叹地说：「蕞尔小国，而用民力如此，曾欲不亡，其可得乎？」（76）

这样规模的国家，显然超出了这一带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无可避免地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的严重破坏。也有史为证：六世纪初，北魏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指出，最晚在北魏时，这里已经出现沙和沙丘的踪迹。其中《水经·河水注》里说：「（奢延水）西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奢延水由东北与温泉合，源西北出沙溪，（黑水）出奢延县黑涧，东南历沙陵注奢延水。」

其中提到的赤沙阜、沙溪、沙陵，都有一个「沙」字，而且它们都在夏州（北魏灭统万城後所设）—带，这正与今日的毛乌素沙地的腹地相吻合。这可能是今日毛乌素沙地的雏形。

唐宋时期，有关毛乌素沙地的记载越来越多。唐人沈亚之（781－832）记述当时的夏州（治所仍设於统万城）说：「夏之属土，广几千里，皆流沙。」（77）《新唐书》上说：「长庆二年（822年）十月，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78）此外，唐人的边塞诗中，凡描写夏州的多以沙为吟咏对象，例如许棠的「茫茫沙汉广，渐远赫连城」；（79）李益的「无定河边数株柳，风沙满眼堪断魂」；（80）姚合的「苍茫塞上城，沙漠无宿雁」。（81）在在证明，唐末九世纪时，夏州已经陷入流动沙丘的包围之中了。

一百多年後到了宋朝，为了防止鄂尔多斯高原上党项的反抗，994年乃下令废毁夏州城。这时，夏州已「深在沙漠」了。统万城从此沦为废墟，走入历史。（82）

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1031－1095），曾亲自前往毛乌素沙地进行考察，他在《梦溪笔谈》中对毛乌素沙地有这样生动的描写：（83）

   

予尝过无定河，渡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项项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驼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或谓此即流沙也，又谓沙随风流，谓之流沙。



於此可见，这时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毛乌素沙地的沙化现象是多麽严重了。到了元明时期，这里的荒漠化更形发展，向南延伸至陕北的榆林，使榆林也陷入沙漠之中了。於此可见，这时美丽的鄂尔多斯已经残破不堪、面目全非了！

由上可见，到了两宋，中原华夏的河洛地区和胡人的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都严重恶化，严重到必须寻找资源更丰厚的接替地区；于是，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衰变，裂变了，华夏帝国的经济中心遂从河洛地区南移到长江中下游了，进而再扩至岭南。

塞外草原文明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也发生类似的大变动，也从鄂尔多斯逐渐向东移至水草更为丰美的西辽河和辽河流域，再移至长山白水的松嫩平原、松辽平原了。于是，契丹人和女真人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于是，东亚史场的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更加宏伟壮丽了。然而，这幅宏伟壮丽的东亚历史画卷上却涂抹了汉胡两大民族无尽的鲜血和泪水！汉民族等待的未来命运却是一页页「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深重苦难和无尽屈辱的悲情史篇！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漠视汉民族的主观愿望，残酷无情地前进着！

2、从牧场到田园



东亚历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如上所言，随着鄂尔多斯地区生态环境的严重

退化，资源匮乏，胡人因而加紧寇扰侵犯中原；但是这时的胡人，不再仅满足于掠

夺中原的资源、财富、人口，还进而要同华夏民族一道逐鹿中原，入主中国，成为华夏大帝国的统治者。南北朝时期的北魏首开其端，两宋时期的辽、金、蒙古继之，最後金人灭宋，迫使宋人逃出河洛地区，流亡江南，另建南宋；蒙古人又灭南宋，统一中国，首开非华夏族统一中国之始。

于此可见，河洛中原和鄂尔多斯的生态变化，同汉胡两大文明的消长盛衰和命运的密切关系了，所以本文对鄂尔多斯的生态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和分析。当然，这种因果关系不能绝对化，因为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力量，例如精神方面的文化思想、典章制度，同时在发生作用。（84）待下编中再行详论。

