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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演易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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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2-5 11: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楼主| 发表于 2008-2-5 12:0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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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文王演易处

汤阴县羑里城曾经是一座恐怖之城——中国第一座有文字记载的国家监狱就建在这里。当年82岁的周文王在此坐牢7年坐出了奇迹。在不知多少个没有日月星辰的日子中,他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改造成后天八卦,进而推演成六十四卦,完成了旷世奇书《周易》。

□李红军/文图

奇书《周易》 生于狱中

这里是汤阴县羑里城。蓍草青青,白花点点。
  青与白,草与花,仿佛阴与阳、动与静构成的一方小世界。
  相传,伏羲氏就是用蓍草画八卦的,称为“揲蓍画卦”。《博物志》说:“蓍千岁而三百茎,故知吉凶。”
  汤阴县羑里城的这片蓍草,至少已生长了3000年。
  3000年前,在羑里城,周文王被纣王关进了监狱。在监狱中,正是凭着这片蓍草,周文王正数反数,正测反测,仰观天象,俯察大地,悟出了天地乾坤、自然万象的真谛,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改造成后天八卦,进而推演成六十四卦,完成了几乎涵盖人类社会全部内容、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
■狱中写下旷世奇书
  2003年的酷夏,我怀着激动和崇敬的心情,踏上了寻访羑里城之路。
  之所以激动和崇敬,理由充分而简单——羑里城是《周易》诞生的地方。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对《周易》的了解也仅限于这样几个概念:一本智慧的书,一本难读难懂的书,一本占卜的书。
  虽然只知道这几个概念,但《周易》已足以让我敬畏,而羑里城,也足以让我神往。陪同我前往的是原羑里周易博物馆馆长陶涛女士,她好像还嫌我的心情不够激动,偏讲些吊我胃口的羑里城故事:
  一位北京来的专家,到羑里城周文王演易处时,不觉捶胸顿足,嚎啕大哭,长久不能止息。他说,他被深深触动了,他就是想哭,他抚摸到了中华民族的根,一种绵绵不绝生生不息的精神;
  一位南方商界大腕,每年都要乘飞机来到羑里城的文王庙敬香祭拜,到玩占亭里预测吉凶。他说他不是迷信,图的是审时度势,趋利避害。
  羑里城位于汤阴县北4公里,107国道东侧,钢筋水泥大门上写着“周文王演易处”五个大字。
  走进大门,路两边建有一排房屋。虽然我们乘坐的车走得很快,但我依然能够看到,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八卦图。在房屋前面,一些人正用挽留的目光看着行人,那目光里的意思很明白:来算一卦吧!也许他们知道的只是《周易》的皮毛,但愣是拿《周易》做招牌,混得个肚圆。
  走不多远,就看到平地里耸起一块高地来。高地高约5米,南北长百多米。在周围一望无际的绿色里,它仿佛是泊着的一艘航母,又像是傲然屹立的一座孤城。
  这便是羑里城了。
  羑里城是一座文化之城——3000年前,旷世奇书《周易》就诞生在这里。
  羑里城又是一座恐怖之城——中国第一座有文字记载的国家监狱就建在这里。
  羑里城前面有个广场,广场的中间竖立着一座红色花岗岩雕像。雕像高高挺立,正极目远方,眼里闪烁着智慧的神采。(图1)雕像下面的台基上,按八卦方位刻有八卦和六十四卦卦象。雕像周围的花草,也都呈六十四卦图形。这座雕像,就是写就旷世奇书《周易》的周文王。
  殷帝乙三十七年(公元前1156年),帝乙去世,帝辛即位。帝辛就是名声坏透了的纣王。当时,西伯姬昌57岁,他在商朝上下已有很高的威望,同九侯、鄂侯并称三公。
  殷纣王即位后,起初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立志做一个有为之君,但在位20多年之后,随着国力强盛,纣王变得极端专横残暴。
  有一次,纣王听说九侯的女儿长得好,便娶了过来。但这位女子不喜欢他的荒淫,纣王气怒之下将她杀死,还把她的父亲九侯剁成肉酱。鄂侯知道后,就向纣王提出了尖锐的意见。纣王不听,又将鄂侯杀死,将他的肉做成肉脯。
  姬昌听说这些事情后,不由得叹了口气。崇侯虎得知姬昌叹气这件事后,立即向纣王作了报告。崇侯虎说姬昌在国内积德行善,这会儿又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说不定会夺取殷商的天下。于是纣王便把姬昌抓来,囚禁在羑里这座国家监狱。
  走进监狱大门时,姬昌已是82岁的老人了。
  3000年前的牢狱生活究竟怎样,我们无法知道。不过想想殷纣王的德行,我们也能猜个大概。
  据史籍记载,为断绝姬昌与外界的联系,殷纣王不仅在羑里驻有重兵,还在通往羑里的道路上层层设卡。姬昌的儿子想看望父亲,也没有得到纣王的批准。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不要多久,老命休矣。但对于姬昌来说,这却是个难得的思考机会。他平常太忙了,忧国忧民,忙于政务,无暇思考。现在,身不自由,思想却可以无遮无拦地疯长了。
  在异常艰苦的监狱生活里,在不知多少个没有日月星辰的日子中,姬昌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与他的“天道、地道、人道”思想相融合,进一步推演为六十四卦,并对每卦与每卦的六爻,按照象数的内涵和有关缘由,分别配以具有吉凶利否含义的卦辞和爻辞。“群经之首”的《周易》,就这样诞生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这一伟大事件——“西伯拘羑里城演《周易》”。
■含泪吃下亲人血肉
  姬昌演易的事,很快便传进朝内。纣王得知这一消息后,有些半信半疑。为了检验姬昌是不是圣人,能不能知过去、测未来,纣王想出了典型的纣王式主意——他将姬昌长子伯邑考杀死,用他的肉做成肉羹,然后派人把肉羹送给周文王姬昌吃。姬昌是啥人啊,看到肉羹,立马知道这是用自己亲人的肉烹制的羹。但是,如果不吃这羹,纣王一定会起疑心。最后,姬昌忍着悲痛,勉强将肉羹吃下。纣王听了下人的汇报,嘲弄地说:“圣人应该不吃自己儿子的肉。喝自己儿子的肉煮成的羹都不知道,谁说他是圣人呢?”
  于是便放松了对姬昌的警惕。
  但文王并没有消化儿子的肉。在每次吃完肉羹后,姬昌都找地方再吐出来。不能设想当时姬昌的心情,虎毒尚不食子,何况是人?


 如今,在羑里城的西北角,距周文王演易处不远,有一个太显眼的坟冢,这是伯邑考之墓,也叫“吐儿冢”。据说这里就是周文王吐肉羹的地方。
  当地老百姓又说,这是兔儿冢,当时周文王吐下的肉都变成了兔子,一蹦一蹦地都跑了。所以现在羑里城附近的老百姓中还流传着一句俗话:羑里城的兔子,打不得。在他们眼里,兔子是伯邑考的魂。
  付出惊人代价后,周文王为我们留下了中华文明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典籍——《周易》。从此,华夏先民对宇宙和人生的探索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楼主| 发表于 2008-2-5 12:01 | 显示全部楼层
文王VS纣王 忠臣与暴君的对抗

 很多人都熟悉这样一幅图:一对阴阳(黑白)鱼环抱而立,阴(黑)中有阳(白),阳(白)中有阴(黑),大阴(黑)中有小阳(白),大阳(白)中有小阴(黑)。
  这就是太极图,是先哲们创造的宇宙衍化图。几千年来,正是这样一幅图,让代代人百般玩味,乐此不疲,它被称为神秘的“东方魔符”。
  太极图中蕴含着和谐、对称、平衡、循环、生生、稳定等原理,代表着中华民族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和探索。
  周文王就是中华民族思考和探索宇宙、人生的一个杰出代表。
■较量之时胜负已定
  商王祖甲二十八年(公元前1213年),周文王姬昌出生于岐下(今陕西岐山县境内)。他的先祖可追溯到黄帝。黄帝的曾孙帝喾生后稷,后稷被尧举为司农,对推动我国农业发展起到了伟大作用。后稷14世孙季历(公季)是文王的父亲。文王的母亲名太任。据记载,文王出生时,有一只红色的鸟衔着用朱砂写的书信,落在他家的房屋上,人们说这是一种吉祥的先兆——圣瑞。他生下来以后,长着四个乳头,到了成年,“龙颜虎肩,身长十尺”。
  姬昌47岁那年(公元前1166年),父亲公季去世,他继承父位,是为西伯。即位之后,他严格遵循先祖后稷、公刘和父亲公季的遗训,切实推行爱护人民、尊敬老者、保护儿童、广招四方贤人的政策。几年工夫,不仅本国人民安居乐业,对西伯姬昌十分爱戴,周边的诸侯国也纷纷表示愿意归附……后来,就发生了姬昌被囚禁于羑里的事。
  周文王82岁入狱,在羑里被囚禁7年之久。因为深陷在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之中,所以对于所处的恶劣环境,周文王浑不在意。最终,他带着千古奇书《周易》走出了羑里。而纣王呢,除了坏名声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实际上,周文王与殷纣王的对抗,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无论是智慧,还是意志,纣王与周文王都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从较量开始的那一刻起,胜负就已经注定。
  殷纣王把周文王关在牢里囚禁了7年,但最终,他还是放了周文王。没有人勉强纣王,他放得心甘情愿。对于周文王来说,牢狱之灾从坏事变成了好事,他在狱中潜心消化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演绎出后天八卦,写下了自己人生中最华丽的篇章。
  对抗的结果,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殷纣王输得很惨,不独输掉了江山,输掉了美人,更输掉了人格,输掉了精神。
  周文王在狱中潜心思考的时候,狱外的人们并没有闲着。为营救文王 周文王在狱中潜心思考的时候,狱外的人们并没有闲着。为营救文王,周文王的近臣闳夭、散宜生等想了不少办法。他们到有莘找来美貌女子,又到骊戎、有熊买了一些好马和许多珍奇物品。然后他们通过收买纣王的心腹大臣费仲,将美女、良马、奇物献给了纣王。
  殷纣王看到这些极珍贵的馈赠,裤腰带变得稀松,嘴里也把不住风,说:“有美女这一样,就足以释放西伯姬昌了,何况还有这么多好东西!”他立马下令将西伯姬昌释放,还赐给他弓矢斧钺等众多兵器,授权姬昌征伐各地诸侯。纣王还告诉文王:说你坏话的是崇侯虎。
  被释放的姬昌没有表现出一点怨恨纣王的意思,相反,他把洛西地方奉献给纣王,以答谢纣王对他的赦免。他的忠心使得纣王对他信任有加。
  得到纣王赐予的征伐之权后,姬昌开始向自己治国安邦的理想挺进。殷纣王三十五年(公元前1121年),92岁的西伯姬昌伐犬戎(今湖南常德一带)。这一年的另一件大事是,姬昌在渭水河边访得吕尚(又名吕望,即姜太公),尊为军师。
  此后,姬昌先后讨伐密须(今甘肃泾川县)、耆(今山西黎城县)、邘(今河南沁阳县境)等地。
  深得纣王信任的西伯姬昌经过数年征伐,所辖地区越来越广,势力越来越大。商朝大臣祖伊感到形势严峻,忧心忡忡地向纣王报告,请他高度重视日渐强大的周对商朝构成的威胁。纣王满不在乎:“一切都是上天安排的,谁能把我怎么样?”
  殷纣王四十一年(公元前1117年),姬昌去世,他的次子姬发继位。12年后(公元前1105年),姬发以吕尚为军师,率兵伐纣。姬发会合八百诸侯,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与纣王会战。结果殷军大败,纣王自焚。
  从此,周取代殷商而据有天下。姬发自称武王,尊谥父为文王。此后,周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成了流传千古的佳话,周文王也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偶像之一。
■人人称颂谁能读懂
  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嘉靖皇帝亲自到羑里城祭祀文王,在祭文中他称赞周文王“功德惟厚”。羑里城文王祠悬挂着无数颂扬文王功德的匾额楹联,如“万古臣纲”、“与天地准”、“为臣止敬”、“蒙难艰贞止敬立人臣之极,观图学彖文明开周鲁之宗” 等等。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乾隆于巡幸中岳返京途中拜谒了文王庙。这个提提裤腰带便会口占一绝、端端饭碗也可能诗兴大发的皇帝,面对这样厚重的文化,心情当然无比激动。他当即挥笔题诗,刻石记之。他写道:“洹荡之间曰羑里,演易圣人昔拘此。天高地下皆易理,彖辞阐发权舆是。天王圣明罪当诛,千载而下真知己。巍巍之台近尺咫,夙凛师承惟四字,无忧其常忧暂耳。王季为父武为子,牧誓谅非心所喜。叩马村在河之涘,夷齐肯首吾斯语。”如今,乾隆的诗碑被安置于羑里城内大殿前方东侧的八角亭楼内,这亭楼被称为“御碑亭”。(图4)
  乾隆喜欢周文王,那是自然,从古至今又有哪一个皇帝不喜欢忠臣?乾隆对周武王的指责也是自然,想想吧,要都像周武王那样,哪个皇帝能睡得安心?
  尽管殷纣王对文王残酷迫害,文王还说:“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岂有君而可叛乎。”即便在势力强大后,周文王也不反叛殷纣王。从这些地方看,文王确实忠得可以。但如果只是简单地把文王看做一个忠臣,恐怕也不能算读懂了周文王吧。
  实际上,面对一个精神巨擘,这是一种艰难的探询,也是一种艰难的叩问。
  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九侯女儿无端被纣王杀死后,周文王没有像鄂侯那样去谏诤,给予的只是一声叹息;当明知纣王杀死自己的儿子炖成羹让自己喝时,他也没有指出纣王的错误,而是表示“天王圣明,罪臣当诛”;当纣王沉湎于妲己的温软怀抱不理国事不顾百姓死活时,他也没有像比干一样,掏心挖肺。
  他采取的方式是,发展自己,迅猛地发展自己。
  他虽没有直接将纣王拉下马,可他留下了足以让武王统一天下的力量。他懂得“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物极必反”(《周易》)、更懂得“否极泰来”(《周易》)的道理。
  这才是真实的姬昌,这才是真实的文王。
  作为奇书《周易》的作者,文王对于宇宙间祸福转换、此消彼长的道理太了解了。
  他的伟大在于,面对强大的对手时,他通过对方力量的削弱和自己力量的增长,在一种大和谐里完成变革,让世界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质的改变;他的智慧在于,通过自己的发展,来实现对抗才能解决、甚至对抗解决不了的问题。
  周文王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作题为“君子”的演讲,以《周易》中的这两句话勉励学生,此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清华的校训。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我校庄严,巍然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莘莘学子来远方,春风化雨乐未央,行健不息须自强。”一首校歌,唱出了清华人对《周易》精神的推崇。
  实际上,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已经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
  庙古松杉暗,台高燕雀轻。再一次走在古柏森森、甬道两旁碑亭林立、庙宇殿堂青石绿瓦的羑里城,我的心仿佛得到了提升。再一次站在高达9米的周文王雕像前,心里又多了一分感慨。仔细看,这时才发现,周文王其实眼光很慈祥,很和蔼,但这慈祥却是一种智慧的慈祥,那是一个大政治家、大哲学家特有的气质。
  忽然想到,为什么把周文王的雕像塑成9米,而不是10米或12米?
  工作人员说,周文王的八卦“乾坤离兑坎震巽艮(也称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每相对两卦的卦数相加和总为9。这显示的是一种平衡,也就是说万事万物阴阳消长无论怎样变化,总应该在一种平衡状态内。塑像显示了现代人的智慧,显示了现代人对周文王的理解。
  博大《周易》 岂限占卜
 楼主| 发表于 2008-2-5 12:05 | 显示全部楼层
“一直以来,人们对《周易》有一种误解,很多人都把它仅仅看做一本算命的书。”
  曾经在羑里待了10年,对《周易》颇有研究的陶涛女士说。
  这话一点儿都不夸张。不论在城市或是乡村,冷不丁就会有人拉住你:“算一卦吧!”如若这算命人鹤发童颜、道骨仙风倒也罢了,偏偏很多算命人脸上表情猥琐,眼里透着股狡黠。要是你不停步,有的算命人还一声断喝:“同志,你有灾!”
  这一声断喝的目的很明白,骗两个饭钱而已。
  而他们打的招牌,往往就是《周易》。
  偏偏还真有人相信这些算命人。穿得风风光光的、身价千万的、顶着博士头衔的,还有一些有点级别的官儿,都被算得一愣一愣的。
  实际上,博大精深的《周易》,远不是这些“卦先儿”们所能理解的。
■八卦理论预言行星

