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笔者有限的了解和分析，目前可以确定新石器时代表达八卦的方式至少有四种
（它们也都传承至历史时期）：其一，数字卦。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出土崧泽文化骨角
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八个六爻数字卦，其年代约在5500年前（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
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第4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龙山文化陶壶
上有一个三爻数字卦，其年代在4000多年前（蔡运章《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
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出土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
器符号中有两个并列在一起的六爻数字卦，两个数字卦的下端还夹了两个重叠的数字
“六六”（这意味着当时的画卦顺序可能与现在一样，也是自下而上），可能是在起
卦过程中废弃的卦爻（图见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青
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154页单独纹样第470号，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
第1版）。其二，用八角星纹表示八卦。八角星纹多见于大汶口文化和大溪文化、汤
家岗文化，前者多绘画于彩陶器的外腹壁，后者多戳印在陶盘底部。此外，八角星纹
也见于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新石器文化、小河沿文化、马家窑文化等。这种
八角星纹是由立杆测影所得阴阳交午图形“  ”、“  ”垂直交叉而成（当然作了一
定的变形、调整），其证据见于良渚文化出土的一件黑陶鱼篓形罐上刻划的八角星纹
（参见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图二，《考古》1990年第10期
）以及山东栖霞县大丁家村战国墓出土陶豆（M1：4）上的八角星纹（图见《考古》
1995年第11期981页），其含义即“阴阳八卦”，指向四方八位表示一年四时八节。
这种八角星纹从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史前时代经商周（主要见于青铜器纹饰）、秦汉
（主要见于铜镜，考古界称为八连孤纹）至当今彝族服饰、墓标，基本上末曾中断，
其画法大同小异，而在彝族文化中，它正是与历法有关，表示四时八节或八方之年。
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白陶盘上的八角星纹其外围多有一周S纹，二者配合表示太极
八卦。S纹广泛见于史前各考古学文化如大溪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河村文化，年代
最早者目前发现见于大地湾文化白家村遗址所出陶器上（谢端琚、叶万松《简论我国
中西部地区彩陶》，《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1期），在历史时期历夏商周、秦汉直
到当代一些少数民族装饰纹样，它们也一直未曾中断，其含义皆为表达太极、太极图
之内涵（释读参见掘著《破泽老子太极图》）。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的源头之一皂
市下层文化岳阳坟山堡遗址已发现八角形镂孔垫座，应是八角星纹的早期形态（何介
钧《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纪要》，《考古》1996年第2期
），其年代距今8000——7000年。其三，阴阳爻画卦。见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大河
村类型以及马家窑文化，大多将装潢、古天文历法与古易学的知识、数理融会为一体
，如：青海柳湾墓地出土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盆（Ⅱ3式46：15）上腹纹饰，波
折纹上面的弦纹构成初、二两阳爻，再上是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五个阴爻
，因为横视彩陶盆口沿线成为上九，共是八爻，将剥、复、临三卦集合在一起以反映
“卦气说”，构思非常巧妙、独特。作为旁证，该彩陶盆内底画单线圆纹表示“太极
”，圆外接方形线纹以示“天圆地方”，每方线纹三条合计12条表示一年十二个月，
其口沿又画7组短线纹表示北斗七星，如果短线纹条数没有画错的话，其中6组每组6
条计36条表示十月太阳历一个月三十六天，余一组为5条可表示“五行”即十月历的
五季（图见《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100页）。郑州大河村遗址第三
期出土不少将坤卦符号与天文历法数理相结合构画纹饰的器物，其中保存最完整、纹
饰明确的是一件白衣彩陶钵（AI式F1：26），其肩腹部有两周精心构思设计的图案，
上面一周有三组六个六爻坤卦符号，可作十月历历书使用(释读详后)。大河村彩陶钵
六爻坤卦符号均为白彩，以红褐彩地纹衬出（图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彩版
第11页上图，《郑州大河村》报告线图不准确），其地纹即一条竖线贯串五条短线“
  ”，由此可知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相同陶符当为六爻坤卦符号的简写，而姜寨出土
陶符中也有明确的六爻坤卦符号，只是略作变形（图见王蕴智《史前陶器符号的发现
与汉字起源的探索》图一第16、第42两个符号，《华夏考古》1994年第3期）。其四
，用纹饰的数量关系即刻意刻划八数、六十四数表示八卦、六十四卦。1987年安徽含