正如同华夏文明的历史遵循自己的规律发展一样，草原文明也有其自己内在的发展规律。秦汉隋唐时期，草原文明涡漩的核心因汉人的政治中心在关中平原的强大吸引力因而偏处于西部，集中于鄂尔多斯高原；此後特别是唐末以来，则随华夏政治中心回归河洛中原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而逐渐东移。两宋之交，草原东部的辽金政权先后崛起，就是这种历史大潮流的体现。

辽金草原文明同匈奴、突厥草原文明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后者是纯粹的草原游牧文明，而前者却逐渐发展成为半牧半农的混合文明，既是马背上的矫健骑士，也是牛背上淳朴的牛郎。这个重大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不是取决于主观的意愿，而是完全取决于自然生态条件。同河洛农业文明涡漩运动一样，辽金半牧半农的草原文明涡漩运动核心的形成，也不外取决于水源、土壤、农作物和地理位置的四项基本自然地理因素。

先说水文和植被。契丹文明涡漩运动核心地区的水源较之广义的鄂尔多斯大草原的，丰富多了，计有西拉木伦河（潢水）、西辽河、大凌河、老哈河、辽河、乌尔吉木伦河、西辽河、大凌河等；女真文明涡漩运动核心地区的水源有过之无不及，(85)计有乌裕尔河、呼兰河、阿什河、辽河、松花江、嫩江、黑龙江等。(86)後来金灭辽後，当然两者的水域就合而为一了。(87) 不但水源丰富，而且流域广阔，西辽河流域就广达9. 2平方公里，(88) 相当于塞北的涡漩运动核心狭义的鄂尔多斯高原的面积和塞西西夏国文明涡漩运动核心的河西走廊加上河套平原的面积了，也远大于河洛涡漩运动核心地区河洛平原的面积。至于东北境内的女真草原文明涡漩运动的含盖范围，由于地旷人稀，那就更是辽阔了。（89）塞外胡人草原文明地域辽阔的特点在此显露无遗！

土壤的条件也有利于半牧半农混合经济型态的发展。以内蒙巴林左旗为核心的地带是黄土分布范围，黄土作为土壤母质，疏松多孔，草类植物根系可延伸到土层深处，植物残体腐解後可与钙质物质相结合，富集于空隙边缘，故在此母质上发育的黑垆土有机质层较厚，且具有较好的透水性与保水性，适于耕作。所以辽代耕地多选择在这中黄土层地带，黄土覆盖的河流阶地上。(90)

女真的原居地，上京会宁府至第二松花江沿岸农垦区，北部的乌裕尔河流域（黑龙江省内陆河流，长426公里，位于松嫩平原北端）土壤主要是黑土，具有良好理化特性，自然肥力尤胜于黄土，宜于发展农业生产；主要作物，当然是粟、黍、稷等干旱作物。气候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雨量虽少，冬季很长，但不致妨碍作物每年一熟的需要。（91）

但是，如果没有善于耕稼的农民也无法发展农业。西辽河流域，3000年前到10世纪契丹人建立辽王朝的2000多年来，一直是马背民族的世界，匈奴、鲜卑、乌桓、突厥、契丹、女真，相继在这里活动，立国建邦。（92）活跃于这一带的契丹人和女真人一样，自然也是世代游牧狩猎，不习农耕，如果要发展农业就必须拜汉人农民为师，向他们取经，传授耕稼。幸好10世纪初，大量来自中原和渤海国的汉人农耕人口，或是俘虏（辽太祖、太宗在军事行动时，掠获大量中原人口），或是自愿移入西辽河流域，带来了农耕技术和经验，揭开了西辽河流域的农耕业序幕，将大片荒地开垦成为良田，变牧场为田园。

此外，中原农业人口，或为战俘，或自愿移民，安置在以辽上京地区为核心的乌尔吉木伦河、西拉木伦河沿岸一带各州县。尤其是大凌河河谷（是契丹人南下与中原人交往的必经之路）早在秦汉时已设置郡县，农业开发历史悠久，是中原农业文明向东北非农耕区辐射的前沿基地。契丹人入居大凌河流域，便有机会接触农业文明。移民也使上京成为核心的农业开垦地区。（93）