  如今的羑里城里,也有算命的“卦先儿”。在周文王巨大塑像的东边,走过青草组成的八卦图,就是一拉溜儿七间屋。每个屋里摆一张桌,桌上抻一画着八卦的黄布,桌后坐着一个“卦先儿”。不同的是,这些“卦先儿”绝不会拉你,也不会吆喝你来算,他们奉行的是“姜太公钓鱼”的策略。
  羑里周易博物馆原馆长陶涛女士说,他们做的是文化,如果说羑里城里的演易坊、文王演易处乃至吐儿冢是历史的静态存在的话,那么这城里的“卦先儿”则是一种动态存在。这一动一静,体现的都是《周易》的精神。
  《周易》这部书内涵的一部分确实是卜筮,老百姓的说法就叫算命、占卦。与老百姓的理解所不同的是,《周易》思考的是宇宙和人生,是天地人三位的统一,而老百姓关注的就是个人,是一己的生老病死、福祸吉凶。
 1987年,美国海军天文台的罗伯特·哈林顿向全世界发布了一个重大消息:在太阳系存在第十颗行星,这是借助先进科技手段得出的科学结论。
  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发现,这一发现有可能使人类解开两个至今让科学家一头雾水的宇宙之谜——19世纪天王星的运行轨道为什么会失常?地球上的恐龙为什么会突然灭绝?
  这个重大的发现很自然地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了1940年。在1940年,早在美国人宣布这个发现的47年前,一位中国旅法学者就提出了这个论断。
  这位旅法学者叫刘子华,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提出了这个论断。而他的结论,正是依据周文王《易经》的八卦原理推算出来的。同时他还准确计算出太阳系第十颗行星的密度为0.424吨/立方米,轨道运行速度是1.689公里/秒,与太阳的平均距离为74亿公里,以179年为周期绕太阳旋转。
  他的这篇博士论文题为:《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
  巴黎大学哲学系主任、论文审查委员会主席爱米尔卜勒耶说:“现代科学与纯直觉知识构成的中国古代科学有深奥的吻合。”法国仆尔日天文台台长摩尔则说:“其博士论文为我们指出,中国古圣贤的宇宙科学竟与最近4个世纪中若干代学者耗尽艰辛所得的结果相吻合。”
  《周易》的神奇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思想成果遭遇误读
  按《周易》的理解,茫茫宇宙,浩渺无边。在无边的宇宙中,有些天体、生命物质具有一些共同的性质,也可以说它们之间存在相似性现象。这种相似分为表象和性质相似。表象古人称为“象”,《易经》中的象类说的就是这种相似;古人将性质相似概括为阴阳、五行和数理的相似。
  古人以天为乾卦,天是最大的事物,那么一切和它相似的事物都可以用“乾”来代表,反过来,一切有“乾”性质的事物,都可以代表“乾”。在自然界,“天”最大;在我们人类社会中,皇帝最大;在单位里,就是领导最大;在一个家庭里呢,毫无疑问,就是祖父、父亲。最大的就是第一的,性质就是阳性,最大的东西往往决定了其他事物的形态和变化,所以往往就呈动态的变化,属阳。
  古人用“坤”来代表地,地代表一切事物的终结,所以呈阴。
  八卦就是依靠这样的原理组成的符号体系,它具有“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相似性预测功能,与它相应的还有阴阳、五行等学说。
  它依据的是“取象比类”的推断方法,即把不同事物按其表象、性质的归属分类进行相互比较,类比以求出共同或相似的性质,进而来预测和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
  这一点,用现代的“符号学”和全息信息学可以解释。
  但在我国民间,存在着对这样一套复杂体系的误读,他们把《周易》简化成了两个字——算命。
  与算命相联系,人们很容易就能想起一个词——迷信。(图5)
  把《周易》简单看做算命,是对《周易》的误读;把预测简单看做迷信,则缺乏科学态度。
  几千年前,面对当时的世界,我们的先民有着太多的困惑: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为什么会有风雨雷电?为什么会有山呼海啸?人又是怎样来的?人的命到底是由谁来决定的?为什么同是人,人家比我寿命长?
  有太多太多的神秘需要破解,有太多的疑问需要解答,于是,先民们开始思考。《周易》就是这种思考的一个结果。
  然而不幸的是,作为华夏先民的重要思想成果,《周易》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大多数人简单看做一本占卜书,《周易》成了中国占卜业的经典。
  《周易》之后,中国的占卜术逐渐发展为一个庞大的专门研究领域。两汉时,京房在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上,发明了蓍草配“纳甲”的占卜方法。这个方法到现在还很有影响。
  唐代时,经济文化极度发展,人也更聪明了,干脆发明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占卜方法:“以钱代筮”法,用三枚铜钱来预测吉凶。
  北宋时的邵雍则发明了一种更为灵活的起卦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按年月日起卦,也可以按字的笔画和字数起卦,还可以根据尺寸、人、静物起卦。邵雍奉行“无故不占”的原则,因为他得来这些方法都事出有因。
  实际上,无论后来发展起来的星占术、四柱命学,还是风水术、面相手相术,包括给人取名字的,都离不开《周易》。
  20世纪的中国,有一个和领导的几十年交锋而归于失败的人物,不说大家也知道,他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喜欢《易经》术数,是人人皆知的,他的名字就来自《易经》。
 楼主| 发表于 2008-2-5 12:06 | 显示全部楼层
翻开《易经》,64卦中有一卦叫“豫”卦,其卦辞为“利建侯行师”,即有利于建国封侯和行军作战的意思。
 豫卦的六二爻辞就是:“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彖》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这爻辞彖辞的意思是:心志操守,坚如磐石,不终日沉迷于享乐,是最吉利的。原因是因为能居中得正。蒋介石(字中正)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在临终前,蒋介石曾深有体会地道出了他一生的处世哲学:“是非审之于己,毁誉任之于人,得失取之于数。”
  除了占卜、预测之外,《周易》其实更多地是在阐释一种人生哲学,讲述人生道理。
  当你匆匆忙忙行走在茫茫人海中疲惫不堪的时候,当你面临家庭的不幸或是灾难难以自拔的时候,当你得意忘形、想狂想疯的时候,《周易》也许能够给你提供帮助,帮你拂去心灵上的尘埃。比如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就是从《周易》中提炼出来的。像这样的人生道理,不知曾经抚慰过多少逆境中受伤的心灵。而那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更是曾经让无数有志之士热血沸腾。
  这就是《周易》,博大精深的《周易》,取之不尽的《周易》。