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出土玉版中心刻八角星纹表示八卦，八角星纹外大、小同
心圆纹之间被8条单线纹分割为八区，每区刻一圭形箭标，每个箭标为中线一分为二
再以6条短线左右各3条将箭标分割为八小块，以示“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8
个箭标计64小块表示八卦相重生六十四卦（图见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录》彩版图14
）。将八卦六十四卦、河图洛书及其他天文历法的数理构思设计为一个整体的典型器
物还有半坡P：4237陶片、元君庙M413：5彩陶钵及1959年泰安大汶口墓地出土的镂雕
象牙梳（M26：16）等，尤其是半坡P：4237陶器残片锥刺纹（可复原）和元君庙M413
：5彩陶钵锥刺纹将十月历历数、河图洛书、“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
”这个生成体系设计为一图，构思、设计极为精妙，不仅表现了六千多年前先民们的
高度智慧、机巧和匠心，而且表明八卦、六十四卦的产生必然远在半坡时代之前。（
含山玉版、大汶口镂雕象牙梳及半坡类型器物纹饰释读参见拙著《伏羲画卦———中
华史前文明之魂》，限于篇幅，这里不作释读）。不仅如此，八卦文化还远传至西亚
哈拉夫文化以及美洲印第安人文化：哥伦比亚穆易卡陶盘中心画一光芒四射的太阳纹
，外套八角星纹表示八卦，最外围画六十四齿表示八卦生六十四卦（图见王大有著《
上古中华文明》179页第10图），哈拉夫文化的陶盘纹饰将十二月历法、河图洛书、
六十四卦等内容设计为一体，证明早在6000多年前，半坡人已将中国文化传播、携带
至西亚（详后）。

明确了阴阳观念和八卦、六十四卦在半坡时代乃至更早时期的存在问题，仰韶文
化与《归藏》易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已经基本解决（虽然我们并没有看到以坤卦为首的
六十四卦图的出现）。这里将王仁湘先生的研究概括一下：①自庙底沟类型传播开去
的难以认读的彩陶花纹，如果采用读阴纹（地纹）的方法，可以发现其纹饰清新秀美
异常，绘画章法十分严谨，而且不论繁简，读起来都一目了然；②这些纹饰在整体上
主要应该认读的是阴纹而不是阳纹，而作为纹饰结构主体的阴纹都是旋纹，其他阳纹
勾叶、弧边三角及不规则弧边形无一例外都是衬底图形；③旋纹用阴纹来表现比用阳
纹需要更高的技巧，原始人类有意这样制作而且传播范围极广，说明它的重要性，它
“可能隐含着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个共同的认知体系”而且可能是一种“原始宇宙观体
系”；④这种用阴纹表现纹饰主题的方法开始出现于半坡类型，而在庙底沟类型时期
并不限于旋纹一种，“大量的花瓣纹等采用的都是阴纹方式”（王仁湘《关于史前中
国一个认知体系的猜想》）。我们需要补充的是：半坡P：4237陶器残片和元君庙M413
：5彩陶钵那种锥刺纹其空白地带（即地纹）按纹饰规律复原，它也有极严密的数量
关系，缺少这种复原或者不考虑这种空白地带，纹饰内涵表达就不完整或者无法认读
（详见《伏羲画卦》）。苏秉琦先生在论及仰韶文化时说：“仰韶文化的主要文化特
征是两种小口尖底瓶（壶罐口、双唇口），两种花卉图案彩陶（玫瑰花、菊花），两
种动物图案彩陶（鱼、鸟），是两类六种。其中生命力最强的是双唇口尖底瓶和玫瑰
花图案彩陶”（苏秉琦《晋文化问题》，《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苏先生所说的双唇口尖底瓶和玫瑰花图案彩陶即是
庙底沟类型的特征文化因素，后者表现的主题即旋纹（阴纹），前者“双唇”亦合《
归藏》易之崇阴贵坤（阴爻为双短线— —，坤卦为阴爻所组成）。其实，半坡类型
的壶罐口尖底瓶（它与史前所见双连罐的制作意图是有区别的）也合《归藏》易贵坤
之特点。古人为什么制作“双唇”口器物、在瓶上再接一罐形（在一种文化中大量而
普遍地制作这种有多余部分而并无必要存在的器物必与信仰和习俗有关），我以为尚
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

最后我们谈一下商代是否存在《归藏》易的问题。王兴业、田合禄等都认为《古
三坟》不伪，它们是《左传》所提及的《三坟》古书，其中《气坟》即《归藏》易（
王兴业《三坟易卦序初探》，《周易研究》1989年第1期；王兴业《再论〈三坟易〉
不伪说》，刘大钧主编《大易集述》，巴蜀书社1998年11月第1版；王兴业著《〈三
坟易〉探微》，青岛出版社1999年8月版；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
周易真原》，山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不过，已有学者认为《古三坟》之
《气坟》与《归藏》首坤次乾之卦序不符，秦简《归藏》与《古三坟》之《气坟》也
全不相涉，故我们对《三坟》易之《归藏》暂时存疑不论。王家台秦简“易占”材料
出土后，已有不少学者论证其为商代之《归藏》易或者衍生于《归藏》（荆州地区博
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王明钦《试论〈归藏〉的几
个问题》，古方编《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版；连劭名《江陵王家台秦简
与〈归藏〉》，《江汉考古》1996年第4期；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
〉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刑文《秦简〈归藏〉与〈周易〉用商
》，《文物》2000年第2期；林忠军《王家台秦简〈归藏〉出土的易学价值》，《周
易研究》2001年第2期；梁韦弦《王家台秦简“易占”与殷易〈归藏〉》，《周易研
究》2002年第3期），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秦简《归藏》使用了春秋时代人物的故事，
故其成书年代晚于《周易》，甚至推断历代《归藏》可追溯到的始祖本《坤乾》其成
书年代必在公元前575——前492年这段时间，当然商易《归藏》的存在是存疑的（任
俊华、梁敢雄《〈归藏〉、〈坤乾〉源流考》，《周易研究》2002年第6期）。现在