于是，汉农民将农耕文化带到塞北落地生根，改草原为良田，变牧场为田园，化骑士为牛郎，使契丹民族的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成为半牧半农的草原民族。此外，森林茂盛，草原肥美，可渔可猎。农牧渔猎均可以谋生，

自然条件十分优厚，为契丹人从游牧走向定居提供了必要的温饱物质条件。这只是相对草原西部而言，较之中原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物质和文化差距，所以塞北胡人南进侵占中原是东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就涉及到地略位置的因素了。诚如《寻根》文中所述，要成为涡漩运动的核心，除了生态因素之外，其地理位置必须适中，才能起到涡漩运动发挥强大的吸收和辐射的作用。在塞外草原文明中，具有优越生态条件的还有西夏的党项民族，他们虽然也占有「塞外江南」之誉的河西走廊和「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河套平原，拥有雄厚的物质资源。但是其地略位置偏西，远离中原，充其量只能像其草原的前辈们匈奴、突厥一样，侵扰中原边陲，难以逐鹿中原。

然而塞北和塞东的辽金两国正好相反，他们在地略上却逼近中原，例如西辽河流域，地处大兴安岭东南麓和燕山北麓夹角地带，这里是衔接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带，同时也是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的交错区域。就东亚和世界范围而言，西辽河地区位于欧亚大陆草原通道南缘东端，濒临北太平洋西岸。这种特殊重要的地理位置意味着古代的西辽河地区，处于连接中国南北和沟通世界东西的交通要冲，这是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和鄂尔多斯沟通大漠南北的地略位置，所无法比拟的。

尤其是936年辽国从後晋的石晋塘取得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辖地广阔，约12万平方公里，实际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东北部与北部地区（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大同周围的大部分土地）最重要的险关要塞幽州、大同与天然屏障，遂定幽州城为南京，1012年辽帝耶律德光改南京道为燕京，即今北京，作为经略中原的基地。于是，一个取代河洛中原的、成为未来汉胡联合组成的新大帝国的政治中心，隐然成形，（94）此後的数百年便成为元、明、清大帝国的京城了。（95）华夏民族丧失这片战略要地，致使契丹取得了北负山险、南窥平野的高屋建瓴之势，整个中原地带的北方门户洞开，华北大平原全部裸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辽金铁骑在华北大平原上，再无险阻，纵横奔驰，朝发夕至，来去自如。此後一直到明初为止的四百年内，汉族政权完全失去了军事上的战略主动地位。（96）

宋初及其后的几个比较想在军事上有所作为的皇帝，无一不是志在收复燕云十六州，但都是无功而返；而且宋太宗赵光义还为此丢掉了自己的生命。

于此可见，辽金的半牧半农，既有牧场又有田园的混合经济，（97）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半牧，使他们保存了固有的骁勇骠悍的游牧民族传统；半农，使他们充实了衣食粮草的物资供应，弥补了以往纯游牧经济资源匮乏的严重弱点；从此，辽金两国既足食又厉兵，大可以同正经历着衰变和裂变的河洛中原政权逐鹿中原，一争雄长了。

这是两宋时期，宋之所以一直挨打，辽金一直咄咄逼人，最终入主中原的最根本的物质原因和地略原因。

从东亚文明的整体来看，胡人草原文明的这个接替生存空间从西辽河至长山白水，酷似华夏文明的接替生存空间长江中下游。这两地的自然生态条件都比原先的更为优越，所以汉胡文明此後各自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宋以文盛，辽金以武雄，各有所失，也各有所得。历史最後还是作出了公正的安排。这种经济结构的革命性改变还加速了胡人汉化，汉人胡化的民族大融合的进程，使中华民族从汉胡二体多元走向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民族大融合。这个伟大的进程，始于南北朝的北魏，成于清朝满洲，两宋是这个进程的中继阶段。

注释

（1）历史上和一般都通用「白山黑水」来指女真、满族的发祥地。例如《金史·世纪》上说，「生女之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後世也用于泛指中国东北地区。本文之所以使用「长山白水」，只是觉得顺口而已。