一本奇书 满纸智慧

■内容庞杂包罗万象

  2003年春夏之交的羑里城,给人的感觉是和谐、安宁和静谧。
  站在羑里城那片蓍草旁边向四周望去,近处有树,有草,有殿堂,有亭子;远处有庄稼,有村舍,有一望无际的绿和点点碎碎的红。这里像中国的任何一处田野一样平静、安宁。
  没有人能够想到,平静、安宁的羑里城与炮火连天的伊拉克战争之间会有什么关系。
  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伊拉克战争,让有心人的视线再次投向了中国的《周易》,投向了羑里城。
  原因要从《孙子兵法》说起。中国古代著名军事思想家孙子的兵法,深刻地影响着伊拉克战场上美英战地指挥官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据分析家说,孙子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贯穿在伊拉克战争的整体战略构想之中。
  比如美国的“斩首行动”,也即《孙子兵法》的“擒贼擒王”,目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将领麦克尼利说:“盟军指挥官使用的正是这种办法。”
  麦克尼利说,美英盟军向北挺进,间或有选择地争夺一些重镇,这也反映了孙子避开城镇、快速挺进的思想。
  《孙子兵法》中随处都有《周易》的影子。
  “擒贼擒王”在《孙子兵法》中的解语是:“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龙战于野,其道穷也”就出自《周易》。
  《孙子兵法》里的很多计策,都能在《周易》卦象里找到对应,比如“浑水摸鱼”、“釜底抽薪”、“金蝉脱壳”、“关门捉贼”等等。
  事实上,在军事方面的影响还只是《周易》巨大影响中的一个方面。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周易》就对中国甚至世界的哲学、历史、音乐、自然科学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17世纪德国数学界有一个重大的发明,就是德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大代数与微积分的发明者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发明。
  有趣的是,虽然莱布尼茨在1666年发明了二进制,但由于在当时没有实用意义,他一直不敢把二进制公布于世。1698年,他在与赴华教士闵明我、白晋的通信中知道了中国的《周易》和八卦图。莱布尼茨将《周易》的八卦图和自己的二进制进行比较后,惊异地发现,《周易》64卦在思想与数学表达方式方面与自己的二进制竟是惊人一致。
  他认为,如果以阳爻代表1,以阴爻代表0,那么《周易》64卦图就是从0到64的二进制连续排列,而64卦图完全可以按二进制算术方法排列成“0”和“1”,转换成计算机语言。
  他的观点在后来得到了证实。当计算机诞生以后,当我们今天普遍把计算机摆在案头的时候,你可能不太明白,它的理论依据与《周易》存在着亲缘关系。
  莱布尼茨意想不到自己费心劳力的发明,在《周易》64卦图中早就有所表达。激动、兴奋和敬佩之余,他对于东方古国的崇拜也油然而生。遂写信给当时的中国皇帝康熙,要求成为中国公民,并在法兰克福创立了一所中国学院(该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维先生说,《周易》的内容包罗万象。数学方面的二进制、十进制、勾股定理、概率论、二项式定理等,物理学方面如宇称不守恒定律、测不准定律、相对论、原子学说、电子理论、夸克理论等都可从《周易》中找到支点。而被称为现代化学之源的炼金术(炼丹术),在中国更是依靠《周易》的阴阳学说才得以发展的。而当今电脑上的“知识资讯处理”(KIP),与《周易》八卦的安排在观念上有相似之处。
  今天的人们都非常关心生态问题,比如这里的环境污染了,那里的水土流失了。人们普遍要求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实际上这与《周易》的“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观念非常接近。人类走了几千年,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起点。
 楼主| 发表于 2008-2-5 12:07 | 显示全部楼层
■所含智慧倾倒中外

2003年的这个炎热夏季,我们再次走进羑里城。在孕育了《周易》的这片古老土地上行走,我们随时随地都能遇到先哲们行色匆匆、上下求索的身影——
  比如孔子。《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在《论语》中,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对于孔子来说,《周易》是道德伦理学的源泉。据说,孔子作了《易传》,对于《周易》进行解读,把它提升到了哲学高度,使《周易》摆脱了仅仅停留在占筮之术的解释上。由此,对于《周易》的解读至少开始走上了两条道路——“象数派”和“义理派”。
  还有老子。《周易》的“荷天之衢”成为老子本体“道”的最初原型,老子思辨体系中的一体性、对偶性、渗透性、转化性等思想都与《周易》有关。
  东晋僧人慧远把佛教教义与《周易》相融合,南北朝时,谈佛谈易成为帝王士大夫的时尚。到唐代,佛教发展到鼎盛阶段,宗派林立。有些佛教宗派把本宗教义与《周易》挂钩,进而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华严宗、禅宗。
  晋、唐、宋、明、清各代,士大夫们纷纷求助于《周易》,从《周易》中汲取智慧,并形成自己关于宇宙、人生的学问。
  帝王们除了像士大夫一样从《易经》中汲取智慧外,连朝代名称及年号也求助于《周易》。如元世祖忽必烈采纳汉族大臣刘秉忠的建议改国号为“元”时,他的依据就是《周易》中的“大哉乾元”。又如明朝的“明”字取自《周易》中“大明终始”之义。
  除了朝代的命名,我国古代以及日本、朝鲜、越南等的帝王们还普遍采用《周易》中的字词作为年号。西晋皇帝司马炎在公元275年取年号为“咸宁”,这取自《周易》的“首出庶物,万国咸宁”。隋炀帝杨广在公元605年取年号为“大业”,则来自《周易》的“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唐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公元627年取年号为“贞观”,“贞观之治”流芳千古。“贞观”两字取自《周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天地之道,也就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发展是有其一定的客观规律的,其实质含义就是指示人们按照社会自然发展规律去做。
  唐高宗李治在公元670年取年号为“咸亨”,“咸亨”取自《周易》的《坤·彖》:“含弘广大,晶物咸亨。”这里的“咸”是皆、都、感受之意,“亨”是美的意思,连起来就是“皆美”、“都是美好的”。
  岛国日本在近代走向富强,肇始于明治维新运动。而“明治”这一年号取自《周易》的《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响向明而治。”在明治期间,日本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周易》的高潮,甚至提出“不知《易》者,不能入阁”的组阁原则。
  此外,日本的年号“大正”取自《周易》的《无妄·彖》:“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昭和”年号,则取自中国的《书经·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相对日本,韩国对《周易》的重视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上个世纪,他们按照中国的八卦图设计了自己的国旗图案。而于1988年9月在韩国汉城召开的第24届奥运会,其会徽的核心就是中国的太极图。
  新加坡人也非常喜欢《周易》,该国空军飞机上的徽标就是一个太极图。
 楼主| 发表于 2008-2-5 12:08 | 显示全部楼层
八字终身运程详批
精神金字塔 永远的读解

    如果中国文化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周易》就是这棵大树的根。

    这话不算夸张。

    而这树根,就长在羑里城。羑里城,有着为树根提供养分的土壤。

在如今的羑里城仪门西侧,建有一幢房子。这幢房子不是住人的,而是用来保护裸露的文化堆积层的。据考古学家钻探和考察,这里的古文化堆积层厚达7米——上层有西周时期的鬲、盆、罐,有商代的罐、鬲等;下层有袋形灰坑,有泥质细绳纹、方格纹素面磨光陶片。这里有龙山文化时期的鼎、瓮、罐、盆、盘、鬲等,还有蚌壳、骨针和各种兽骨,并发现有房屋的地基。(图7)这表明,远古时期,这里先民们的生活已经有很大进步。

    据专家推测,在远古时期,羑里地势平坦,水丰草茂,鸟语花香,野兽成群,是一个和谐宁静的世界。

    2003年夏天的羑里城,正在找回远古时期的感觉。且不说那以八卦形排列的花花草草,也不说那暗香浮动的古柏,单是那树丛里偶尔跳出的松鼠和山鸡,就让你感到了一种特别的灵气,一种久违了的自然气息。

    “在以前,这种景象是不可能出现的。”羑里周易博物馆原馆长陶涛说。

    70岁的张文敏老先生说,在上世纪40年代,羑里城曾经是一个私塾学校,周围学生都在这里免费学习。后来,来了一支国民党军队,把羑里城给占了。这支国民党军队经常到附近的村庄里抢粮,附近的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后来,附近村里的民兵趁着月黑风高,放火把羑里城里的大殿给烧了。国民党没地方住了,只好离开羑里城。经此一把大火,羑里城就成了一座残破之城。

    汤阴有句俗话:岳飞庙上的碑多,文王庙里的树多。曾几何时,羑里城的树多得数不清。上世纪50年代大炼钢铁时,人们想到了这里的树;上世纪60年代初汤阴要建煤矿时,人们又想到了这里的树。于是,羑里城的树迎来了一轮轮的砍伐。

    1970年,汤阴县韩庄公社革委会决定,占用羑里城遗址上的“文王庙”建筑,建立韩庄高中,后改为汤阴县十一中。当年秋天,汤阴县革委会还批准砍伐羑里城古柏20余棵。

    就在此时,在地球的另一边,美国人掀起了学习《周易》的热潮。美国人把《周易》思想运用于管理科学,推进了管理科学的发展。不久,韩国和日本出现了学习《周易》的热潮。

    20世纪90年代初,陶涛女士被派到了羑里城。当时,她还不懂《周易》。那时的羑里城几乎是一片荒地,满地都是纠结的枯草。附近的老百姓常常拉着架子车到龙山文化的遗址处挖土,他们认为这样的土肥沃,能“壮”地。

    “拔了十年的草。”掏涛说,“那时的草用镰都砍不动啊!”

    羑里城恢复到现在的面貌,差不多用了十年的时间。十年,让羑里城成了规模,也复苏了灵气。

    两年前,一位从书本上看到“羑里城”的台湾学者,想看看如今到底有没有这个“城”。他一路寻觅来到汤阴,当看见羑里城时,不觉热泪盈眶。他说:没想到没想到,原以为这只是传说,只是梦。(图8)

    现在的羑里城全称是“羑里周易博物馆”。进入博物馆大门,首先看到的是花岗岩雕成的周文王塑像,塑像底座是64卦图,塑像东西分别是花草组成的八卦图。

    雕像后面不远,演易坊横拦在坐北向南的羑里城前。演易坊为三门四柱式,用青石雕琢而成。演易坊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是羑里城现存年代最早的遗物之一。

    羑里城平地突兀,巍然屹立,城高5米,有石阶可通仪门。仪门门额上有白底黑字“周文王演易处”六个大字。石阶左侧的“周文王羑里城”碑立于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该碑原来是指路碑,1978年才被移到这里。石阶右侧的“禹碑”,是一座颂扬大禹治水的功德碑。禹碑的原碑在湖南衡山祝融峰(岣嵝山),或许是为了让羑里城的文化更厚重些,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汤阴县知县张应吉在这里翻刻了这座禹碑。此碑字迹奇特,形如蝌蚪,所以又称之为蝌蚪文。禹碑背面刻有著名学者杨慎写的《禹碑歌》。

    拾级而上,经过古朴端庄的山门,就是文王庙了。原来的文王庙已被战火所毁,如今的文王庙是1993年在原址上修复的。文王庙之后为后殿,该殿约建于明代,为文王寝殿。

    大殿前方东西两侧各建有两座八角亭楼。东侧两亭分别为《御碑亭》和《洗心亭》,西侧两亭分别为《文王易碑亭》和《玩占亭》。

    羑里城的北边,是新建的纪念馆和八卦阵。

    羑里周易博物馆的设立,显示了现代人对历史的尊重,对羑里城和周文王的尊重。

    仅仅做到这些,似乎还不够。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把《周易》的理论用到了科学和管理上,但我们对于《周易》,又知道多少呢?

    《周易》是先辈留给我们的一个百宝箱,我们尊重先辈的最好方式,就是打开这个百宝箱,用好里面的宝贝。

    《周易》里面有些什么宝贝呢?我们举个例子。千百年以前,万千大军出塞远征时,因为没有现代化的运输设备,很难携带大量的饮用水。那么大军如何解决吃水问题呢?据说当时采用的就是道家的方法。他们一般携带许多蓬艾。到了西北高原或沙漠地带,他们先挖一个约一丈见方的坑,然后把蓬艾放在坑中烧。这时注意遥远的四周,不久就会看见别的地方冒出烟来。从冒烟的地方打井,就能找到水。

    这就是《易经》中说的“山泽通气”,神不神?

    埃及古老的金字塔中有很多奇妙的地方让现代人百思不得其解。比如金字塔高度的平方等于它的每个三角形的面积;底边的周长除以高的两倍,正好等于圆周率;塔的高度乘以10亿,正好等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周易》,实际上就是精神形态的金字塔,它同样也存在很多谜团。比如,从现在已知的领域来说,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的领域,几乎都能从《周易》里找到痕迹。《周易》虽然简易,可以《周易》为基石,生发出了博大庞杂的军事、政治、经济学说。源于《周易》的中医、气功也都具有神奇的功效。在周文王及周文王以前的时代,科技的发展水平还很低,当时的人们为何有如此高超的智慧,能了解到宇宙的许多奥秘?