我们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察殷易《归藏》的存在问题：

1995年四川绵阳出土了一批木胎漆盘，这种木胎漆盘的内底用两个耳朵拚成一个
S形阴阳两仪圆图，其周缘绘有两圈由S纹、L纹、短线纹、点纹、涡纹经精心构思、
设计组合的纹饰，分析那些纹饰形态、组合，数一数其间的数量关系，可以发现它们
将八卦六十四卦、阴阳五行、河图洛书、十月太阳历、二十八宿、干支、节气、大衍
数等等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和《周易》数理包括在内，而且从纹饰运用特点（
取双数）、数量关系（重坤卦数理“百四十有四”）、器物出土背景（与楚文化相关
）等多方面因素判断，这种漆盘是道家作品，因此笔者认为漆盘所示易学内容正是现
存文献所不曾记载和传承的道家易学学术体系，而内底的圆图正是道家为纪念老子而
作的太极图。木胎漆盘所示内容确证《易传》和现知汉代易学均非易之本体（如果不
把孔子“儒学”当作“易学”的话）,《易传》当为搜罗春秋战国时有关易学知识并
作了儒学化的处理所致，所以不成体系，到处模棱两可，而孟喜、京房所开创的汉代
象数易至少晚于木胎漆盘半个世纪（漆盘下葬年代在汉武帝元狩五年前即前118年前
）而且与后者各是一路。木胎漆盘所示内容下接宋明易图学、象数易学，上与道家思
想、《归藏》易吻合，它与《易经》、《易传》，现知汉、唐易学各是一路；从表达
方式和内涵上看，它与史前时代那些典型器物如含山玉版、大汶口象牙梳、半坡陶器
锥刺纹、大河村白衣彩陶钵等一脉相承，完全是同一个思路和知识体系（当然木胎漆
盘夹了一些道家的东西）。木胎漆盘的存在意味着史前易学、商易《归藏》、道家易
和道家思想、道教易、宋明易学这一易之本体轮廓初现，不仅解决现知易学、易学史
上许多扑朔迷离的基本问题，而且它当成为开启中国古代文化、史前文化大门的一把
钥匙（王先胜《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识读及其重要意义》，《宗教学研究》2003
年第2期）。吕绍纲先生分析《老子》思想与《周易》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与笔者据
绵阳木胎漆盘所得认识完全吻合，即《老子》思想源自殷易《坤乾》（即《归藏》）
，而不是源自《周易》，因为：“一，《老子》书不见首乾次坤的思想，倒是首坤的
思想明显居多；二，《老子》的辩证思维模式属于与《周易》古经不同的另一类；三
，关于宇宙生成问题，《老子》的主张也与《周易》古经不是一路”（吕绍纲《〈老
子〉思想源自〈周易〉古经吗？》，《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所以关于殷易《
归藏》，虽然我们现在并没有见到首坤次乾的六十四卦在殷代文献或器物上摆着，但
其存在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结论是可以下的。而且，仰韶文化与炎黄行《归藏》易的
传说也能吻合，可证古代文献和传说绝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绵阳木胎漆盘不仅用阴阳两仪太极图、用S纹表示“太极”，而且也用涡纹表示
“太极”，沿此上溯经春秋战国、夏商周一直到庙底沟类型那种用阴纹表达的旋纹，
这个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它们也都是“太极”之意，是太极图的手写体。可以认为，
正是儒家将搜罗到的古易学知识儒学化而武汉帝又“独尊儒术”导致保存了上古易学
原貌的道家易学在汉代彻底隐匿（相关的传承方式自然也断线）才有了易学史和中国
文化史上的种种相关疑团和迷雾，以至于太极八卦、《易经》问题困挠了中国文化人
两千多年而至于今天，关于太极、八卦起源的具体的细节，笔者尚无证据说得很明确
，但根据史前时代大量的相关考古材料以及从学理上分析，它们与古天文历法相关是
没有疑问的，当然这也证明陈久金先生的相关研究和认识大体上是正确的（陈久金《
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86年）。太极八卦不
可能起源于商周占卜，当然也不是起源于史前时代比如贾湖人的龟卜、数卜，这不仅
因为卜筮产生不了“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这种易卦生成体系和宇宙
观，而且半坡类型那种已经非常成熟的象数易学体系和知识结构也肯定不是来自贾湖
。
      
　　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

　　　　　　　　　　　　　　“炎黄大战”第4项证据（或理由）

　　“炎黄大战”（包括黄帝杀蚩尤）是古史传说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炎黄和
蚩尤传说中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而且有情节、有地点、有始有终，《史记·五帝
本纪》关于炎黄部分有一半内容就是描述这场战争。可以这样认为：如果炎黄和蚩尤
是真实的，有相关的历史文化可以确指，那么这场战争大体上也应该是真实的，有相
关的遗迹可以佐证；如果炎、黄、蚩之间的战争完全是古人编造的神话，根本上就是
无稽之谈，那么炎黄和蚩尤十之八九也当是虚无之事，不会有相关的历史文化可以确
指。根据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苗族同胞关于其祖先蚩尤的相关传说以及中国新石器
时代的考古发现判断，前者的可能性当然要大于后者。在龙山时代中原诸考古学文化
（甚至也包括传说中炎黄蚩之战的发生地今河北省的中部和西北部的涿鹿、阪泉一带
）中迄今尚无线索追踪和考察这次战争，虽然龙山时代被视为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
，但在中原及华北尚未发现大规模的异常死亡和埋葬现象。相反，这种大规模的异常
死亡和埋葬现象出现在渭水流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而渭水流域所在的关中正是
传说中炎黄的成长和发祥之地，这就为我们考证炎黄蚩之战提供了契机和一个现实的
考察对象。“炎黄大战”及其历史文化的考察正是由此出发。

目前已发现渭水流域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主要集中在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