（2）本文的前身是〈北宋文治政治文化的确立和河洛文化的中衰〉，原本是在1993年「河洛文化国际学学术研讨会」上的一篇报告。在这个会上，我前後分别提出了两篇报告，一篇是〈寻根问祖――试论河洛文化的现实意义〉，该文以〈寻根问祖――试论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为题，重新改写後已于今年（2007）2月6日在乌有之乡网站上张贴（随后又被多家网站转贴）；一篇就是〈北宋文治政治文化的确立和河洛文化之中衰〉。该文後来分别在《炎黄文化研究》（1994年增刊）和《河洛文化研究》中发表（并在多家网站上转贴）。本文即根据此文以新的题名〈两宋时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试论河洛文化涡漩运动核心中衰之衰变裂变〉，重新改写，以便接续〈寻根〉一文的主旨，继续阐述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中衰过程。我建议要阅读本文的网友，最好先阅读〈寻根〉一文。

（3）正如同〈寻根〉中「涡漩运动」的概念借自物理学一样，这里的衰变、裂变的概念也是借自物理学，不过是借自核子物理学，而非借自重力场、电磁场、天文物理学或流体力学。原子核自动放射出其粒子及能量的过程称为衰变(radioactive decay)。裂变(fission)是说，一个原子核经过中子的撞击後分裂成几个原子核的变化(nuclear fission)。

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有类似原子核的这种衰变和裂变的现象，河洛文化就是最好的史例。因为其核心的中衰，是由于历经天灾人祸而导致内在自我的衰变，再经塞外胡人草原文明的猛烈撞击，造成裂变，致使政治同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分裂脱离出去。这两个核子物理学的概念，如果连同热力学关于熵的概念（或简称为温差律）的第二定律一道使用，则更具有说明力；该定律说，热能总是自发地从高温热源向低温热源流动，而不是相反。那么引申到文化历史领域，我们不妨推论说，文化或文明总是自发地或非自发地从先进文化源或文明源传播到落后的文化源或文明源，而不是相反。宋代河洛的高文明源向塞外胡人低文明源传播的历史过程正是这样的过程。这个温差律也可应用到自然生态和资源的研究，即资源富集区和生态优厚区必然向资源匮乏区和生态恶劣区传输其能量，而不是相反。汉胡文明经济中心分别南移和东移，完全符合这个规律。这些正是两宋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轨迹。

由上看来，这些借自物理学上的概念对本文的论述极具启发性。不过必须强调，本文只是借用引申这些概念，不可刻意求同。

（4）欧洲人的近代心态modern mind始于文艺复兴时代，中国人的「近代心态」应始于中唐，成于两宋（陈寅恪所谓的「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可以作为旁证。详情见下注（6）），一直延续到1840西方人将他们普世化的「近代心态」强加给中国人为止。人类近代的历史时间的主控权（只有在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由于启蒙运动大师伏尔泰、莱布尼兹等对儒家的孺慕而使中国人曾经短暂地握有过人类历史时间的主控权），已经操在西方人的手里，所以「中国人的心态」被贬斥逼回到中世纪了；换言之，赵宋的「中国人心态」变成老古董了，远远被抛在西方海洋文明当道的时代的后头了。这就是十五六世纪近代以来中西文明的时间差。这是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框架中来审视时的情况。

    然而，如果放在中国的历史框架来看，甚至到今天，宋代中国人的心态仍然以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形式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影响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行为。诚如1920年初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中所说的，「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学衡杂志》，第23期）

    如果就更深刻的学术思想流变而言，更是如此。今天盛行于台港海外的新儒学就是宋明儒学的延续和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冯友兰称其所创的学说为「新理学」，真是一语中的，更能正本清源。他说他所讲的儒学直接「承接」宋明道学中的理学一派而来，也就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阐述发扬。（冯友兰，《新理学》，1937年，商务印书馆，绪论页1）冯友兰这样做的确具有卓识，因为如果只是由于后代所讲儒学不同于孔孟而称之为新儒学的话，那么依此类推，不但汉代董仲舒所倡之儒学应称之为新儒学，唐儒也应称其所讲儒学为新儒学，这就会对学术源流统绪造成混乱。准此，当代的新儒学其实都应一概称之为新理学，因为都是像冯友兰一样，是承接宋明理学来讲的。当然，西方学者由于翻译上的困难，找不到适当对应的英文字来翻译「理学」，因而将宋明的理学译为Neo-Confucianism,这是他们的问题，我们不应将错就错，跟着他们亦步亦趋，丧失了自己学术源流的独特性。当然，现在新儒学的用法早已约定俗成，无法更改了。