    所有这一切疑问,让我们不能不再次将目光投向羑里城,投向神奇的《周易》。

    《周易》诞生的时候,先祖们认为《周易》讲的就是“象数”(占卦)和“义理”(哲学)。但到了18世纪,外国人从里面读出了科学。

    现在,科技飞速发展,借助先进的工具,人们对于宇宙的认识越来越深,对于《周易》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奇怪的是,随着对《周易》认识的深入,人们反倒觉得《周易》越来越难以琢磨了,它越来越像个谜。

    不懂的就用迷信来解释,是一种无知;未知的就认为不存在,则是一种愚昧。我们无法回避《周易》的神奇,也无法解答《周易》的神奇。

    忽然想到传说中神秘的“UFO”。据说UFO是外星人的玩意儿,外星人乘坐UFO来到地球。如果真的有“超智慧”的外星人存在,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假设:3000多年前,外星人乘“UFO”来到中国,来到周文王坐牢的羑里城。于是,一本超越时代的智慧大书《周易》诞生了。

 
 楼主| 发表于 2008-2-5 12:1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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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庙诗

元·王 磐

羑水浅且清,  羑里余荒城。
文王德如日,  曾此夷其明。
陕树憩召伯,  箕山栖许由。
后人起敬爱,  卉木含芳荣。
嗟尔一抔土,  耕犁未全平。
千年不磨洗,  永被囚圣名。
我行荡阴野,  过之为停征。
念昔有殷季,  虐主方狂醒。
銛锋戮贤圣,  芟刈若寸茎。
左啖鄂侯脯,  右啜九侯羹。
兹时无羑里, 何以缓淫刑。
羑里深窈窕,  羑城高亭亭。
君王在缧绁,  不异南面厅。
淑气发神虑,  淳和助心灵。
演成伏羲画,  剖出天地精。
一时虽冥昧,  万古垂日星。
若无羑里拘,  易经何由成。
易经在所重,  羑里那可轻。

演易台

明·魏大本

  庙古松杉暗,  台高燕雀轻。
  千山排闼秀,  二水隔林清。
                     易卦开聋聩,  琴歌仰圣明。                   
  至今游宦侣,  登览若为情。
 楼主| 发表于 2008-2-5 12:1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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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庙
位于汤阴县城北约4公里处的羑里城,是世界遗存最早的国家监狱,也是风靡全球的周易发祥地。她以博精深的文化内涵而名扬海内外,“划地为牢”、“文王拘而演周易”历史典故均源自于此。羑里城还是一处蕴含丰富的龙山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厚达7米的文化层断面清晰依稀可见远古时期人们居住、生活的情景。此遗址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史记》记载,商代末期,国君纣荒淫残暴,上下怨恨。而西部的诸侯国在西伯姬昌的治理下,日益强大。这引起了殷纣王的疑虑。恰在此时,“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并脯鄂侯。西伯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姬昌在羑里被囚的漫长,岁月里,发愤治学,潜心研究,将伏羲八卦演为16卦、384爻,并提“刚柔相对,变在其中“的富有朴素辩证法的观点,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著成《周易》一书,后被列为五经之首。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故事。后人为纪念西伯姬昌,在羑里城遗址上建起文王庙。遗址文化层厚约7米,是一处内涵丰的河南龙山文化和商代晚期以至东周文化遗址。

  明《 河南通志 》载:“文王庙在汤阴县北八里羑里城中,昔文王演易之所,后人因建庙焉。岁时有司致祭,3岁一遣使祭享。“清乾隆《 汤阴县志 》载”文王庙在汤阴县羑里城。元大德(公元1927-公元1307年)年间,邑人许仪重修。“之后明成化四年(1468年)知县尚玑、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巡抚魏有本、天启三年(1623年)知县杨朴、清顺治八年(1651年)知县杨藻凤、雍正九年(1731年)知县杨世达均有修葺。如今大殿及塑像、观景台、玩占亭、洗心亭和刻有”文王之声“的大钟等均无存。

  文王庙建在羑里城遗址之上,坐北朝南,现存建筑系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重建。在城台的南下端,建有青石牌坊一座,上镌楷书大字“演易坊”。山门前两侧,各有碑石一通。西侧巨碑上刻“周文王羑里城”6个如斗大字。东侧方碑,则是著名的“禹碑”(又作《岣嵝碑》),凡77字,其书法非符篆,又非缪篆,颇为奇特。

   拾级而上,山门巍峨屹立。参天的古柏布满了庙院。院内西侧便是演易台,相传这里是西伯姬昌被囚演易之所。上下两层,均是3间,楼高13米,建在1米多高的砖石台基上。门额上阳镌“演易台”三字。林立在庙院中的碑刻,均是明清以来的帝王、文武官员以及文人学士颂扬文王的诗、赋、篇章。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文王易》碑,上镌《周易》64卦及其释卦辞文是研究《周易》的重要实物资料。

  现存羑里城遗址,为一片高出地面约丈余的土台,南北长10米,东西宽103米面积达万余平方米。台上有文王庙,坐北向南,古柏苍翠。现存建筑有演易坊、山门、周文王演易台、古殿基址,还有《周文王羑里城》《禹碑》、《文王易》等刻十余通,对于研究《周易碑和历史、书法,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楼主| 发表于 2008-2-5 12:2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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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汤阴县城北4公里,有一座闻名海外的千年古城——羑里城。在商朝时期,“羑里”是监狱的名称,也就是说,羑里是中国有历史记载的现存最早的国家监狱。
    很多人知道羑里,是因为《史记》中的一句话:“纣囚西伯羑里”。司马迁这短短的6个字,让一则和中国文化思想史紧密相关的动人故事流传了数千年,也让羑里这个小地方深深地烙在了历朝历代读书人的脑子里。

               



   司马迁所说的“纣”自然就是纣王,商朝最后一个君王。传说我们今天天天都在使用的筷子就是纣发明的。当然纣王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发明了筷子,史载纣王“材力过人”,曾平定东夷,使中原文化逐渐传播到长江、淮河流域,奠定中国统一的最初规模。但纣王名留青史的却不是他的功绩,而是他的残暴和好色。

   “西伯”名叫姬昌,也就是史籍中记载的惊天地、动鬼神的周文王。诗经中说他受“天命”而创建了周。《封神榜》中叱诧风云、改朝换代的周武王就是他的儿子。历史上著名的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人,都先后归附在姬昌部下称臣。姬昌自己生活勤俭,穿普通人衣服,还到田间劳动,兢兢业业治理自己的国家。

    “纣囚西伯羑里”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纣王把姬昌关在了羑里”。纣王为什么要把姬昌关起来?《史记》里说,这完全是因为姬昌的一声叹息。

    事情是这样的。商朝的九侯有个漂亮的女儿被纣王看上了,选入了宫中。但这个女孩却“不喜淫”,纣王一怒之下把女孩杀了,然后做成肉酱送还给了她的父亲。大臣鄂侯就这件事向纣王提出了尖锐的意见,纣王不听,反将鄂侯杀死,将他的肉也做成了肉脯。

   姬昌闻知此事不由得叹息了一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一声“窃叹”会招来牢狱之灾——“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佞臣崇侯虎得知姬昌叹气这件事后,立即向纣王作了报告。崇侯虎对纣王说,姬昌在国内积德行善,有很高的声望,这会儿又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说不定将来会夺取殷商的天下。于是纣王便把姬昌抓来,囚禁在羑里这座国家监狱。这一年,姬昌已经是82岁高龄的老人了。

                     



(周文王)

    不知道为什么生性残暴的纣王居然没有杀姬昌,也许是纣王觉得姬昌年事已高,没有多少年活头了,杀和关没有多大区别;也许是纣王还吃不准这个老头究竟对自己是不是忠诚;也许是姬昌在民众中的声望太高。反正纣王把姬昌关了7年,最后毫发无损地又把他放了。

    3000年前的牢狱生活究竟怎样,我们无法知道。不过以动不动就把人做成肉酱的纣王的德行,身陷囹圄的姬昌当然不会有好日子过。

   据史籍记载,为断绝姬昌与外界的联系,殷纣王不仅在羑里驻有重兵,还在通往羑里的道路上层层设卡。姬昌的儿子想看望父亲,也没有得到纣王的批准。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不要多久,老命休矣。但对于姬昌来说,这却是个难得的思考机会。他平常太忙了,忧国忧民,忙于政务,无暇思考。现在,身体虽然失去了自由,思想却可以无遮无拦地疯长。

                  



    在羑里蹲监狱的7年间,胸怀大志的姬昌并没有消极地等死,而是夜以继日地进行着一项研究,研究的对象是当时广为流传的伏羲八卦。在异常艰苦的监狱生活里,在不知多少个没有日月星辰的日子中,姬昌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与他的“天道、地道、人道”思想相融合,进一步推演为六十四卦,并对每卦与每卦的六爻,按照象数的内涵和有关缘由,分别配以具有吉凶利否含义的卦辞和爻辞。“群经之首”的《周易》就这样诞生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这一伟大事件——“西伯拘羑里城演《周易》”。

                    



    姬昌演易的事还是被监狱的看守发现了。听到奏报,纣王有些半信半疑。为了检验姬昌是不是能知过去、测未来圣人,纣王故伎重演又制作了一回人肉食品。这回人肉食品的原材料是姬昌的长子伯邑考,纣王用伯邑考的肉做成肉羹,派人送给周文王姬昌吃。

   姬昌是啥人啊,看到肉羹,立马知道这是用自己亲人的肉烹制的羹。如果不吃这肉羹,纣王一定会起疑心,姬昌只好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勉强将肉羹吃下。纣王听了下人的汇报,嘲弄地说:“圣人应该不吃自己儿子的肉。喝自己儿子的肉煮成的羹都不知道,谁说他是圣人呢?”于是便放松了对姬昌的警惕。

   如今,在羑里城的西北角,距周文王演易处不远,有一个不太显眼的坟冢,坟墓前的墓碑上写的是“伯邑考之墓”。

 当地老百姓说,这是兔儿冢。兔儿冢也叫“吐儿冢”。据说当年文王在每次吃完肉羹后都找地方再吐出来,兔儿冢就是周文王吐肉羹的地方。传说当时周文王吐下的肉都变成了兔子,一蹦一蹦地都跑了。所以现在羑里城附近的老百姓中还流传着一句俗话:羑里城的兔子,打不得。在他们眼里,兔子是伯邑考的魂。

    周文王在狱中潜心思考的时候,他的属下当然没有闲着。为了营救文王,周文王的近臣闳夭、散宜生等想了不少办法。他们到有莘找来美貌女子,又到骊戎、有熊买了一些好马和许多珍奇物品,然后他们通过收买纣王的心腹大臣费仲,将美女、良马、奇物献给了纣王。

                  



    贪婪的纣王看到这些极珍贵的馈赠,裤腰带变得稀松,嘴里也把不住风,说:“有美女这一样,就足以释放西伯姬昌了,何况还有这么多好东西!”他立马下令将西伯姬昌释放,还赐给他弓矢斧钺等众多兵器,授权姬昌征伐各地诸侯。纣王还告诉文王:说你坏话的是崇侯虎。

    被释放的姬昌没有表现出一点怨恨纣王的意思,相反,他把洛西地方奉献给纣王,以答谢纣王对他的赦免。他的忠心使得纣王对他信任有加。

    得到纣王赐予的征伐之权后,姬昌开始向自己治国安邦的理想挺进。殷纣王三十五年(公元前1121年),92岁的西伯姬昌伐犬戎(今湖南常德一带)。这一年的另一件大事是,姬昌在渭水河边访得用直钩钓鱼的姜太公,尊为军师。

    此后,姬昌先后讨伐密须(今甘肃泾川县)、耆(今山西黎城县)、邘(今河南沁阳县境)等地。

    深得纣王信任的西伯姬昌经过数年征伐,所辖地区越来越广,势力越来越大。商朝大臣祖伊感到形势严峻,忧心忡忡地向纣王报告,请他高度重视日渐强大的周对商朝构成的威胁。纣王满不在乎:“一切都是上天安排的,谁能把我怎么样?”