渭南史家、临潼姜寨二期等几个地点，自渭水下游溯水而上，大体在一条线上，总距
离不过100—200公里。横阵墓地共发现24座墓，其中有三个大集体埋葬坑，分别套掘
5、7、3个小坑，每个小坑内埋人骨3——12具，合计92具；元君庙墓地清理57座墓葬
，其中有45座规则（实际并不怎么规则）地分为6排，每墓少则2人，一般在4人以上
，多的达到25人；史家墓地43座土坑墓埋葬730人（有人认为该墓地部分遭到破坏，
估计原有死者至少在1000人以上），每个墓坑少者4人，多者51人，一般20——30人
，均分层堆放排列；姜寨二期有土坑墓189座，人骨2194具（据《姜寨》发掘报告，
还有两座土坑墓没有清理，墓葬特别集中的T28东南还有一块没有发掘），这些墓葬
和人骨除个别外都分布在不足1000平方米的墓地内，而且往往单个墓坑埋葬的人数特
别多，如M205埋82人分四层叠放，M358埋84人也分4层叠放，单是第一层就有45人（
墓葬人骨资料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年版及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
要成果——<姜寨>述评》,《文物》1990年第12期）。如此让人骇异的埋葬现象以前
被学者们解释为一个家庭、氏族或者胞族合葬墓，根据摩尔根对北美印第安人社会和
埋葬制度的研究，“凡是亲骨肉，彼此的骨肉永远不分离”，所以他们被集中埋葬在
一起。杜正胜先生指出，这种解释遭遇的最大挑战还是考古资料本身：因为整个新石
器时代合葬风气并不普遍，即使在半坡类型的墓葬中，当时也是以单人一次葬为主；
根据“母系”氏族理论，骨肉最不应该分离者应在半坡早期、姜寨一期、下王岗一期
，但半坡类型前期墓葬都是单人一次葬，多人二次合葬在半坡类型后期出现（约在前
4500年时开始流行），殊为矛盾；从地域上看，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也极为有限，
它仅仅限于泾水以东的陕东一隅而已，广袤的泾渭区和陇东区都实行单人一次葬（杜
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考古》1992年第4期）。用氏族制度、血缘关
系来解释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不仅与整个新石器时代考古、与整个半坡类型不能
契合，而且就是不同的学者之间，也是互相矛盾的。张忠培先生认为元君庙墓地的合
葬墓当属家族墓葬，而由若干个合葬墓组成的墓区则是氏族墓区，整个墓地是一包含
两个氏族的部落所遗留下来的墓地，因此推测当时社会组织的结构是，若干家族组成
一氏族，两个氏族组成一部落，社会性质属于母权制（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元君庙仰韶墓地》84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632页）。严文明先生针对姜寨二期和渭南史家墓地那种埋葬人数特多又高度集中的
现象分析说：“这两个墓地的年代和文化性质相同，都属于半坡类型的后段。也许当
时埋葬制度有一个改变，即不但在墓地中埋葬本村落的死者，还要将住在其他村落的
近亲死者迁来埋葬，否则要达到那样多的人数是困难的”，而迁葬的原因，当然是由
于血缘关系所维系的母系氏族制度所致（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
寨>述评》）。孙祖初先生认为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公共墓地中已葬入小孩反映了
一种社会进步，这种“进步”即是“说明半坡文化处于母系家族公社或母系家庭社会
的早期”，而流行多人二次葬的渭水下游一带正是当时最进步的地区（孙祖初《半坡
文化再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但是苏秉琦先生对姜寨和元君庙墓地
有这样一段叙述和分析：“以姜寨遗址前期为代表，两种小口尖底瓶由发展到成熟，
共生同步发展，村落布局完整，三块墓地都在村外，男女有别，长幼有序，不到成年
不能成为社会成员，只有成年男女才能埋在氏族墓地，这是母系氏族结构的典型标本
。到了距今六千年左右有突变，典型遗址是元君庙，小口尖底瓶相当于姜寨结尾阶段
，即由成熟的瓶口退化到浅盘口沿，这一阶段姜寨遗址的墓地也由村外转移到中心广
场，墓地下层尚保持单人葬传统，但已不如村外墓地整齐，上层压有男女老幼合葬墓
，这就突破了原来氏族男女有别、长幼有别的界线，小孩与成年人埋在一起，没有了
辈份的差别，甚至没有了氏族成员与非成员的界限，这违背了氏族公社的基本原理，
已是突破血缘关系的氏族分裂。原始公社制的破坏就已意味着文明因素的产生。统一
的仰韶文化分为两种类型就是在这一转折时期出现的。这个一分为二，就是出现了以
庙底沟类型为代表的新生事物，标志是出现玫瑰花图案的彩陶和双唇小口尖底瓶”（
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19——120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同
样是从血缘关系和氏族 制度出发，对同一事象却作出两种互相矛盾的解释，可见氏
族制度、血亲理论面临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是无能为力的。这种理论行不通，有些
学者又依据民族志材料将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视为一种风俗习惯（杜正胜《考古学
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虽然看来这是一种解释，但它实际上等于没有解释，因为它
没有也无法说明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地点、特定的人群中为什么会产生和存在
这种风俗，而且“母系”氏族制度和血亲理论依据的也是民族志材料，前者与后者相
比，难道具有更多的可靠性吗？如果将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视为一种风俗，那意味
着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还要划出一群人来即行这种风俗的半坡人，他们与其他半坡