（5）宋太祖赵匡胤本来主张建都长安或洛阳，因为开封地形开阔，无险可守，不宜作为都城。然而其弟宋太宗赵光义（本为「匡义」，因避讳改为「光义」）却认为王朝的盛衰存续在「德」不在「险」，力主建都开封。当然，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现实理由是，五代时期洛阳屡经胡马铁蹄蹂躏，残破不堪，已无法再作为首都，五代中只有後唐一朝建都洛阳，其余都建都汴京（开封）就是有力的证明。（参见黎杰编著，《宋史》，香港学津书店，1979年。页9）另参见中篇页12和注52、54。

（6）中国史学界对宋代在中国历史地位的评价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从政治、外交和军事上来看，主张宋代是个积弱屈辱的汉族王朝，从未统一整个中国，版图远较汉唐狭小，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宋代既弱又贫(陈荣照，《范仲淹研究》，香港三联书店，1987年，页1、15)；另一种是从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科技工艺、工商业和海外贸易方面来看，高度赞扬宋代为中国的另一个伟大的盛世。例如史学大家陈寅恪就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先生文集》，上海，1980）。邓广铭、漆侠等学者也持相同看法。美国中国学大师费正清甚至高度赞扬宋代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时代，使中国在工艺发明、物质生产、政治哲学、政治制度和精英文化方面，均领先世界各国」（《中国

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1992。原文页88)。

（7）一个朝代或政权的首都，可以和政治中心合而为一，也可以不合一，尤其是当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的时候，南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参见注（94、95）。关于汉胡联合共建的大中华帝国的首都定于北京的原因，见中篇第二节胡人天下。

（8）与此相类似的时期就是南北朝时期的东西晋（265－420），晋也像宋一样被 分割成两个部分，西晋（265－316）都于洛阳，东晋（317－420）移都于江南建康（今南京）。戴逸认为，西晋以後五胡乱华时期，胡人虽然统治河洛几近三百年（304－581）之久，但是「河洛文化还保持着兴盛状态」，并列举了修建巩县石窟和龙门石窟为例。（显然是针对拙文〈北宋文治政治文化的确立和河洛文化的中衰〉而评论的，但他只是说「有学者」提出河洛文化中衰的三个原因，却未点出这个学者姓甚名谁。请见戴逸，〈关于河洛文化的四个问题〉，《寻根》，1994年第一期）。）

戴逸的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河洛文化中衰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必须整体地来看其总的趋势，这样才能既见树，又见林。而且单举石窟佛教艺术这一个方面的成就并不能作为衡量河洛文化是否「兴盛」的有力标准，应该还有其他更深刻、更具有创造性的成就的标准。更何况这还是在胡人北魏政权的主导下所获的文化成就，记不到河洛华夏文明的帐上。总体而论，实质上建都洛阳的北魏，其孝文帝的汉化，不过是师法中原河洛文化和典章制度，根本谈不上什么创造性的成就。似此，岂可以「兴盛」称之？何况我们也不可能期望一个外来的胡人政权会对华夏文明作出什么青出于蓝与「兴盛」二字相称的重大的文化思想方面的贡献？

中篇：文治当道，积弱挨打（增订版）



一、郁郁乎文哉



当我们反思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时，常听到的一句总结性的评语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几乎成了不易之论；也就是说，在近现代中国，由于我们的农业文明日益落后于欧美的先进工业文明了，所以积弱挨打。

但是宋代落后吗？相对于胡人的草原游牧文明，中原汉人的农业文明总体上显然是先进的；就是相对于当时世界的其他古老文明，不但不落後，而且在许多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宋代，居然不断遭受文明落後的游牧胡人辽人、金人和蒙古人的打击凌辱，最终竟致家破国亡的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