殷纣王四十一年(公元前1117年),姬昌去世,他的次子姬发继位。12年后(公元前1105年),姬发以吕尚为军师,率兵伐纣。姬发会合八百诸侯,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与纣王会战。结果殷军大败,纣王自焚。

                  



(迷失在八卦阵里)

    从此,周取代殷商而据有天下。姬发自称武王,尊谥其父姬昌为文王。文王在与纣王的博弈中凸显了超乎寻常的智慧。尽管殷纣王对文王残酷迫害,文王还说“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岂有君而可叛乎。”即便在势力强大后,周文王也不反叛殷纣王。从这些地方看,文王确实忠得可以。但如果只是简单地把文王看做一个忠臣,恐怕也不能算读懂了周文王。

    九侯女儿无端被纣王杀死后,周文王没有像鄂侯那样去谏诤,给予的只是一声叹息;当明知纣王杀死自己的儿子炖成羹让自己喝时,他也没有指出纣王的错误,而是表示“天王圣明,罪臣当诛”;当纣王沉湎于妲己的温软怀抱不理国事不顾百姓死活时,他也没有像比干一样,掏心挖肺。

   他采取的方式是,发展自己,迅猛地发展自己。他虽没有直接将纣王拉下马,可他留下了足以让武王统一天下的力量。他懂得“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物极必反”(《周易》)、更懂得“否极泰来”(《周易》)的道理。

   这才是真实的姬昌,这才是真实的文王。

   周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周文王也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圣人之一。周文王为我们留下的中华文明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典籍——《周易》,把华夏先民对宇宙和人生的探索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发表于 2008-2-5 12:2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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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人们对《周易》有一种误解,很多人都把它仅仅看做一本算命的书。”

《周易》写了什么,等《周易雅正》写完就知道了,这类争论可以休矣,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接近原著的理解~~~~~~~~
 楼主| 发表于 2008-2-5 12:2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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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灵台和平等寺

在我国最早的诗集《诗经》,《大雅-灵台》篇中记载着关于西周文王以民力修建灵台时,平民百姓欢乐而顺从之场景,其诗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其大意为;文王开始建筑那灵台,营造它来量地界。老百姓齐来到建造它,不到几天很快的建成了。始建本不须急成,百姓们都急忙的到来修建。)”。周灵台历经约三千多年的岁月沧桑,其故迹至今犹存,在今西安市长安区马王镇街道办阿底村东南约五百米沣河西岸畔。
远在三千年前的商朝末年,商纣王残暴无道,宫内沉迷酒色,朝廷宠信佞臣,听信谗言,朝中忠信之臣,尽皆弃而不用。使得朝政荒废,天下民不聊生,四方诸侯纷纷背叛。商纣王听信崇国(今沣河西岸)诸侯崇侯虎的谗言,将西伯侯(陕西省歧山县北,过去人们称西歧)姬昌(即周文王)拘禁羑里(今河南省汤阴县北)监狱。最终在周的诸位大臣的共同努力下,使得西伯侯出得监狱。西伯侯回到故土西歧,在军师吕公望(即民间说;太公姜子牙)等的邦助下,改称为王(后人称为周文王),积极准备报仇灭商,修德进贤,施仁政于民,广交诸侯,网罗人才,发展壮大实力。周国先后臣服了周围许多小国,然后出兵讨伐崇国,杀死仇敌崇侯虎,并在崇国故址上营建新都---丰邑,同时将周都由西歧地迁于丰邑。关于周文王灭崇国建丰邑这一事件,在《诗经》中有《大雅--皇矣》和《大雅--文王有声》分别有这样的记载;“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和“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即伐于崇,作邑于丰”。周文王之灵台就在营建丰邑时所修建,距今约三千多年。在修建灵台同时,并引注沣水以建灵沼(养鱼、龟等水产之处),灵囿(养鹿、等动物之处),加上灵台合称为“三灵”(灵台、灵沼、灵囿)。
灵台的建造表示一个国家机制完善,灵台的功能据各种史料记载是一个集观察天候、制定律历、于民施教、动员战争、占卜大事、庆祝大典、会盟诸侯等的一个多功用场所。当时的天下诸侯,臣服周国的有三分之二,足见天下诸侯和百姓对周国的信任,对商朝的失望。
周文王修建灵台的记载,在《孟子--梁惠王》中有这样的记载;“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其谓台曰;灵台,其为沼曰;灵沼”。在《诗序》中有;“灵台民始附之,文王受命,而人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等”。汉代大经学家郑玄注释为;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氛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灵台。《陕西省志---大事记》中有;周灭崇,作邑。筑灵台,民多往助之。原在文王灵台以南有“枯骨冢”遗址,人们传说当年修建灵台时,所出先民遗骨,周文王另起冢而葬,后世所赞文王“德及枯骨”之故事的出处。惜其旧迹,已荡然无存。
后来周文王去世,周武王在太公、周公等协助下,八百诸侯会孟津,牧野陈师,一举灭了商朝,而建立了周王朝,定都丰、镐,史称西周。西周王朝三百年,丰、镐二京为当时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作为国家机制的灵台,一直发挥着其重大作用。随着周室的东迁,丰、镐二京,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被人们所淡忘。灵台也失去了往日的功用,渐渐荒废见弃了。
关于周文王灵台的历代以来多有记述;春秋时,秦穆公擒晋侯惠公,囚之于灵台。后来晋国给秦以河西五城,且使晋世子西入秦国作为人质,晋惠公方得以返回晋国。《左传--秦晋韩原之战》中有;秦伯伐晋侯,战之于梁山,秦获晋侯以归,乃舍诸灵台。(《东周列国志》、《长安县地名志》有此载)。
汉时,《三辅黄图》中记载;周文王灵囿,在长安县西四十二里,沣河西岸(今长安区马王镇以南灵沼周围的地区)。周灵台高两丈,周回百二十步。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唐时李泰的《括地志》中记载;沣水北经灵台西,文王又引水为辟雍、灵沼。而在《括地志》中又有以下文字;今悉无复处所,惟灵台孤立。按今灵台高二丈,周围百二十步。这是周文王灵台在唐时的记载,可见灵囿、灵沼故迹,到此时已堙没已尽,故址难寻了,古灵台面积,比起汉时记载,明显的缩小了许多。另外在 唐代,徐元弼《灵囿赋》一文其中有;“仰皇都之近域,有文王之古囿。当昔周德资始,灵台是新”。文中徐元弼通过对古灵囿,灵台的记述,忆古念今,从而对周文王盛德的赞颂。
宋时、宋敏求的《长安志》及元时、骆天让《类编长安志》中,对灵台故迹,均有记载。
明时,秦藩王在古灵台顶上修建平等寺,由僧人维护。而关于平等寺修建时间,在《陕西省长安县地名志》(二零零零年)中记载;在明朝。而在《长安县志》(一九九九年)中记载;在唐朝。还有《终南山佛寺游访记》一书提到平等寺修建年代,是在唐代。该寺中文物保护碑也记为唐代。可如果平等寺建于唐,那么在唐代以后所提及周文王灵台的史料中,并未见到有关平等寺的资料记载(也许笔者寡见、妄言)。
在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著的《关中胜迹图志》(另清代《西安府志》和顾祖禹《读史方域纪要》等)中,在关于周文王灵台时,记载到;明代秦藩,在台顶上修建佛寺,使僧人保护古台。且明确记载到;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5年)巡抚毕沅亲往灵台相度,加修葺焉。昔时,灵台上的文王殿应是乾隆年间修葺后的故物。
清朝末年,同光年间的社会大动乱中,关中大地许多文物古迹大遭破坏,灵台和平等寺同样未能幸免,在灵台上仍留有当年毁坏的遗迹故物。古灵台屡历劫难,其它殿宇钟鼓楼等均遭毁坏,唯有文王古殿劫后犹存。在古灵台上原有古柏两棵,树径约两米之粗,树龄之古难以计年,还有古铁钟一口,能容四人蹲在其内。惜在上世纪中期,古树被伐,大钟被毁,令人今日思之长叹。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相继在文王殿前,原平等寺的故址上,修建起了菩萨殿和地藏殿南北相对各五间。由于文王古殿面东坐西,菩萨殿居南,地藏殿居北。新建之殿宇,富丽庄严,雕梁画栋,壁画彩塑集一时之工艺精华,菩萨殿中供有玉菩菩萨一尊,其作工之精细,令观者赞之有嘉,两旁泥雕彩塑连同地藏殿中地藏菩萨和十殿阎君,形态各异,美妙绝仑。在寺内有两株观音柳,造形独特,其他寺院少见,其花四时长开,其色若莲,令人叹为观止。如今新的平等寺整体规划图已在平等寺中挂于墙,不久的将来,崭新的平等寺又将立于沣河岸畔。
近年来在各界人士的努力相助下,古文王殿已复修一新。如今的文王殿,青砖蓝瓦,雕梁画栋,石阶雄狮,周文王端坐于将台以上,四周壁画分别描绘着;“文王演易”、“灵沼瑞莲”、 “渭水访贤”、“教民稼穑”等人们熟知的故事轶文。据当地人们讲;在灵台周围有一怪现象,每当盛夏时,周围其他地方的蚂蚱早已叫声驱除署气了,而在灵台周围听不到一声蚂蚱地叫声,当地人讲周文王夏夜观天象,蚂蚱怕惊扰文王,故不感有声。足见周文王当年德及苍生,惠于万物,后人敬仰之极。复修一新的文王殿放眼望去,犹如一位饱经苍桑的老人又一次焕发着青春般地光彩,令人的高兴之极。