类型居民是不同的。据此可以推导出两点：其一，在渭水流域，这一群人可能自下游
溯水而上发展但止于临潼姜寨，因为下游的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年代略早于上游的
渭南史家和姜寨二期；其二，我们有理由推测豫西南下王岗和晋南东庄类型的多人二
次葬也是同一族群的人所为，甚至豫北后岗类型少量的多人二次葬也与这一群人有关
，因为它们的年代、文化性质、面貌都是能够吻合的。这样看的话，这一群人似乎有
点四分五裂、七零八落，与庙底沟类型、与半坡类型其他部分相比，这一特点就非常
明确。这似乎意味着，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在那个特定的地域（渭水下游）似乎（或
可能）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比较一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传播与发展状况，我们会有一种直观感受和认
识。庙底沟类型的中心区在晋南、豫西、关中东部，往北在晋中和内蒙古中南部发展
为白泥窑子类型（或称王墓山类型），在冀中和冀西北一带发展为钓鱼台类型，往西
在关中被称为泉护类型，处于庙底沟类型的鼎盛时期，并渐次蔓延至甘青地区，往南
在豫西南鄂西北地区发展为八里岗类型，往东在郑洛地区发展为著名的大河村类型（
或称阎村类型）。统观庙底沟类型的传播和发展，它就象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枚石
子，自中心至外围层层波动、蔓延，几乎不留空白，仅在豫北冀南受阻（这里是后岗
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的主要分布区）。相反，半坡类型的传播和发展则是另外一种景
象：半坡类型的中心区在关中（有的学者将半坡类型的后段另外命名为史家类型，其
中心区仍是在关中），往北在陕晋冀蒙长城地区与后岗类型碰撞并融合形成鲁家坡类
型（或称石虎山遗存），但是在凉城一带“可能受后岗类型的影响较大”（巩启明著
《仰韶文化》162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有学者认为内蒙古凉城县红台
坡下和包头阿善一期等文化遗存，它们的主体因素是来自后岗一期文化（即后岗类型
），同时也受到了半坡文化的一些影响（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
变》，《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往西几乎没有什么阻挡，但是据研究半坡类型
是以退缩的趋势见于渭水上游（薛新明、宋建忠《庙底沟文化渊源探析》，《中原文
物》2003年第2期），往南可能经丹江河谷到达豫西南形成下王岗类型，往东在豫西
、豫中半坡类型几乎没有什么作为，仅能发现其影响痕迹，晋南的东庄类型也仅是受
到半坡类型的影响，并不能担当半坡类型的直接继承者这种角色（即庙底沟类型在其
外围形成的亚型那种状况）。薛新明、宋建忠说：“重新检查晋南到豫西地区的调查
发掘资料，就会发现这里竟没有一处典型的半坡文化遗址，也就是说晋南到豫西地区
不是半坡文化的分布范围，半坡文化的势力局限在黄河以西”（薛新明、宋建忠《庙
底沟文化渊源探析》）。这个局面和意思也即是说，半坡类型的东向发展是受阻的—
—如果象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庙底沟类型与半坡类型主要是一种前后承继关系，
当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和局面。统观半坡类型的发展，可以发现它在几乎所有的方向上
都表现出一种受挫的迹象，而与之相关、可以互相映照的正是渭水流域半坡类型的多
人二次葬。虽然如此，半坡类型的踪影却流浪得非常广阔、遥远：南边下王岗类型不
仅到达“随枣走廊”一带，而且在宜昌扬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50多种刻划符号
，其特征被认为与半坡类型相似（宜昌地区博物馆《宜昌县扬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
，《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余秀翠《宜昌扬家湾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发现刻划符
号》，《考古》1987年第8期）；东边不仅在豫中地区如大河村遗址发现半坡类型因
素，而且在山东的北辛文化、豫北冀南的后岗类型都发现有来自半坡类型的器物或受
其影响（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考古》1996年第4期）；北
边在红山文化早期不仅出现了近似半坡类型和后岗类型的红顶碗，而且四棱山遗址出
土垂腹罐（T6：2）上的凸状饰与半坡类型尖底罐上的凸状饰十分类似（顾罡《红山
文化陶器分期研究》，《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
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直到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黑龙江肇源
白金宝遗址出土高领彩陶罐上的纹饰仍然保留有半坡遗风，其腹部的正菱形网格纹被
置于两个尖角顶对的三角形之间（《北方文物》1997年第4期第18页），完全是半坡
人面鱼纹盆内壁100格正菱形网纹的翻版；往西半坡类型因素则到达了西亚哈拉夫文
化并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详后）。作为对比，我们还可以考察红山文化、大汶口文
化、大溪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是如庙底沟类型那样自中心区域
至外围，层层波动，渐次蔓延，而与半坡类型那种受挫迹象和流浪的踪影不一样。半
坡类型的状况与炎黄蚩战争传说正相吻合：渭水下游的多人二次葬正是炎、黄、蚩大
战所致，年代偏早的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多人二次葬可能与黄帝杀蚩尤有关，这时