站在古灵台上,东看沣水无语北往,日夜不息。南仰秦岭诸峰,竟相争秀。西览秋苗绿浪,远处村庄中鸡犬之声隐隐入于耳际,北望灵沼、梁家新桥。想当年周德初施,营丰邑,建灵台,民皆乐从。三百年后,历、幽失德,殃及草木,惹怒万民,最终被迫东迁。昔日的盛地景观,逐渐化为尘烟,唯有灵台,犹在眼前,令后人盛赞。
往事越千年,灵台历经劫难,却仍立此间。沣水北去悄然无语,满载着欢乐与苦难,日夜不息的流经台前。当年陈迹已难寻,登临古台访旧音,千秋功过后人议,民心有嘉颂圣人。
千百年来,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周文王的胜德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被孔夫子、史圣司马迁等历代以来的仁人志士,大为推崇和身体力行。文王拘,演《周易》。仲尼厄,著《春秋》。司马辱,有《史记》-------等等这些故事的内涵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走出困境,走向成功,走上阳光大道,走进美好的未来。
 楼主| 发表于 2008-2-5 12:2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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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历代正统派的学者,用许多不同的文字赞扬它,大致说来,推崇它为“群经之首”,致予无上的敬意。相反的,认为仅是古代的一部卜筮之书,近于巫祝的诬词,卑不足道,只是经过孔子传述《周易》以后,又加上历代许多学者穿凿附会,才有了后世的盲从和崇敬。甚之,近代以来,还有许多类似轻薄的讥刺。
   无可否认的,《易经》原是上古卜筮的学术,但到了商、周之际,经过文王的整理和注述,把它由卜筮的范围,进入“天人之际”的学术领域,由此《简易》一书,便成为中国人文文化的基础。自东周以来,再经过孔子的研究和传述,同时又散为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源泉,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因此,如要研究中国文化,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墨和诸子百家,乃至唐、宋以后的儒、佛、道等诸家之学,不从《易经》探研,便有数典忘祖之概了。
   《易经》与三易
   通常我们提到《易经》,就很自然地知道是指《周易》这本书。因为中国文化,自经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以后,冠以《周易》一书,统称“六经”。经是天地的大准则,也是人生的大通道。称《周易》等书为六经,便是说明经过孔子所整理过的这六部书,它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天人之际”所有学问的大原理、大法则。自秦、汉以后,研究易学的,对于《易经》一书命名的内涵问题,就有“三易”之说的异同出现了。
   第一:属于秦、汉以后正统儒家学派的理论,根据《易纬·乾凿度》这本书的观念,认为“易”的内涵,包括三个意义:(l)易。就是简易、平易的意思。因为天地自然的法则,本来就是那样简朴而平易的。(2)变易。认为天地自然的万事万物以及人事,随时在交互变化之中,永无休止。但是这种变化的法则,却有其必然的准则可循,并非乱变。(3)不易。天地自然的万事万物以及人事,虽然随时随地都在错综复杂、互为因果的变化之中,但所变化者是其现象。而能变化的,却本自不易,至为简易。
   第二:属于秦、汉以后儒、道两家学者通用的观念,根据《周礼·大卜》篇对于三易的涵义,是指上古以来直到周代初期之间的《易经》学术思想,约分为三个系统:(一)《连山易》。(二)《归藏易》。(三)《周易》。
   据说,伏羲时代的易学,是《连山易》。首先以“艮卦”开始,象徵“山之出云,连绵不绝”。黄帝时代的易学,是《归藏易》。首先以“坤卦”开始,象徵“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意思是指人类的文化和文明,都以大地为主。万物皆生于地,终又归藏于地。
   周代人文文化的开始,便以现在留传的《周易》为宝典,首先从“乾”“坤”两卦开始,表示天地之间,以及“天人之际”的学问。但东汉的大儒郑玄,认为夏代的易学是《连山》。殷代的易学是《归藏》。当然,周代的易学便是《周易》了。
   又另有一说:认为上古的神农氏世系名“连山氏”,又名“列山氏”。所谓“连山”,便是“列山”的音别。黄帝的世系又名“归藏氏”。因此两说,又有异同的问题存在其间,如果认为夏代所宗奉的易学便是《连山易》。殷代所宗奉的易学便是《归藏易》。到了周代,经过文王的整理,才构成为《周易》体系的易学。那么关于这两个分歧的意见,也就没有太大的出入了。
   但以考据学者的观点来看《易纬·乾凿度》和《周礼·大卜》篇这两种文献资料,应该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历来考据学家们,认为《易纬·乾凿度》等书,纯出汉末或魏、晋人的伪作,假托是上古的传承。这种观念,并非完全无理,也的确值得研究、考虑。
   可是两汉以后的学者,硬性舍弃《周礼·大卜》的观念而不采信,偏要采用更有问题的《易纬·乾凿度》之说,认为“简易、变易、不易”为天经地义的易学内涵,这便是后世以儒理说易的根据。那是不顾考据,只取所谓三易原理的内义,用之说明易学的大要而已。
   此外,关于“连山、归藏、周易”的三易之说,在汉、魏以后道家的学术思想中,便又发生了两种观念。(一)认为《连山》、《归藏》这两个系统的易学,早已失传。(二)认为汉、魏以后的象、数易学,便是《连山》、《归藏》的遗留,颇为合理。而且《连山》、《归藏》易学的精义,确已成为秦、汉以后道家学术思想的主干。如十二辟卦之说,便是以“归藏”的“坤”卦为主。卦气起“中孚”之说,便是以“艮卦”的半象为用。
   易名的定义
   后世有人从《易经》内容所举例的动物,如龙啊!马啊!象啊!彖啊!鹿啊!等等着眼,并且采用《系辞传》所说,我们的老祖宗伏羲开始画卦时有“远取诸物”的说明,认为原始的“易”字,便是取其象形飞鸟的观念。不过,此说并未引起重视。
   到了近代,有人认为“易”便是蜥蜴的简化,蜥蜴这种生物,它的本身颜色随时随地变化多端,当它依附在某种物体时,它的颜色,便会变成与某种物体的色相相同。《易经》是说明天地间事物的必然变化之理,所以便取蜥蜴作象徵,犹如经书中的龙、象等一样。但总不能叫它是“蜴经”,因此便取名为“易”。主张此说的,以日本的学者中最为强调。这等于在第二次大战前,说“尧”是香炉、“舜”为蜡烛台、“禹”是爬虫,同样的都含有轻薄的恶意诬蔑,不值得有识者的一笑,不足道也。
   那么《易经》的“易”字,究竟是什么意义呢?根据道家易学者的传统,经东汉魏伯阳著《参同契》所标出,认为“日月之谓易”的定义,最为合理。“易”字,便是上日下月的象形。《易经》学术思想的内涵,也便是说明这个天地之间,日月系统以内人生与事物变化的大法则。并且从近世甲骨文的研究的确有象形上日下月的“易”字。因此更足以证明道家传统和魏伯阳之说“日月之谓易”的定义之准确性。目前《易经》的学术思想,在西方欧、美各国,逐渐大加流行,我们自己对国家民族祖先文化准确的定名和解释,绝对不能跟着人云亦云,含糊混淆,自损文化道统的尊严。
   《易经》的作者
   “易更三圣”。这是秦、汉以后的作者,对于上古形成易学传统者公认的定说。也是我们现在开始研究易学者必须先得了解的问题。秦、汉以后,儒家学者的共同认定,开始画八卦的,是我们的老祖宗伏羲氏。演绎八卦的,当然是周文王。
   发扬易学精义的,便是孔子。因此说“易更三圣”就是指画卦者伏羲、演卦者文王、传述者孔子。事实上,文王演卦而作“卦辞”,他的儿子周公又祖述文王的思想而发扬扩充之,便著了《爻辞》,为什么三圣之中却不提到周公呢?据汉儒的解说;根据古代宗法的观念,父子相从,因此三圣之中便不另外提到周公了。关于这个问题,如此结案,是否公允而有理,还是很难认定。
   开始画卦的,当然是伏羲,这是毫无疑问的事。经过文王演卦、周公祖述、孔子发扬以后,硬要赖掉周公在文化学术上的功劳,恐怕孔子梦对周公时,于心难安。同时,又轻易地溜掉“更三圣”的这个“更”字,也不应该。古文“更”字又有“曾经”的意思,所谓“易更三圣”者,是指易学经过三位圣人学者的整理,才得发扬光大。
   由伏羲画八卦开始,到了商、周之际,再经过文王、周公、孔子三圣的研究和著述,才建立了《周易》学术思想的系统。因此可知“易更三圣”一语,严格地说,应该是对《周易》一书而言。如果说对所有的易学系统来说,硬拉下伏羲来凑合三圣,似乎有点牵强。连带这个问题而来的,便是“文王演易”和重复演绎为六十四卦的问题了。
   伏蒙画卦,这是古今公认的事实。由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却有四种说法:(一)认为六十四卦也是伏羲所排列的。(二)有的认为六十四卦也是文王的演绎。(三)认为由八卦重复排演成六十四封的,是神农氏。(四)认为重复演卦的人是夏禹。
   主张第一说的,以王弼(辅嗣)等为最有力。主张第二说的是司马迁等。主张第三说的是郑玄等。主张第四说的是孙盛等。要把这四种说法加以考据确定,实在不容易,而且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至于认定重复卦象的人是周文王,大概是从“文王演易”这个“演”字的观念来推定。
   其实,这个“演”宇,不能硬说就是演绎六十四卦的涵义,只能说是对《周易》一书六十四卦排列的次序和方式,以及《周易》书中对卦多爻辞的演义而言。这是无可否认的,都是文王的杰作。至于伏羲画出的卦象,它的原来次序程式究竟是如何排演的?为什么《连山》易的排列以“艮卦”为首,为什么《归藏》易的排列以“坤卦”为首等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王辅嗣的主张,认为重复排演六十四卦者,仍是伏羲的创作,这是最为有理的。