是炎、黄联合杀蚩尤，作为黄帝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尚未从半坡类型（或零口文化）中
分化出来（或者是我们尚未从有关考古学文化中非常明确地将它们区分出来）；年代
偏晚的渭南史家、姜寨二期多人二次葬则可能反映炎帝与黄帝之争。半坡类型经此两
次大挫折，所以它在各个方向上的传播都表现出一种受挫迹象，东边因受阻于黄帝族
而无力东进，这就是在晋南、豫西没有发现一处典型半坡文化遗址的原因。当然那些
流浪的半坡踪影也正反映了半坡人的逃亡与流浪，而濮阳西水坡45号墓，我们认为正
是蚩尤墓，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则是自渭水流域逃亡至豫北冀南的蚩尤族人所创造（这
也是庙底沟类型的东向发展在豫北冀南受阻的原因）。

关于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主的族属和身份问题，学界已有一些倾向性意见，大概有
伏羲、颛顼、黄帝、蚩尤、帝喾、高辛氏等诸说，其中以“颛顼”说者较多。丁清贤
、赵连生、张相梅推论西水坡M45与“五帝”之一颛顼有关（丁清贤、赵连生、张相
梅《关于濮阳西水坡蚌壳龙陪葬墓及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华夏考古》1991年第
4期）；王大有先论证45号墓死者为颛顼（王大有《颛顼时代与濮阳西水坡蚌塑龙的
划时代意义》，《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后改为“蚩尤”说；方酉生将45号墓
与颛顼作了某种联系（方酉生《濮阳西水坡M45蚌壳摆塑龙虎图的发现及重大意义》
，《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陆思贤先将45号墓死者与颛顼相联系，后认为它可
能与帝喾高辛氏有关（陆思贤著《神话考古》314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陆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14页，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冯时先
将45号墓死者与颛顼相联系，后表示了一种谨慎的态度和看法（冯时著《星汉流年—
—中国天文考古录》162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冯时著《中国天文考
古学》301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认为西水坡45号墓死者可能为颛
顼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濮阳古属卫地，《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卫，颛顼之虚
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二是颛顼在古史传说中是一位“绝地天通”的大巫师
、一位司天者，又有“乘龙而至四海”的神话（《大戴礼·五帝德》），这些与45号
墓的文化内涵吻合。笔者认为，西水坡45号墓死者不是颛顼，理由也主要有两点：其
一，在古史传说中，颛顼是黄帝后裔且为少昊所养大，颛顼的年代必然晚于黄帝和少
昊，即使按我们的理解，把庙底沟类型视为黄帝文化，将整个大汶口文化都视为少昊
文化，西水坡45号墓的年代（约前4500年）也早于大汶口文化的上限（约前4300年或
前4400年）并且不晚于庙底沟类型的起始年代。如果将炎黄、少昊、颛顼置于龙山时
代去考察，45号墓死者就更不可能是颛顼。除非能够证明“三皇五帝”同时代，是一
种平行和并列发展关系而且都在仰韶时代（这一点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西水坡45号
墓与颛顼相关才有可能性。其二，西水坡45号墓属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其死者族属和
身份必然从属于后岗类型。后岗类型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其本土来源主要是裴李岗
文化、磁山文化或者略晚于此二者的其他类型（这里不考虑笔者所主张的半坡类型传
播因素）。如果视后岗类型为颛顼文化，那么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或其他类型就理
当推定为黄帝文化，东部的少昊文化上溯至北辛文化时期，炎帝自然就该是西部的大
地湾文化、仰韶文化，这样一来传说历史就变成了炎帝战胜黄帝而入主中原，当然这
是不可能的。张忠培、乔梁将后岗类型（即所称“后岗一期文化”）的分布地域扩展
到河套至张家口地区、太行山两侧的汾河流域及山东地区，其直接渊源与东方的北辛
文化有关（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如
果视后岗类型为颛顼文化，则可推定北辛文化为黄帝文化，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就
相去得更加遥远。即使如我们所主张半坡类型为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文化，
后岗类型也不可能是颛顼文化，因为不仅有年代上的龃龉，而且后岗类型与庙底沟类
型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如前所述，庙底沟类型的东向发展在豫北当受阻于后岗类型）
。即使黄帝文化为北方的红山文化及之前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后岗类型也不
可能是颛顼文化，因为二者并没有文化上的关联和传承，故西水坡45号墓不是颛顼墓
。当然45号墓也与伏羲、黄帝和帝喾高辛氏无关，因为画八卦的伏羲必然远早于后岗
类型（参见第三项证据或理由），黄帝文化不可能为后岗类型（一是地域决定，后岗
类型在豫北冀中南而不在陕晋豫一带，二是与同时代的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相比，
后岗类型是一种弱势文化），帝喾的年代更不可能早到前4500年。中国古史和神话传
说中的帝王几乎都是天文历法的执掌者而且与龙凤有关，或骑龙乘龙或为龙身，所以
这不能成为西水坡45号墓为颛顼墓的依据。至于古代文献说濮阳为颛顼帝丘，推想或
有两种可能：一是后来的颛顼文化曾分布到濮阳一带，濮阳一带或可能另有颛顼之墓
及颛顼遗存；二是卫地被视为颛顼之墟可能与颛顼被古人编排为北方天帝有关，“其
星为大水”很明显是这个意思即北方壬癸水配黑帝颛顼。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认为45号墓主人“应是正常死亡”，但是据发
表的线图观察，死者胸骨、脊椎大部不存，左手自前臂中部断折不存，所以认为“正
常死亡”不知何所依据，《简报》亦未有说明（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
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
。1995年，王大有先生在濮阳参加“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会议，了解到45号墓死
者一出土就是如《简报》所发表的线图那样，由此改变认识，推断死者当为蚩尤。他
说：“墓主人身首异处，非正常死亡：左右臂各断作三截，左手齐腕斩断已不存，胸
椎和胸骨被砍断也已不存，脚趾被截。这具骨架的胸骨、胸椎、胸肋，可以看到齐整
的切割斩断的痕迹，腰椎也可看到齐整的斩断痕。除了胸腔上残存的两段胸肋外，其
他胸肋都已不存在，这显然是经过开膛破腹和开胸。这样做的目的，除了置人死地外
，应是为了取胸中、腹中的内脏，当然包括心脏和胃在内。否则这一部位不应受此破
坏，并荡然无存。显而易见，墓主人的尸体被肢解后，上半身胸以下，保存着头和肩
，下半身保存着腰、骻、髀、股。这说明墓主人的尸体当时是户髀两部分。下葬时才
把这分离的两段拼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完尸’”。在中国古史和神州传说中，影响
深远的炎黄和蚩龙之战，其中的蚩龙被黄帝擒杀后正是遭到肢解、身首异处，而且具
有帝王级别的传说人物中也只有蚩龙是被肢解的：《路史·后记四·蚩尤传》说“（
黄帝）传战执（蚩）尤于中冀而诛之，爰谓之解……用名之曰绝辔之野，身首异处”
，《尸子·卷下》说“黄帝斩蚩尤于中冀”，而且张澍辑《十三州志》、《皇览·冢
墓记》等皆传蚩尤身首异处，有肩、髀冢。西水坡45号墓的规格、墓主人尸骨残缺不
全，与传说人物蚩尤正相吻合。王大有先生还推断说：“蚩尤在距今6465±45年（公
元前4515年前）在冀州中部被械杀肢解后，黄帝族人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蚩尤的尸
骨被余部抢走偷运到这个远离前线的地方——西水坡，秘密下葬。下葬时很匆忙，没
有来得及深挖墓穴，M45的墓圹只有0.5米深，T176蚌塑摆在一个浅穴中，T215蚌塑摆
在一个将原来的灰沟底部垫上的0.10米的灰土层上。蚌塑先用泥土堆出毛坯形，再往
上堆砌蚌壳，成浅浮雕，用蚌塑作碑铭，记录蚩尤的事迹和当时的战事。没有其他随
葬品。然后用土质松弱的灰黄土覆盖起来”（王大有著《中华龙种文化》87——88页
、107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笔者基本上同意王大有先生对西水坡
45号墓主人的分析和推测，但不同的是，笔者认为蚩尤不是东夷人，黄帝擒杀蚩尤也
不是在今河北中部或西北部，即炎黄和蚩尤之战并不是发生在今河北境内；虽然后岗
类型在器物上与东部的北辛文化有很多相近的因素，但在精神文化比如器物纹饰、宗
教信仰等方面，它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不是一个系统而与半坡类型接近，这是
其一；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去看，在西水坡45号墓发生的年代即前4500年时，在河北
中部或西北部无法去求证传说中的“涿鹿之战”或“阪泉之战”，这是其二；据古代
文献资料和神话传说，蚩尤姜姓、牛首人身为炎帝之裔，因此蚩尤和蚩尤文化当与渭
水流域的史前文化有关，具体地说，蚩尤当来自于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这是其三；
结合渭水流域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去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所谓“炎黄大
战”、黄帝擒杀蚩尤正是发生在渭水下游，西水坡45号墓的产生正是蚩尤族人抢（或
偷）得蚩尤尸骨从渭水流域逃到西水坡下葬所致，而后岗类型正是这一群蚩尤族裔在
豫北翼南发展起来。后岗类型在器物上与半坡类型的联系或许并不那么紧密，但是其
“纹饰与半坡类型略同。彩陶花纹较简单，多红彩，也有黑彩，有宽带纹、曲折线和
横竖平行线组成的带纹、平行斜线组成的正倒相间三角形纹、菱形网纹等”（《中国
大百科全书·考古学》597页）。作为物质文化的坛坛罐罐带不走，但作为精神文化
的“纹饰”不仅携带方便，而且也必将随着人群的流动而传播；作为逃跑一族，蚩尤
族人的首要任务是保障蚩尤尸骨的安全以及自身的安全而不是携带坛坛罐罐这种家产
。后岗类型与半坡类型的关系正是这种简单的生存和生活道理的写照。由于蚩尤族裔
在6500年前这一次自西而东的迁徙，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和传说历史中便有了许多扑朔
迷离的事象，当然我们会逐渐廓清这些迷雾。

有学者以半坡类型尖底瓶的出现为标志，将半坡类型的起始年代确定在前4500年
（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而据薛新明、宋建忠
先生的研究，庙底沟类型的尖底瓶和彩陶在北橄一期时已经形成，其年代大约也在前
4500年左右（参见第34页证据或理由）。我们知道，后岗类型的起始年代也是在前4500
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596页），同时这个年代也是西水坡45号墓下葬的
年代（伊世同《北斗祭——对濮阳西水坡45号墓贝塑天文图的再思考》，《中原文物
》1996年第2期）。这些年代关系揭示了蚩尤被杀之后炎帝、黄帝、蚩尤三个族群分
道扬镳的隐秘和事实。

　　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

“炎黄大战”第5项证据（或理由）