作者简介 ······
  陈鼓应(1935-),福建长汀人。台湾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毕业。历任台湾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著译有:《老子注译及评价》(中华书局)、《庄子今译今注》(中华书局)、《耶稣新画像》(三联书店)、《悲剧哲学家尼采》(三联书店)、《老庄论集》(与张松如合著,山东齐鲁书社)、《存在主义》(与孟祥森合译,商务印书馆)。
   赵建伟,北京人,一九五七年生。一九八七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戏曲学院教授。著有《人世的禁区》、《中国古代禁忌》、《女性禁忌》、《出土简帛周易疏证》及《说乾》、《乾坤道论》、《文子断代研究》、《郭店竹简老子校释》等。
 楼主| 发表于 2008-2-5 12:3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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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通论》 清·皮锡瑞

  ●《易经》
    ○论变易不易皆之大义治经者当先知此经之大义,以易而论,变易不易比大义所在,二者当并行不相悖。《周易正义》第一论易之三名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署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既义总变化,而独以易为名者,《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易变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在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澹泊不失,此其易也,变易者,其气也,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移,能消者息,必专者败,此其变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蕴邪,又云,易之门户邪,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ㄨ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则也。又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只变所适此言顺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锡瑞案孔颖达引证说明,乾凿度为说易最古之书,郑君兼通今古文之学,其解易之名义,皆兼变易之说,郑引易尤切实,是易虽有穷变通久之义,亦有不易才在,斯义也,非独易言之,群经亦多言之,而莫著于礼记,大传曰,改制度,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郛,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尊尊也,亲亲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变革即变易也,不可变革即不易也,董仲舒汉初大儒,深得斯旨,其对策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又曰,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后人读之,议其前后矛盾,不知董子对策之意,全在变法,以为舜继尧后,大治有道,故可无为而治,汉继秦后,大乱无道,而汉多袭秦旧,故谓当变更化,不变者道也,当变者法也,亦即易以变易为义,而有不义者在也,今之学者,不知穷变通久之义,一闻变法,群起而争,反其说者,又不知变易之中有不易者在,举天地君臣父子不可变者亦欲变之,又岂可训乎。
  ○论伏羲作易垂教在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读易者当先知伏羲为何画八卦,其画八卦有何用处。正义曰,作易所以垂教者,即《乾凿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时,人民无别,群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仪义乃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以画八卦,建五气,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为罔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于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又坤灵图曰,伏羲氏立九部民易理,春秋纬文耀钩曰,伏羲作易名官,礼纬合文嘉曰,ж者别也,戏者献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郑君六论曰,ж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无文字谓之易,以厚君民之别,郑专以厚君民之别为说,盖本孔子云,君亲以尊,臣子以顺之义,陆贾新语道基篇亦云,先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畅其说云,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后,卧之讠去々,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焦循谓读陆氏之言,乃恍然悟伏羲所以设卦之故,更推阐其旨曰,学易者必先知伏羲未作八卦之前,是何世界,伏羲作八卦重为六十四,何以能治天下,神农尧舜文王周公孔子,何奉此卦画为万古修已治人之道,孔子删书始唐虞,治法至唐虞乃备也,赞易始伏羲,人道自伏羲始定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伏羲设卦观象,定嫁娶以别男女,始有夫妇,有父子,有君臣,然则君臣自伏羲始定,故伏羲为首出之君,前此无夫妇父子,即无君臣,凡纬书所载天皇地皇人皇九头五龙摄提合雒等纪,无容议矣,庄子缮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戏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按庄子不知易道,不知伏羲之功者也,饮食男女,虽禽兽虫豸生而即知,然牝牡无定偶,故有母而无父,自伏羲画八卦而入道定,有夫妇乃有父子,有父子乃有君臣,孔子赞易,所以极称伏羲之功也,人道不定,天下大乱,何以得至一,故无伏羲画卦,则无夫妇,无父子,无君臣,而以为阴阳和静,万物不伤,真妄论矣,阮嗣宗通论云,易者何也,乃昔之元真往古之变经也,庖牺氏当天地一终,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万物之情不类,于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分阴阳,序刚柔,积山泽,连水火杂而一之,变而通之,终于未济,六十四卦,尽而不穷,嗣宗亦庄生之流,而论易则称伏羲之功,不拾漆园唾余,然谓利用不存,法制夷味,似谓上古本有法制利用,至伏羲时晦,而伏羲氏复之,则无稽耳,锡瑞案焦氏发明伏羲画卦之功尤畅,画卦之功首在厚君民之别,故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而地天为泰,天地为否,似与此义相反,盖泰之得在天地交,否之失在天地不交,履以位言,泰否以情言,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后世尊卑阔绝,而上下之疏,礼节繁多,而君臣之义薄。四语本苏子瞻。昧者欲矫其弊,遂议尽去上下之分,岂知作易垂教所以理人伦而明王道之义乎。
  ○论重卦之人当从史迁扬雄班固王充以为文王易为群经之首,读易当先知作易之人,欲知作卦爻辞为何人,又必先知重卦为何人,周易正义第二论重卦之人曰,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羲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案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羲矣,锡瑞案解经以最初之说为主,史记儒林传曰,自鲁商瞿受易孔子,传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与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川人杨何,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是杨何上距商瞿凡八传,汉初易皆主杨何,太史公父谈亦受易于杨何,史公言易必用杨何之说,周本纪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传曰,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正义谓史迁以为文王重卦,其说甚明,且非独史迁之说为然也,杨子法言问神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问明篇曰,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渊乎,汉书艺文志曰,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论衡对作篇曰,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演,正说篇曰,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是以为文王重卦者,非独史迁,更有扬雄班固王充,故正义以为史迁等,扬雄西汉末人,班固王充东汉初八,皆与史迁说同,郑玄东汉末人,巳在诸人之后,其说以为神农重卦,盖以取益噬嗑为据,谓伏羲取诸离在八卦之内,神农益噬嗑在六十四卦之内也,孔疏亦以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为伏羲重卦之证案,此说亦太泥,朱子语类曰,十三卦所谓盖取诸离,盖取诸益者,言结绳而为网罟有离之象,非观离而台有此也,又去,不是先有见乎离而后为网罟,先有见乎益而后为耒耜,圣人亦只是见鱼鳖之属,欲有以取之,遂做一个物事去拦截他,欲得耕种,见土地硬,遂做一个物事去剔起他,欲合于离之象,合于益之意,沈寓山寓简曰,大传言盖取诸益,取诸睽,凡一十三卦,盖圣人谓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谓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陈沣曰,案系辞所言取诸者,与考工记轮人取诸圜也,取诸易直也,取诸急也,文义正同,轮人意取诸圜,非因见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与急,非因易见易直与急之物而取之也,此三说皆极通,可无疑于神农时已益与噬嗑,而不得云文王重卦矣,后人犹有疑者,皆疑所不当疑罗泌路史余论曰,世以为文王重卦因扬雄之说而谬之也,满招损谦受益,谦与损益,益稷之言不自后世,佃渔之离,谓之小成可也,耒耜之益,与交易之噬嗑,岂小成哉,然则不自文王重卦可识矣,顾炎武日知录曰,考襄公九年,穆姜迁于东宫,筮之,遇艮之随,姜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独言是于周易则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为六十四卦者,不始于文王也,锡瑞案罗氏不知满招损,谦受益,出伪古文大禹谟,不足据,益与噬嗑言取诸者,朱子辨之已明,顾氏不知左氏杂取占书,唐啖助已言不可尽信,占筮书多传会,穆姜说元亨利贞之义,全同孔子文言,以为暗合,未必穆姜之学与圣人同,以为孔子作文言,剿袭穆姜之说,尤无是理,疑占书取孔子文言,傅之穆姜而左氏载之,不当反据其文,疑重卦不始文王也丁晏孝经徽文云。邱明博,多采孔门精语缀集成文,而后儒反疑圣剿取左氏,必不然矣,据丁氏说可为左氏传引圣经之证,焦循亦云,左氏生孔子赞易之后,刺取易义以饰为周史之言。
 楼主| 发表于 2008-2-5 12:3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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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连山归藏周易正义第三论三代易名曰,案周礼太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玄又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郑玄虽有此释,更无所据之文,先儒因此遂为文质之义,皆烦而无用,今所不取,案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既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无无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里,周德未与,犹是殷世也,故题击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故易纬云。因代以题击是也,先儒又兼取郑说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遍之义,虽欲无所遐弃,亦恐未可尽通,其易题周,因代以称周,是先儒更不别解,唯皇甫谧云,文王在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谓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系辞之文,连山归藏无以言也,周礼太卜疏,赵商问今当从此说以不敢问,杜子春何由知之,答云,此数者非无明文,改之无据,故著子春说而已,近师皆以为夏殷周,郑既为此说,故易赞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又注礼运云其书存者有归藏,如是玉兆为夏,瓦兆为殷可知,是皆从近师之说也,按今归藏坤开筮,帝尧降二女为舜妃,又见节卦云,殷王其国常毋谷,若然依子春说,归藏黄帝得有帝尧及殷王之事者,盖子春之意,宓戏黄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故郑云,改之无据,是以皇甫谧记亦云,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回归藏,虽炎炎与子春黄帝不同,是亦相因之义也,云名曰连山,似山内出气也者,此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故名易为连山,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者,此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也,郑虽不解周易,若名周易者,连山归藏皆不言地号,以义名易,则周非地号,以周易以纯乾坤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币于四时,故名易为周也,锡瑞案孔贾二疏不同,孔不从郑,以为代号贾从郑以为以义名,当以郑说义名为是连山归藏若是代号,不应夏殷袭羲黄帝之旧,且连山归藏不名易,若是代号,必下加易字,乃可通,故郑皆以义名,与连山首艮归藏首坤正合,郑以周易为周普,亦以义名,盖本系辞传易之为书也,周流六虚,孔疏以为无据,非也,桓谭新论曰,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不应夏易数倍于殷,疑皆出于依,连山刘炫伪作,北史明言之,归藏虽出隋唐以前,亦非可信为古书,删定六经,始于孔子,孔子以前,周易与连山归藏并称,犹鲁之春秋,与晋之乘楚之杌并称也,周易得孔子赞之而传为经,连山归藏不得孔子赞之而遂亡,犹鲁之春秋,得孔子修之而传为经,晋乘楚杌,不得孔子修之而遂亡也,孔子所不赞修者,学者可不措意,况是伪书,何足辨乎,连山归藏之辞,绝不见于古书称引,盖止有占法而无文辞,故周易当孔子未赞之前,疑亦止有占而无文释也。○论卦辞文王作爻辞周公作皆无明据当为孔子所作周易正义第四论卦辞爻辞谁作曰,其周易系辞风有二说,一说所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又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牺,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准此诸文,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易历三圣,只谓此也,故史迁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亭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预言箕子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礻龠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又左传韩宣子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统子业帮故也,左传正义曰,易系辞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郑玄云,据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断可知矣,且使传谶纬,皆言文王演易,演谓为其辞以演说之,易经必是文王作也,但易之爻辞有箕子之明夷利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东邻杀牛不知西邻之礻龠祭,文王所作,爻下之意皆斥文王,若是文王作经,无容自伐其德,故先代大儒郑众贾逵或以为卦下之彖辞,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辞,周公所作,虽复纷兑大久,无能决当是非,锡瑞案据孔疏之说,文王作卦爻辞,及文王作卦辞,周公爻辞,皆无明文可据,是非亦莫能决,今据西汉古义以断,则二说皆非是,以卦辞为文王作者,但据系辞传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下有是故履德之基也云云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云云,遂以为文王作卦辞,实则履德之其也云云,共引九卦,正是文王重卦之证,则其辞云云,当即六十四卦,非必别有卦辞,伏羲在未制文字之先,八卦止有点画,文王在制文字之后,六十四卦必有文字,有文字即是辞,不必作卦辞而后为辞也,孔疏云,史传谶纬皆言文王演易,今考之史传,史记,但云文演三百八十四爻,不云作卦爻辞,谶纬云,卦道演德者文,则演易即演三百八十四爻之谓,不必为辞演说乃为演也,其云周公作爻辞者,但以箕子岐山东邻等文,不当属文王说,惠栋周易述,用赵宝说而小变之,以箕子为其子,又据禹贡冀州治梁及岐,尔雅梁山晋望也,因谓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于岐山者为夏王,惠氏疏通爻辞,可以解郑贾诸人之疑矣,然以爻辞为文王作,止是郑学之义,以爻辞为周公作,亦始于郑众贾逵马融诸人,乃东汉古文家异说,若西汉今文家说,皆不如是,史迁扬雄班固王充但云文王重卦,卦未尝云作卦辞爻辞,当以卦爻之辞并属孔子所作,盖卦爻分画于羲文,而卦爻之辞,皆出于孔子,如此则与易历三圣之文不背,箕子岐山东邻西邻之类,自孔子言之,亦无妨,若以为文王作爻辞,既疑不应豫言,以为周公作爻辞,又与易历三圣不合孔疏以为父统子业,殊属强辞,韩宣鲁,单文孤证未可依据,韩宣亦未明说周公作爻辞也,或疑左氏传引筮辞,多在孔子之前,不得以卦辞爻辞为始于孔子,案占书传会,前已言之,困学纪闻曰,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皆非左氏之旧也,姚鼐以为毕万筮仕晋一条,吴起增窜以媚魏者,然则懿氏卜妻敬仲云,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亦陈氏得政之后,人所增窜,若是当时实事,未必齐人不忌敬仲,而更任用之,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有为嬴败姬,侄其从姑,死于高梁之占,叔孙穆子之生,有以谗入人,其名曰牛,卒以馁死之占,应验如神,疑皆传会,若是当时实事,献公未必嫁女于秦,穆子末必用坚牛为政,左氏传此等处皆不可据,说苑泄冶引易曰,君子居其室至可不慎乎,泄冶在孔子前,不应引系辞,此等明是后人搀入,左氏引易亦犹是也。
  ○论易至孔子始著于是学士大夫尊信其书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献通考应氏曰,易虽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记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锡瑞案此亦卦辞爻不出于文王周公之一证,若卦爻子辞,为文王周公作,则当如后世钦定御纂之书,颁之学官以教士子矣,而当时造士,止有礼乐诗书,则以易但有卦爻而无文辞,故不可与礼乐诗书并立为教,当时但以为卜筮之书而已,至孔子阐明其义理,推合于人事,于是易道乃著,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方,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马,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盖易与春秋,孔门惟高才弟子乃能传之,于是学士大夫尊信其说,或论作易之大旨,或说学易之大用,或援易以明理,或引易以决事,而其教遂大明,如荀子大略篇曰,善为易者不占,此以当时之用易者,专为占卜,不知天地消长,人事得失,无不可以易理推测,故云善易不占,以挽其失,又曰,易之咸,见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此本象传序卦之旨而引申之,非相篇曰,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史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此为当日石隐者流,如沮溺丈人,匿迹销声,介之推所谓身将隐,焉用文之,究非中道,大略篇又曰,复自道,何其咎,以为能变也,吕览务本篇引而申之曰,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荀子言变,吕览言动,皆取复卦刚反之义,吕览应同篇曰,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阐发经义,简明不支,慎大览篇引易履虎尾终吉,可证今本之误,召类篇引史默说涣群之义曰,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可证注疏以涣为涣散之非,元吉与大吉异,元吉以德言,大吉以时言,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故曰,元吉者,吉之始,亦可证旧解元吉为大吉之失,周末诸子引易,具有精义如此,史记载蔡泽言亢龙之义,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决,往而不能自返,国策载春申君言狐濡其尾之义,始之易,终之难,皆引易文以决时事,其说之精亦可以补周末诸子之遗也。