　　据《逸周书》、《史记》、《周书》等古籍载，炎黄和蚩尤之间的战争又名阪泉
之战、逐鹿之战。自司马迁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以来，学者皆以阪泉、逐鹿即今
河北省怀来和北京市延庆县一带，认为炎黄和蚩尤之间的战争即发生在那里（以下简
称冀西北），因为阪泉、逐鹿两地名均在那一带，那里也有黄帝城、蚩尤城、蚩尤泉
、蚩尤庙、蚩尤寨等众多相关古迹，相关的考证、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据
笔者有限的了解，从考古学角度论证这个问题的却罕见。如果不从考古学角度论证，
没有考古材料和依据证明，我以为再多的文献资料、研究及看法，也不过是“空中楼
阁”，所以我们这里拟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考察和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也请读者和专家
共同思考。

冀西北属已故中国考古学大师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所划分的“以燕山南
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系。苏先生 所说的“北方”区系包括西北、北方和东
北，其中又以辽西和内蒙古中南部为中心区系，他对“辽西”区特别加以界定：“古
文化的辽西区不同于现在行政区划的辽西，它的范围北起西拉木伦河，南至海河，东
部边缘不及辽河，西部在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上游、古‘代王城’蔚县一带，已接近
该区域的西部边缘。如果我们再把它归纳一下，即辽宁朝阳、内蒙古昭达乌盟（今赤
峰市）、京津和河北张家口地区共四块”。“冀西北”正在张家口与北京市之间，所
以它在苏先生所说古文化的辽西区内，接近西部边缘。苏先生说，辽西“这一地区自
古以来就是宜农宜牧地区，既是农牧分界区，又是农牧交错地带。这里文化发展的规
律性突出表现在：同一时代有不同文化群体在这里交错”（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
新探》40——41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他还认为：“对燕山南北长城
地带进行区系类型分析，使我们掌握了解开这一地区古代文化发展脉络的手段，从而
找到了连接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认识到以燕山南北长
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在中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统一多民族
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
‘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
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50——51页）。从苏秉琦先生的论述以及自古以来长
城南北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交汇于长城地带来看，炎黄和蚩尤的战争发生在冀
西北一带是完全可能的。目前冀西北及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及研究尚不是非
常充分，但我认为其轮廓已现，可以据以探讨炎黄和蚩尤之战。

由于《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部落“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再加
上古书又说炎黄和蚩尤之战发生在今河北涿鹿、阪泉一带，所以今之学者往往认为黄
帝部落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它的强大也正是因为其为游牧民族，这实在是一个方向性
的误会，也可以说是司马迁和今之学者共同犯下的一个基本错误。根据考古发掘和研
究，马的畜养在中国是相当晚近的。半坡遗址曾出土过少量马骨，但不能肯定是家养
；其后在龙山时代的遗址中也发现过少量马骨，但也不能断定其为家养。所以考古学
家普遍认为，马的饲养在中国至早可能上溯至龙山文化时期（约前2800——前1900年
），而有把握的说法是到了商代才有肯定无疑的家马（《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701页）。即使有了家马，也不意味着就是“马背上的民族”。商、周时期，马在中
原主要是用于拉车的，目前马车的出现最早可能上溯到商朝中期（姜波《马·马车·
骑马术》，《文物天地》2002年第2期）。到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受到北方“马背上
的民族”的威胁，才有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骑马术始在中原传播开来。
但是北方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的年代也不会很早，因为如果在商、周时期这种“马背
上的民族”已形成气候，它也必然会对商、周王朝产生冲击，导致中原农业民族更早
地学习和接受骑马术。有不少学者曾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采集到的一些小型铜饰
称为“骑马武士铜饰”、“铜人骑马饰”等，认为它们是我国最早骑兵形象的标本，
其年代可能在西周或春秋时期，但据林沄先生考辨，这种铜饰马背上骑的“人”或“
武士”其实是猴子，取的是“马上封侯”之意，其年代可能晚至唐代（林沄《所谓“
青铜骑马造像”的考辨》，《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4期）。《易经》“大壮”卦和
“旅”卦之爻辞说到商人的远祖王亥曾在有易国放牧牛羊被有易国的绵臣抢劫和杀害
，但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