 楼主| 发表于 2008-2-5 12:3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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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卦辞爻辞即是系辞十翼之说于古无徵以卦辞爻辞为孔子作,疑无明文可据,然亦非尽无据也,古以系辞即为卦辞爻辞,汉儒说皆如是,而今之系辞上下篇,古以为系辞传,释文王肃本有传字,盖古本皆如是,宋吴仁杰古周易以爻为系辞,今考系辞有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以明吉凶,又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物,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又云,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又云,系辞焉以尽其言,据此诸文,明是指卦爻辞谓之系辞,若谓系辞中四处所云系辞,即是今之系辞,孔子不应屡自称其所著之书,又自言其作辞之义,且不应自称圣人,盖系辞即卦辞爻辞,乃孔子所作,今之系辞乃系辞之传,孔子弟子所作,系辞中明有子曰,必非出自孔子物笔,史记自序,引系辞之义为易大传,是其明证,凡孔子所作谓之经,弟子所作谓之传,所云圣人系焉以断其吉凶,乃孔子弟作传,称孔子为圣人,非孔子作系辞,而称文王周公为圣人也,郑樵六经奥论曰,易大传言系辞者五,皆指爻辞曰系辞,如上系曰,系辞焉而明吉凶,系辞以断其吉凶有二,曰系辞焉而命之,孔子专指爻辞以为系辞,今之系辞,乃孔门七十二子传易于夫子之言,为大传之文,则系辞者,其古传易之大传欤,郑樵以系辞传为易大传,正本史记孔疏云,经文王周公所作,传孔子所作,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经,汉书儒林传云,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则已误,以孔子所作为传,与史记之说大异矣,欧阳修不信祥异,以系辞云,河作图,洛出书,圣人作之为非孔子之言,不知系辞传本非孔子之言,乃孔子弟子所作以解释孔子之言者也,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公既以今之系辞为易大传,则不以为孔子所作,世家所谓亦必指卦辞爻辞而言。系者属也,系辞犹云属辞,据史记云,伏戏画八卦,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分为三百八十四爻而无其辞,至孔子乃属辞以缀其下,故谓之系,此其有朋文可据而不必疑者也,惟孔子世家引说卦颇疑有误,论衡正说篇曰,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皇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所说易益一篇,盖说卦也,隋书经籍志曰,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所谓三篇,盖兼序卦杂卦在内,据王充说,说卦至宣帝时始出,非史公所得见,故疑世家说卦二字,为后人搀入者,说卦论八卦方位,与卦气图合,疑焦京之徒所为,程迥古易考十二篇阙序杂卦,以为非圣人之言,李邦直朱新仲傅选卿皆疑序卦,近儒朱彝尊亦然,戴震云,昔儒相传说三篇,与今文大誓同后出,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故三篇词指,不类孔子之言,或经师所记孔门余论,或别有所传述,博士集而读之遂一归孔子,谓之十翼矣,据此则古今人皆疑说卦三篇,而十翼之说,于古无徵,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又曰,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是已分为十篇,尚不名为十翼,孔疏以为郑学之徒并同此说,是十翼出东汉以后,未可信据,欧阳修谓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后人以为欧阳不应疑经,然十翼之说,实不知起于何人也。○论孔子作卦辞爻辞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或疑卦辞爻辞为孔子作,彖象文言又孔子作,夫彖象文言,所以解卦辞爻辞也,是岂孔子自作之而自解之欤,曰,孔子正是自作之而自解之也,圣人作易,幽赞神明,广大精微,人不易喻,孔子恐人之不能尽喻也,既作卦辞,又自作象以解卦辞,既作爻辞,又自作象以解爻辞,乾坤为易之门,居各卦之首,又特作文言以释之,所谓言之不足,故长言之,所以开愚蒙导后学也,若疑自作自解,无此文体,独不观扬雄之太玄平太玄准易而作者也,汉书扬雄传曰,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冲错测ゼ莹数文扌图告十一篇,绵以解剥玄体离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据此是雄作太玄,恐人以为曼漶不可知,自作十一篇解散其文,以示后人,正犹孔子作易,有卦辞爻辞,恐人不知自作彖象文言以示后人也,司马光说玄曰,易有彖,玄有首,彖者卦辞也,首者亦统论一首之义,易有爻,玄有赞,易有象,玄有测,测所以解赞也,易有文言,玄有文,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赞,文言之类也,据此则太玄准易,玄之赞即易之爻,若谓自作不当自解,则扬子即作赞矣,何必又有测以解赞,复有言以解赞乎,当时客有难玄太深,雄解之,号曰解难,其辞曰,是以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藏,定万物之基,扬子但以文王为附六爻,与法言所说同,文王但重卦而无辞,则卦爻辞必孔子作,雄以孔子作卦爻辞,又作彖象文言而自解之,故准易作太玄亦作首赞以法卦爻辞,又作测与文而自解之扬雄太玄自作自解,人未有疑之者,独疑孔子不应自作自解,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高贵乡公以下,多疑彖象不当合经,不知彖象与卦爻辞,皆孔子一人所作,既皆孔子所作,则皆当称为经,并无经传之分,惟系辞传当称传耳,彖象合卦爻辞,与不合卦爻辞,似可无庸争辨,太玄旧本分玄之赞辞为三卷,一方为上,二方为中,三方为下,次列首冲错测ゼ莹数文扌告凡十一篇,范望散首测于赞辞之间,王涯因之,宋惟依易之序,以玄首准卦辞,测准小象,文准文言,ゼ莹扌图准系辞,告数准说卦,冲准序卦,错准杂卦,吴秘因之,司马光从范本,诸人纷纷改订,正与改订易文相似,其实一人所作,次序先后可以不拘,阮孝绪称太玄经九卷,雄自作章句,是雄且作章句以自解其太玄矣,尚何疑于自作自解之不可乎,章学诚文史通义以著书自注为最善,谓本班固汉书,不知扬雄又在班固之前,孔子更在前也。
 楼主| 发表于 2008-2-5 12:3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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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经之人惟易最详经义之亡惟易最早孔子删定六经传授之人,惟易最详,而所传之义,惟易之亡最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传楚人干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入周子家坚,坚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汉书儒林传曰,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干臂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邱贺徭,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学,史汉载商瞿以下,传授名字,子弘即子弓,矫疵即桥庇,周丑即周坚,光羽即孙虞,史记以为子弘传子庸,汉书以为子庸传子弓,各有所据,而小异大同,孔门传易之源流,在汉固甚明也,史记止于杨何,距商瞿八传,汉书下及施孟梁邱,距商瞿九传,史记儒林传云,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传,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川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是皆言汉初传经诸人,而申公辕固韩婴伏生高堂生等。皆不言其所授,盖史公已不能明,惟于易云,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川人杨何,史公父谈受易于杨何,故于易之授受独详,史公能详易家授受之人,岂不能知易经作卦爻辞之人,而周本纪但云文王重卦,鲁世家不云周公作爻辞,则文王周公无作卦爻辞之事,孔子世家云,序彖系象,即卦爻辞在其中矣,史记不及丁宽,汉书以为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施孟梁邱,又云,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之孟氏,不相与同,据汉书,则田何丁宽杨何之学,本属一家,传之施孟梁邱,为易之正传,焦京之学,明阴阳术数,为易之别传,乃至于今,不特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之易传数篇无一字存,即施孟梁邱,汉立博士授生徒以千万计,今其书亦无有存者,转不如伏生尚书,齐鲁韩诗,犹可稍窥大旨,岂非事理之可怪,而经学之大可惜者乎,后惟虞翻注易,自谓五世传孟氏易,其注见李鼎祚集解稍详,近儒张惠言为之发明,此则孟氏之学支与流裔,犹有存者,而汉儒易学,幸得存什一于千百也。
 楼主| 发表于 2008-2-5 12:3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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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西汉易学之书虽亡,而其说犹有可考者,如淮南子缪称训曰,故君子惧失仁义,小人惧失利,观其所惧,知各殊矣,易曰,即鹿无虞,惟人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又曰,小人在上,如寝关暴纩,不得须臾安,故易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言小人处非其位,不可长也,又曰,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无歧道旁见者,遏障之于邪,开道之于善,而民乡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齐俗训曰,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论训曰,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道亨利贞,言人莫不有道而不欲其大也,人间训曰,今霜降而树,冰泮而求获,欲其食则难矣,故易曰潜龙勿用者,言时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泰族训曰,易曰,丰其屋,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者,非无众庶也,言无圣人以统理之也,贾谊新书容经曰,亢龙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潜龙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龙之神也,其为蜚龙乎,春秋篇曰,故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来,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其此之谓乎,董子繁露基义篇曰,易言履霜坚冰,盖言逊也,精华篇曰,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饣束,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饣束者,国家倾也,刘向说苑,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又引孔子曰,困之为道,犹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惟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亭贞,大人吉,法诫篇曰,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欢,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欢,孔子曰,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欠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夫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又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奉使篇曰,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黯往视之,黯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矣,指武篇曰,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列女传邹孟母曰,易曰,在中馈,无攸遂,以言妇入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刘向传称易有鼎卦,鼎宗庙之器,主器奉宗庙者长子也,野鸟自外来,入为宗庙器主,是继嗣将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鸟居鼎耳,小人将居公位,败宗庙之祀,野木生朝,野鸟入庙,败亡之异也,又曰,于易在丰之震,曰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于诗十月之交,则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马师氏,咸非其材,同于右肱之所折,协于三务之所择,明小人乘君子,阴侵之原也,又曰,谗邪进则众贤退,邪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又曰,易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法,法出而不返者也,又曰,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又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彭宣传宣上书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则覆乱矣,宣治易事张禹,禹受易于施雠者也,刘向治易,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者也,淮南王集九师说易者也,贾董汉初大儒,其说易皆明白正大,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盖得易之正传,田何杨叔之遗,犹可考见。
 楼主| 发表于 2008-2-5 12:34 | 显示全部楼层
○论阴阳灾变为易之别传经学有正传,有别传,以易而论,别传非独京氏而已,如孟氏之卦气,郑氏之爻辰,皆别传也,又非独易而已如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礼月令明堂阴阳说,春秋公羊多言灾异,皆别传也,子贡谓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则孔子删定六经,以垂世立教,必不以阴阳五行为宗旨,汉艺文志阴阳五行分为二家,其后二家皆窜入儒家,此亦有所自来,古之王者恐已不能无失德,又恐子孙不能无过举也,常假天变以示儆惕,礼记曰,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易本卜筮之书,其掌卜筮者,必陈祥异占验以左右王,古卜筮与史通,周官冯相保章司天文者属太史,故国语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氏传采占书,虽未必皆当时本文,而所载卜筮事,皆属史官占之,此古卜筮与史通之明证,亦古卜史借天道以儆君之明证,后世君尊臣卑,儒臣不敢正言匡君,于是亦假天道进谏,以为仁义之说,人君之所厌闻,而祥异之占,人君之所敬畏,陈言既效,遂成一代风气,故汉世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伏传齐诗公羊春秋,皆齐人所传也,孟京非齐学,其言易亦主阴阳灾变者,卜筮占验,本与阴阳灾变为近,故后世之言术数者,多于易,汉书儒林传曰,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侯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独传喜,诸儒以此之,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京房受易梁入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唯京氏为异党,据班氏说,则易家以阴阳灾变为说,首改师法,不出于田何杨叔丁将军者,始于孟而成于京,班氏既谓二家不同,而艺文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似二家实合为一者,盖又京氏之孟氏,而非孟氏之本然也,孟氏得易家书,焦延寿得隐士说,则当时实有此种学,而非其所自创,汉志易家有杂灾异三十五篇,是易家本有专言灾异一说,而其传此说者,仍是别传而非正传,汉儒藉此以儆其君,揆之易义,纳约自牖,与神道设教之旨,皆相吻合,可见人臣进谏之苦心,亦不背圣人演易之宗旨,而究不得为正传者,孔子说易见于论语者二条,一勉无过,一戒无恒,皆切人事而言,战国诸子及汉初诸儒言易,亦皆切人事而不主阴阳灾变,至孟京出而说始异,故虽各有所授,而止得为易之别传也,困学纪闻,京氏易积算法,引夫子曰,西伯父子,研理穷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应加乎星宿,局于六十四所,二十四气,分天地之数,定人伦之理,验日月之行,寻五行之端,灾祥进退,莫不因兹而兆矣,王应麟曰,此占候之学,决非孔子之言,惠栋曰,如京说,则今占法所谓纳甲世应游归六亲六神之说,皆始于西伯父子也,案西汉以前,无以为文王周公作卦爻辞者,况纳甲世应之说乎,此不特非孔子之言,并非京氏之说,京氏易传无之,乃后人传会,不可信。
 楼主| 发表于 2008-2-5 12:3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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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孟氏为京氏所传孟学亦间出道家孟氏之学,以今考之,有与诸家相出入者,卦气出于孟氏,而其书不传,其说不详,详见于京氏书,汉书京房传曰,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其说亦见于易纬稽览图,所云卦气起中孚,卦主六日七分,大谊略同,唐一行卦议引之,以为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汉儒以纬为孔子作,固未必然,孔疏以谶纬起自哀平,亦不甚合,纬书之出最古,亦有汉儒传会者,稽览图未知与孟京孰为先后,或纬窃孟京,抑或孟京窃纬,皆不可知,汉儒称谶纬,宋人斥谶纬而称图书,其实皆主阴阳五行,如邵子曰,卦气始于中孚,蔡西山云,康节亦用六日七分,是孟京之说,不仅汉儒宗之,宋儒亦宗之矣,然其说有可疑者,六十四卦直日用事,何以震离兑坎四卦不在内,但主二至二分,乾坤为诸卦之宗,何以与诸卦并列,似未免削趾履,强合牵附,京氏与孟氏相出入,汉书云,焦京之孟氏,不相与同,则卦气之说,或并焦京所,非孟氏本旨欤,汉书又云,孟喜得易家阴阳灾变书,则卦气之说,或孟氏得易家书本有之欤,皆疑莫能明,焦循云,六日七分,即所得阴阳灾变之田生者,艺文志章句二篇,此乃得之田王孙者,今说文释文中所引即此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六十六篇,则所传卦气六日七分之学也,孟氏今文,与费氏古文易判然不合,而许慎说文解字叙云,易孟氏皆古文也,则孟氏亦有古文矣,荀爽传费氏易而言升降,虞翻表献帝云,颍川荀号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虞氏言消息旁通,与荀言升降相出入,则荀氏费易与虞氏孟易相入矣,张惠言易义别录,首列孟氏,亦仅能举说文释文诸书之异字,而不能举其义,张氏以为学者求田何之书,则惟孟氏此文,求孟氏之义,惟虞氏注说,故作虞氏义与消息,阮元称为孤家专学,近之汉学家多宗之,而亦有不尽谓然者,王引之谓虞氏以旁通说彖象,显与经违,虞氏释贞以之正,违失经义,见经义述闻,钱大昕论虞仲翔说易之卦,有夫其义者,有自紊其例者,见潜研堂答问,陈沣云,虞氏易注多不可通,所言卦象尤多纤巧,见东塾读书记,焦循易图略虽取虞义,亦其非,张惠言云,虞氏虽传孟学,亦斟酌其意,不必尽同,然则虞氏间有违失,而非必尽出于孟矣,虞氏引参同契日月为易,又言梦道士饮以三爻,则其学杂出于道家,故虞氏虽汉易大宗,亦有当分别观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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